從慈禧到蔣介石，為什麼說他們的衰敗是必然？

讀史使人明智。在近代社會，為什麼說執政者的思想層次能決定國家的興衰成敗？

對於這一格局極大的宏觀命題，2月1日，知名青年學者、時評人在《中國經營報》旗下新媒體公司中經未來於鳥巢文化中心舉辦的《知識與國運》觸角思享會中，從細微之處著手，深入淺出地剖析中國近代史上三個被妖魔化最深的執政者，其思想層次與國家命運之間存在的某種必然聯繫。

我們記錄了其演講的主要內容。在本文中，你將看到：

「初中水平」的慈禧，為何能統治晚清半個世紀；蔣介石執政的缺陷是什麼，逛妓院一事究竟是真是假；袁世凱的舊思想如何決定了治國水準，他們的舊思想怎樣影響了國運。

一個國家要想實現從近代到現代的轉型，需要多重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執政者所具備的各種能力。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我認為是他的知識結構。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說就是，他有沒有新思想。

孫中山先生說過，要想治理中國這種轉型國家，「非具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就是說，要想治理好中國，全新不行，全舊也不行，必須新舊結合在一起。

我對「知識與國運」的一個大論點是，執政者的知識往往對應轉型的方向感，它構成了轉型成敗、國運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第二次大轉型的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有知識轉型未必成功，沒有必不成功，它決定不了一個國家的上限，但足以決定下限。

我們先來看從慈禧到袁世凱這一段，從晚清開始到民國初年的中國大轉型，這兩位最重要的執政者到底有沒有「新思想」。他們的舊思想對國家造成了怎樣的傷害，對國運造成了什麼影響。

慈禧為何能統治晚清半個世紀？

按照清朝的制度，上諭是由軍機處的大臣來寫，皇帝沒有必要親自書寫上諭。然而慈禧這一生，親自書寫了兩次上諭。我們可以從她在上諭中寫的錯別字，大抵判斷出其文化水平。

第一次是在1861年11月2日，慈禧的老公咸豐皇帝在行宮去世，慈禧要發動辛酉政變，清除顧命八大臣，為了和留在北京的恭親王奕?取得聯繫，她親手書寫了第一份上諭。這份密諭的內容共有238個字，錯別字有16個，錯字率高達6.72%。她還在後面對醇親王奕譞補充了一句話，一共23個字，又有3個錯別字。

在這之後的第4年，也就是1865年3月，慈禧執政時，與恭親王奕欣出現了矛盾。為了把他趕走，慈禧又親自書寫了一份上諭，全文一共228個字，錯別字有13個，錯別字高達5.7%。

第一份上諭中，她在所謂的「全理朝政」，她把「朝政」的「政」字寫成「光明正大」的「正」。4年之後，她開始執政，和小皇帝一起學習了，但是這個「政」字照樣寫錯。由此可以看出她的整個知識水平，並不像一些吹捧，說她是「天妒英才、精通四書、精通二十四史」，這些說法都是後人的美化。

慈禧深知自己的知識水平，所以寫第一份上諭時，就求她七弟和大學士幫她修改，她也知道自己有很多不通的語句和錯別字。

除了這兩份上諭能夠說明她的文化水平，我們可以再來看晚清最善於評價人的曾國藩如何評價慈禧。1869年，曾國藩受慈禧召見，前後在北京共召見了4次。後來曾國藩回到天津，與幕僚趙立文吐槽慈禧和慈安太后，說她們「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

總體而言，慈禧整個知識體系，相當於現在的初中水平。那麼她為何能執掌晚清半個世紀？

她的才能其實不在她的思想，她的思想是標準的舊思想。她的第一個才能是用人，特別是平衡各派鬥爭，非常高明。另外一個特長是，非常善於糾錯，她知道自己哪裡錯了，絕不會頑固到底，很快能糾正。

第一個例子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後，她本身知道打不贏，開始轉向李鴻章組合。第二個例子是1898年，她親手扼殺了戊戌變法，但是後來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她在西安行宮發出庚子新政，改革力度遠勝於戊戌變法，這也是她的糾錯。第三個例子是義和團運動，慈禧本身相信義和團的神術可以打敗外國人，但是她一旦發現義和團的神術失效之後，毫不猶豫立即與義和團翻臉。從招撫開始變成剿滅。

這是慈禧的特長。慈禧本人並沒有新思想，她的思想只可能讓晚清這條破船在風起雲湧之中搖晃，但又不可能率領晚清走出歷史三峽。

袁世凱的治國水準如何？

袁世凱是否真像孫中山先生說的具有新思想呢。我們可以先來看與袁世凱同時代的梁啟超，如何評價袁世凱。梁啟超對袁世凱、李鴻章有一樣的評價：他是舊時代的大人物，不是新時代的大人物。

嚴復與袁世凱的關係比較複雜，進入中華民國之後，他一直力挺袁世凱，同時對袁世凱也有批評，他認為袁世凱的才能只能用在舊時代，擔任地方的總督或巡撫。

此外，與袁世凱走得最近的，從美國回來做袁世凱英文秘書的顧維鈞，對袁世凱的評論是，他不只不了解共和國需要什麼或民主如何起作用，他壓根沒有實現共和或民主的願望。

還有經常與袁世凱打交道的美國駐華大使，說袁世凱雖然受過訓練，見多識廣，但他沒有高深的文化修養，也沒有去過國外，對於中國正在模仿的外國各種制度，只可能有淡泊的模糊觀念，根本不了解在共和國執政的意義是什麼。

綜上所述，中外各種人對袁世凱都是這樣的判斷：袁世凱本人並不具備孫中山所說的新思想。我認為，袁世凱肉身進入了民國，但頭腦還滯留於晚清，如同中華民國的制度進入了民主，而觀念還滯留於專制。如果一個轉型國家的執政者頭腦如此之舊，他的治國水準可想而知。

在和平年代，執政者的舊思想對國運的影響可能不會太大，一旦國家出現危機，那麼他的知識局限就決定了其視線。於袁世凱而言，一旦國家出現危機，他不是知難而上，而是知難而退。所以袁世凱後來稱帝，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知識危機。

我把袁世凱復辟帝制總結為四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共和危機，第二個危機是知識危機，第三個危機屬於權利危機，第四個危機屬於生命危機。這四個原因可能有直接與間接的關係，但不可否認他的知識結構正是其中之一。

這也就是說，為什麼執政者的知識，無法決定一個國家的上限，卻能決定一個國家的下限。比如，慈禧的舊思想與義和團擁有一定同步性，所以她執政期間，這個國家的下限就是庚子之亂。而袁世凱執政，他的舊思想也決定了這個國家的下限，就是復辟帝制。

蔣介石有沒有新思想？

以上是從慈禧到袁世凱的回顧。接下來我們看蔣介石有沒有新思想。

在我們的印象中，蔣介石是一個禿頭的中老年人。從他本人照片來看，青年時期的蔣介石很帥很精神，中年不大好看，他的晚年笑容可掬。

影視作品中的蔣介石有句口頭禪「娘希匹」，但事實上，他的溪口鄉親曾說，蔣先生是斯文人，不會罵人，「娘希匹」是栽贓。不過，蔣介石嘴上不罵人，卻喜歡在日記里罵人，他在日記中罵胡適小人，還詛咒他「不久於人世」。

蔣介石的日記現在藏在斯坦福大學的圖書館。他的日記開放後，大家發現他在日記中罵的人太多了，連他老婆宋美齡都罵過，只沒罵過他兒子蔣經國和國民黨的元老吳智輝，其他的國民黨大佬都被他罵過。

我們再來看蔣介石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辛亥革命爆發後，蔣介石正在日本軍事學校留學，後來他的把兄陳其美髮動起義，就讓蔣介石請假回來幫忙。他請了48小時的短假，乘船偷偷回到中國。然後陳其美就讓他回家鄉浙江，而浙江光復最主要的一站是杭州，事實上蔣介石就是杭州光復這一仗的總指揮。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的時候，浙江辦了一個辛亥百年展，拿出了蔣介石的照片，還拿出了文史資料，承認了蔣介石就是辛亥革命——杭州光復革命的總指揮。

這是關於蔣介石形象的還原。接下來我們看，蔣介石到底有沒有新思想，他的知識結構究竟如何。

蔣介石很有毅力，他從1917年開始寫日記，一直寫到1972年，這55年的日記目前大部分都在，存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現已對外開放。

蔣介石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在上海一邊幹革命，一邊去妓院逛窯子，同時也在讀書。他的日記顯示，五四運動興起之後，他讀過《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革命記》。1920年初期，他除了學習俄語和英語之外，還在閱讀《杜威講演集》《馬克思經濟學說》《馬克思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等。1925年之後，他開始閱讀世界各國革命史，包括《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共產黨史》，其中讀《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不止一次。

這裡面有一個問題，蔣介石到底有沒有把這些西方國家的書讀到心裡去？有沒有成為他獨創的思想？

我們可以看幾個例子。蔣介石讀到黑格爾矛盾學說時，就與中國哲學作對比，並得出結論，「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他認為中國哲學更好，這也是中國一些傾向於傳統文化的人經常乾的事情。

此外，我認為孫中山提到的三民主義是很西化的東西，屬於所謂的新思想。但蔣介石執政之後，對三民主義做了一個處理，即把三民主義「儒家化」。

蔣介石雖然在讀西方的書，但他整個知識結構的主幹還是儒學。我們晚清有一個說法叫「中體西用」，這兩點並不矛盾，恰恰是在蔣介石身上形成了統一。

大體而言，蔣介石雖然生在了辭舊迎新的新時代，但本質與慈禧和袁世凱一樣，都屬於舊人。雖然他身上新的東西比慈禧袁世凱多一些，但他並不具備中山先生說的新思想，還是與之有一定距離。

李鴻章的侄女婿孫寶瑄，見識過很多大事件，他曾評價蔣介石，「以舊眼讀新書，新書亦舊書也。」

1920年10月29日，孫中山曾給蔣介石寫過一封信，說蔣介石性格剛烈，對世俗往往不滿，暗示他心胸格局比較狹隘。馬一浮曾在1939年見了蔣介石一次，說蔣介石是「偏霸之才」，只能做一地方霸主，不能統一中國。

我們可以對蔣做一個綜合性評價：謹正，適合於亂世，適合守業而不是創業，所以我願意在「偏霸之才」後面加四個字「守成之君」。如果說讓他做足球教練，他更適合防守，毛澤東更擅長進攻。

思想對國運的影響

剛才已經談到了，蔣介石沒有新思想。我認為他沒有新思想對當時的國運產生的直接影響不是特別大。1949年之前，因為蔣介石缺乏新思想，導致了三個問題：

第一，他把三民主義和國民黨「儒家化」，通過這種手段，整合國民黨資源。他沒有把國民黨打造成為現代政黨，國民黨一直在傳統政黨與現代政黨之間徘徊。

第二，因為他沒有新思想，對整個世界潮流，特別是在1945年之後，對整個歐洲的格局缺乏預判。他還是無限信任美國，根本沒有注意到美國國內的轉型，沒有注意到歐洲左翼的興起。

與之相應，在美國人看來，蔣介石依然是一個獨裁者、專制者。美國人在1945年後為什麼不願意支持蔣介石，原因之一就是蔣介石不能以現代國家治理者的形象站在美國面前，這是他在外交上的失敗。

第三，因為蔣介石沒有新思想，所以他對於國內知識分子的統戰很不成功。一開始，知識分子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是中立者的形象，後來慢慢地傾向共產黨。這與蔣介石沒有新思想有一定關係。

但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是一個有新思想的人。王先恆說過，蔣介石是「把人才當奴才用」，而蔣經國是「把奴才當人才用」，一新一舊對比特別明顯。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執政時，推動了台灣的民主轉型，從帝制轉向民制。蔣經國曾說過兩句話，一句是「要用專制的方式來結束專制」，另外一句是「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關於蔣介石的思想，還有一個懸念。和台灣很多高層都有關係的美國學者陶晗曾給蔣介石寫過傳記，我認為他對蔣介石的美化稍微高了一點。其中有一段話是蔣介石晚年對美國將軍魏德曼說，「如果我去世時是個獨裁者，我必將與所有獨裁者一起為後人遺忘，但如果我能為民主政府建立切實穩定的基礎，我將永遠活在中國每個家中。」我無法想像蔣介石這樣一個貪戀權利的人，能說出這樣的話。

這是近代史上三位爭議較大的執政者。我們為什麼要讀近代史，因為讀史早知今日事，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願意提供一種方法論，讓大家做一個評判。從小處說，讀史使人明智，從大處說，讀史關乎一個人的生死存亡。我們讀近代史的目的必須明確，我們不是為了尋求真相，而是為了不再受騙。不是為了去做什麼，而是為了不去做什麼。

（李昆昆根據羽戈演講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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