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史料：陳衡哲《南京與北京》

按：本號會間或發一些有關南京（尤其是民國南京）的史料，諸如遊記、詩歌、散文之類。

1923年底，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舉家遷至南京。1924年到1925年，兩人同時任職於國立東南大學，任鴻雋擔任副校長，同時致力於中國科學社工作，陳衡哲在歷史系教授西洋史。江浙戰爭後，受國立東南大學派系鬥爭（校長郭秉文去職）等影響，1925年10月，兩人又舉家遷京。不久，陳衡哲在北京寫下這篇回憶南京的小文，發表於《現代評論》雜誌上。

陳衡哲（1890—1976），祖籍湖南衡山，生於江蘇武進，作家、史學家

國立東南大學（1920—1927），國立中央大學前身

我此次回到北京來後，常常有人問我，還是喜歡南京呢，還是北京？這句話是很不容易回答的。北京與南京是兩個相反的大城，南京是舊的，北京是新的；南京是簡陋的，北京是繁華的；南京是城裡到處種菜的，北京是城外也是「笙歌達旦」的。在北京的太太們已經進化到知道用黛綠來染眼眶的時候，南京的太太們卻尚是薄施鉛華不改舊時裝。……固然，北京與南京並不是事事都是如此相反的，但我們既要把他們來相比，自然只有把他們相異的地方舉一舉了。

清末南京的一處菜地

「但是」，我的朋友又問，「你到底還是喜歡南京呢，還是北京？」我的回答是，在這兩個城中，我都有喜歡的地方，但也都有不喜歡的地方。因為我們的心理是很複雜的，我們盡喜歡繁華，卻總有時厭惡繁華而樂清幽；我們盡愛過隱士的生活，卻亦有時聞空谷足音而躍然心喜。因為這兩種生活，在實際上並不是相反的，乃是互相調劑的。但把他們應用到我們的身上時，卻也有這樣的一個分別，那就是愛繁華者忍耐喧鬧的能力，要勝過愛清幽者，而愛村居者忍耐岑寂的能力，卻又要勝過那些愛在熱鬧都市居住之人。我是一個天生的野人，我對於大如巨盆的玫瑰花欣賞，還不過那開在澗邊深處的一朵小小野薔薇；我對於點燈如晝，錦繡如花的宴會，也只有躲避的念頭，而逢著天高氣清時，卻又最愛同著幾個朋友，到荒林亂墳之中去野食。但同時，我也是愛聽聽音樂，愛看看好戲的，而南京卻不能以這些給我。我又很願意與許多許多性情志趣各異的朋友們常常相見的，南京雖然也有朋友，但總不及北京朋友的多，他們性情志趣，也遠不及北京朋友的複雜，所以北京我也是很喜歡的。假如我有移地的法術，我必要把北京移到浦口去——不把南京移到北方來，為的是北方太冷，而且太無詩意——那麼，一年之中，我便可以在南京住十個月，以至十一個月，到北京去住一個月了。

1925年6月3日陳衡哲次女生於南京，因當時她所著《西洋史》剛剛完稿，故取名「以書」

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我是一個天生的野人，所以那個簡陋而帶有鄉村風味的南京，比了這個文化甚高的北京，卻更能引起我的思慕。是的，我到了北京雖只有兩個月，但我思慕南京之情，卻真有些與日俱增了。我思慕那明陵的斜陽古道；我思慕那玄武湖邊的荒城暮鴉，那一群一群的暮鴉，常使我追懷到幼時跟著母親背誦「平林漠漠煙如織」時的情形。然而南京最使我不能忘的，卻是那個高踞台城之上的雞鳴寺。從那個寺窗中，可以望見鐘山頂月出，以及玄武湖上的景色，——在夏天有浴著月光的荷花，在冬天則有披著蓑衣，冒著風雪，到湖冰下面去打魚的漁翁。雞鳴寺實是南京的一個最可愛的地方，又況他之於我，更有「一番再見，添一番回憶」的關係呢？除了雞鳴寺，我又思慕那靈谷寺外的紅葉。我自離開我的瓦沙母校（本號註：陳衡哲曾留學美國瓦沙女子大學Vassar College）後，已經有五年不見紅葉了。記得有一年秋間，我卧病在北京的寓所，忽然瞥見窗外牆上，彷彿有紅黃的葉兒，我的心不覺狂躍起來，但當我仔細再看時，呵！哪有什麼紅葉，那不過是一株將死的小樹，擎著他的滿披著黃沙的枯葉兒，在西風之中支撐他的垂盡的生命罷了。但是，去年秋間，在槍聲炮影之中（本號註：指直皖齊盧江浙戰爭），我卻在南京重見到了我那久違的好友。我躺在那已經衰黃的草坡上，仰視那滿山滿谷的秋葉——有的是黃色，有的是綠色，有的是種種的紅色——看他們這樣的披著五采衣裳，映著那凈無片雲的蔚藍天空，於是我便重做了一次已經五年不做的美夢，而五年前的浪漫生活，也就重新把我佔據起來了……雖然只佔據了一二小時。

今日雞鳴寺

固然，我也未嘗忘記南京的壞處。我不曾忘記他的污濁的飲水（本號註：民國南京的飲水問題值得關注，後來南京特別市開闢城東武定門的動因就是為了改善居民飲水衛生），我也不曾忘記他的社會生活的過於枯寂，但這又豈敵得過他的詩情畫意的引誘呢？是的，我是很愛南京的，雖然北京也有引誘我的地方。我願在一年之中，我能在南京居住十一個月，而以其餘的一個月，到北京來過過都市生活。

任鴻雋（1889—1961），四川（重慶）墊江人，中國近代科學事業重要領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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