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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紅樓夢》雜說

清兵的入關,使中國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發生新的、畸形的變化。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交織在一起,相互促進,廣大農民所受的剝削和壓榨,更加深重了。漢人變成了旗人的奴隸,原來的地主階級,把所受旗人的剝奪,轉嫁給他們的奴隸——農民。隨龍入關的,數以百萬計的控弦之士,連同他們為數眾多的家屬,不勞而食,擁有莊園、商業、作坊。

統一全國後,上層統治者中間的矛盾鬥爭,愈演愈烈,父子兄弟之間,傾陷殘殺。因此,就愈嚴等級之分,上下之別,層層統制,互相監視。政治方面的這種風氣,由宮廷而官場,由官場而散佈於社會,形成觀念和風習。

《郎潛紀聞》一書中記載:在這一時期,每年只京城一地,旗人的奴僕,因不堪虐待,自殺身死,申報到刑部的,就數以千計。其隱瞞不報,或貧病而死的,還不知有多少。這一廣大的奴隸群,身價之低賤,命運之悲慘,走投之無路,已經可見一斑。

旗人除強佔土地、房屋、財產以外,還將大量的奴隸,收入他們的府內。

其中包括大量的男女小孩,多數是京畿一帶農民的子女。

這些奴隸,也把他們的社會關係,生活習慣,民間語言,民間傳說,帶進宮廷、官府,如此就大大豐富了像曹雪芹這些人的生活知識和語言倉庫。

清代統治者原來也設想,就保持他們的無文化或低文化狀態,並在漢民中也推行這種愚民政策,以弓馬的優勢統治中國。但這是不可能的。文化對於人民,如同菽粟,高級的進步的文化,必然要影響低級落後的文化,而促使其進步,必然要像水向低處流,填補其空白處。

雍、乾時期,旗人的文化生活,逐漸豐富起來。皇帝三令五申,也阻止不住它的飛速發展。皇帝願意他的旗下奴隸,繼續練習弓馬,準備為朝廷效力。(就像賈珍教訓子弟那樣。)限制他們與漢人文士交接往來,養成舞文弄墨的惡劣習慣。但他們卻非要吟詩作賦,寫字畫畫不可。他們不事生產,養尊處優,在中國文化的美麗奇幻的長江大河之中,暢遊不息,充軍殺頭,也控制不住這種趨勢。於是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出現了那麼多的八旗名士。

這一部分人,對於他們面臨的現實生活,政治設施,社會現象,有較深的觀察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具備了一定的表現能力。而曹雪芹無疑是這些人中間的佼佼者。

當然,曹雪芹感受最深的,是他本階級的飄搖以及他的家庭的突然中落。

大家知道,在雍、乾兩朝,像曹家這種遭遇,並不是個別少見,而是接踵而來,司空見慣的。雍正皇帝,以抄臣民的家,作為他主要的統治手段,並且直言不諱,得意洋洋,認為是一種傑作。他刻薄寡恩,利用奸民家奴,偵察傾陷大臣;用硃批諭旨,牽制封疆;用聖諭廣訓,禁錮人民思想,使朝野上下,日處於驚惶恐怖之中。曹家的親友,就不斷發生類似的飛災橫禍。

曹雪芹面對這種現象,他思考、探討、並企圖得到答案:什麼是人生?

人生為何如此?

他從現實生活中,歸結出一個普遍的規律:生活在時刻變化,變化無常,並不斷向相反的方面轉化。決定人生命運的,不是自己,而是外界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有時可知,有時不可知。他痛感身不由主,「好」「了」相尋,謀求解脫,而又處於無可奈何之中。

在命運的輪轉推移中,遭逢不幸,並不限於下層,也包括那些最上層——高官命婦、公子小姐。曹雪芹的思想是入世的,是熱愛人生的,是讚美人生的。他認為世界上有如此眾多的可愛的人物和性格,他為他們的不幸流下了熱淚,以至淚盡而逝。

是的,只有完全體驗了人生的各種滋味,即經歷了生離死別,悲歡離合,興衰成敗,貧富榮辱,才能了解全部人生。否則,只能說是知道人生的一半。

曹雪芹是知道全部人生的,這就是紅書上所謂「過來人」。

歷史上「過來人」是那樣多,可以說是恆河沙數,為什麼歷史上的偉大作品,卻寥若晨星,很不相稱呢?這是因為「過來人」經過一番浩劫之後,容易產生消極思想,心有餘悸,不敢正視現實。或逃於庄,或遁於禪,自南北朝以後,尤其如此。而曹雪芹雖亦有些這方面的影子,總的說來,振奮多了,所以極為可貴。

因此,《紅樓夢》絕不是出世的書,也不是勸誡的書,也不是暴露的書,也不是作者的自傳。它是經歷了人生全過程之後,在豐富的生活基礎上,產生了現實主義,而嚴肅的現實主義,產生了完全創新的藝術。

我們可以用陳舊的話說:《紅樓夢》是為人生的藝術,它的主題思想,是熱望解放人生,解放個性。

一九七九年二月四日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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