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西：《三國志》所述曹魏士風與吏治——以蜀、吳諸臣列傳為參照

說到三國時期士林風氣，向來談論多的是「魏晉風度」，是「竹林七賢」那些跅弛之士，畢竟《世說新語》那些故事給人印象太深。可是，《世說》取材本身有很大局限。書中述及三國人物主要集中於曹魏一方（尤其司馬氏秉政時期及魏晉之際），吳、蜀士人僅寥寥十餘者。其中東吳人物稍多，有顧雍、顧劭（邵）、諸葛瑾、諸葛恪、諸葛靚、賀邵、陸績、陸遜、陸抗、陸凱、全琮等，蜀漢方面只是諸葛亮、龐統二人。

《世說新語校箋》（全二冊）

徐震堮著

中華書局1984年版

不僅取材如此，其撰述旨趣亦較為特別。《世說》要義在於標舉人格形態，以人物的神采、容止、局度、情愫、意態那些名目為品論和裁量標準，而尤其關注違拗名教禮法的言語舉止。這種撇開政治倫理（很大程度上擺脫了老莊孔孟的治世觀念）的取向，自有人性覺醒意識，亦體現文學審美觀念之進步。但是，作為可資參考的史料，它並不能反映三國士風之概貌。僅於魏晉一方，亦有相當的片面性。譬如，其舉述魏晉士人很少有位居權力中樞的掾佐和謀士（僅荀彧、華歆、陳群數者），也少有地方長吏，除「竹林七賢」之儔，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夏侯玄、何晏、王弼、鍾會那幾個玄談清議角色。

但從《三國志》看，那些服藥飲酒口吐玄言的正始名士絕非風尚主流，曹魏士人亦少有希企隱逸而疏於吏治的風氣。顧炎武認為曹操「崇獎跅弛之士」，以致「權詐迭進，奸逆萌生」（《日知錄》卷十「兩漢風俗」條），而陳壽的傳述卻大相徑庭。以顧氏所謂「士風家法」而論，其中曹魏官員顯然最合乎標準，大多是清正自守的角色。相形之下，蜀漢卻大有澆薄之風，而東吳士人或質率抑或執拗，甚而惑溺與迷思。

《三國志》，宋衢州州學刊本

毫無疑問，曹魏士大夫以學問才藝名世者大有人在，前有孔融、陳琳、王粲等「建安七子」（楊修、路粹那些才子尚不在七子之內），後有夏侯玄、何晏、王弼一路玩玄學的「浮華之徒」（「竹林七賢」不入陳壽法眼，阮籍、嵇康僅於王粲傳後一筆帶過）。但翻檢《魏書》諸傳，記述更多、給人印象更深的，倒是一班勤劬務實的能吏、循吏。

不說荀彧、荀攸、賈詡那些被陳壽比之張良、陳平的人物，也不說崔琰、毛玠一類志節守職之輩，即如往往被人忽視的何夔，亦是國之重器。此人名聲不彰，蓋因《三國演義》未予露臉機會。據《魏書》本傳記述，何夔做過縣令、郡守，又為曹操相府東曹掾。主政長廣、樂安時，採用剿撫兼施和離間手法平息多股匪寇，以「民安其樂」為施政方針，於治亂之道極有思慮。長廣平亂之後，適逢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他上言抗辯，以郡域初定，民間尚處饑饉，申訴「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不能一味付諸明罰勑法，租稅賦斂亦應因時隨宜，不可一刀切與其他地區採取同樣標準。這番道理真還把曹操給說服了。如今看來，其「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之旨，亦屬難能可貴。

然而，何夔為曹魏政權所作貢獻不止於此。作為主管人事任免的丞相東曹掾，何夔實為創設中正制度的先行者。本傳載錄他對曹操的一番建言：

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逾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

這話很厲害，曹操用人向來是「唯才是舉」，何夔卻說不能光看才能而撇開「道德」標準，幹部隊伍里首先要分出「賢」與「不肖」。他之所以敢與曹操的主張唱反調，是因為政權運轉離不開儒家那套倫理秩序，而曹操統一北方之後不能不面對政權建設問題。實際上這裡已隱含才性論的玄學命題，但何夔的興趣不在名實之辯；他所強調的道德操行，完全可以演繹成以政治態度劃線的人才標準，正暗合曹操排斥異己的政治目標。其所謂「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庸」是功績的意思）都不是什麼新鮮說法，關鍵是對官員審查「必先核之鄉閭」——當然是由官府出面核實，這就將過去的民間清議（月旦評）變成了執政者的政治審查。後來陳群創立「中正制」，恰是體現了這一思路。關於曹魏這套選舉制度的具體內容，唐長孺先生《九品中正制度試釋》（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一文所述甚確，這裡不多說。

何夔一再犯險進言，而本傳卻道「太祖稱善」，似乎亦是君臣相得之佳話。其實，曹操不糊塗，何夔是要替他選拔聽話好使的官員，其何樂而不為。但何夔深知曹操生性多疑而峻苛，在相府做事自是伴君如伴虎，本傳有謂：

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每日揣著毒藥去衙署當值，這是什麼樣的心境？何夔幸而未遭受杖笞，大抵處事有度，終以自己的方式（忠恪與謹飭）詮釋如何任由權力碾壓的官員操守和士者尊嚴。

相比蜀、吳二國，曹魏政權無疑更注重典章、禮儀和刑律等制度法規建設。這些事情自然由士大夫們斡運其間，可以說這是他們的終極使命。魏國始建，曹操即用「建安七子」中的王粲為侍中，負責制定典儀。本傳稱：「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王）粲恆典之。」漢末喪亂之後，不但朝儀盡廢，宮裡連一塊玉珮都沒留下，因王粲「博物多識」，當時只能根據他記憶中的樣子來製作（裴注引摯虞《決疑要注》）。這只是涉及禮儀的一件小事，至於王粲如何「興造制度」，可惜史書沒有具體陳述。像王粲這樣名噪一時的大文士，吟詩作賦還只能是業餘玩票，須以更大的熱情投身曹魏新政權的制度建設。

所有典制之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選拔官員的軌度，三國之中又唯以曹魏獨有創製。眾所周知，陳群制九品官人之法，不但確定了官員品秩，更重要的是確立了官方掌控的察舉制度，其影響甚巨亦甚遠，一直沿用到隋代始行科舉才廢除。從何夔到陳群，都是以權力運作解決幹部選拔任用機制，同時又合於儒家聖賢闡釋的法理，自有一套軍國架構之外的施政方略。

另外，刑律亦是曹魏士人關注焦點。曹魏建國之前，曹操曾議恢復肉刑（非指杖笞，即古時「劓刖滅趾」之法，漢文帝時已廢除），因為刑律直接體現執政者之理念與威權，士大夫們更不能置身事外。孔融、荀彧、鍾繇、王朗、陳群、王修一班大臣都參與討論，贊成和不贊成的都有（見《魏書》各傳、《後漢書》孔融傳、《晉書·刑法志》等）。如，鍾繇認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陳群亦極力贊同，認為這類酷刑有「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之功效。但此事有王朗等人反對，王修亦謂「時未可行」。一向用法峻急的曹操卻拿不定主意，考慮到「軍事未罷」，加之眾議紛紜，終未予施行。然而，事情並未到此為止，明帝時，鍾繇又上疏再議劓刖之刑。因戰爭造成人口凋零，他從人口角度估量這種死刑替代方案的積極意義，甚而給出統計數字，每年可減少死刑三千人（受肉刑者不失生育能力，仍是繁衍基數）。王朗這回依然堅決反對採用這等酷刑，認為如果不夠死刑，「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據鍾繇傳，其時朝議者有百餘人之多，而大多贊同王朗之說，故而此議還是不了了之。但事後明帝下詔改定刑制，召集陳群、劉劭、庾嶷、荀詵一班人，參酌漢律，制定魏法，作《新律》《州郡令》等。關於曹魏複議肉刑之前後概要，可參看《晉書·刑法志》相關記載，此不贅述。

其實，事情還沒有完。正始年間，又有夏侯玄、李勝、曹羲、丁謐等人追議肉刑。這些人都是大將軍曹爽的心腹（曹羲還是曹爽胞弟），明帝時因「浮華」被抑黜，及曹爽輔政時期又開始活躍。這些人居然沒有意識到司馬氏之危險存在，仍以執政者心態沉浸在關於刑律的玄理性討論之中。其實，玄學一派並非不涉現實政治，只是將禮法與刑法問題學理化了。他們的討論大抵是朝議之外的清議或私議，亦各有著論（見於《通典》和《藝文類聚》）。

除外，侍奉曹氏三朝的高柔，精研刑律，可謂矻矻不休，其傳中所述案例甚詳。老吏斷獄，自是明於人情法理，這裡姑不一一舉述。

如何執政執法，始終是曹魏士人的興奮點。從史家那些冷冰冰的敘述中，不難感受到他們樂此不疲的興味。

當初與王粲一同制定典儀的還有另一位侍中，就是衛覬（又作衛顗，《三國演義》作衛凱）。此人做過茂陵縣令，建安初年為尚書郎。曹操征袁紹時，怕劉表偷襲身後，派遣衛覬往益州請劉璋出兵牽制。行至長安道路被阻，衛覬滯留關中，發現一個大問題：以前戰亂時流入荊州的十餘萬家難民正陸續返回，可是歸來者「無以自業」，關中諸將（郭汜、李傕舊部）競相招募「以為部曲」。他意識到，若大批難民充實那些不可掌控的軍隊，而「一旦變動，必有後憂」。於是作書荀彧，提出重啟鹽政以解難民生計，有謂：

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

這是一石數鳥的妙招：百姓既有謀生之路，官府亦增開賦稅之門，同時斷絕關中諸將之兵源。荀彧報告曹操即被採納，命衛覬鎮撫關中督辦鹽政。盧弼《三國志集解》認為：「衛覬此謀，與棗袛屯田之議論，同為當時要政。」（《衛覬傳》注）順便說一下，棗袛建置屯田在建安元年，其人開曹魏軍墾之先導，亦是吏治典範，事見武帝紀、任峻傳裴注引《魏武故事》。後來典農中郎將任峻又大力發展墾殖，進而實現曹操「強兵足食」的目標，故任傳有曰：「軍國之饒，起於棗袛，而成於峻。」

陳壽傳述由地方官員起家的曹魏大臣，特別注意他們解決民生問題的政策舉措，何夔、衛覬即是其例。不過，更具代表性的或是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那些人。

蘇則起家為酒泉太守，後徙安定、武都、金城，都在西陲涼州地界。本傳謂之「少以學行聞」，後來並沒有以學問才藝名世，卻成了克盡厥職的務實官員。本傳記述他擔任金城太守時扶貧濟民之所為，完全是實幹家作風——

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蘇）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

蘇則既有「恤民」之效，更有「平夷」之功。建安、黃初之際，先後有李越、麴演、張進、黃華等糾合胡人部落叛亂，蘇則以一郡守號召諸郡，傾力援救武威，進擊張掖，收復隴西。為官一方，保境安民，真是拳打腳踢不遑寧處。《魏書》又記杜畿事略，單車直往河東赴任，擺平暗通并州高幹的關西諸將，其膽略識見可與蘇則比肩。杜畿治理河東，以寬惠為方針，走富民之路，按陳壽描述簡直就是打造和諧社會——

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杜）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杜畿任河東太守十六年，使河東「常為天下最」，曹操稱之「股肱郡」。以當日情形，郡縣之穩定與發展，直接關係到軍國大計，乃為軍需供給有力保障。如，曹操西征韓遂、馬超，軍糧全仰仗河東一郡，「及賊破，餘蓄二十餘萬斛」。

又，鄭渾創製「移居之法」，安排移民生計，亦為安農息盜之垂範。鄭渾先後治陽平、沛郡、山陽、魏郡，所到之處皆以稼穡為本，其傳曰：

（沛）郡界下濕，患水澇，百姓飢乏。（鄭）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灌溉，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

凡事如此親力親為，不能說僅僅是恪於職司，想來必有其熱情與興趣投入。從陳壽記錄的情況看，曹魏官員對於農耕和鄉村建設傾注的心力實非他人可比。所以，司馬芝後來誇嘴說，「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上奏明帝語）。

相對而言，蜀漢、東吳很少有人真正面對那些「三農」問題。諸葛亮渭南分兵屯田，是在人家地盤上與魏軍爭奪農戶與耕地，只能說是征戰時「患糧不繼」的權宜之策。當然，以諸葛亮之眼光，不會想不到應該從鄉村夯實郡縣根基，屯田墾殖也當於自家牆垣內作長久之計；但問題是，誰來做這樣的事情？這方面，他幾乎沒有可用之人。諸葛亮麾下，只是張嶷鎮守越嶲頗有治績，而這樣的人物曹魏那邊卻不勝枚舉。如，牽招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的做法就高明得多。而且，此人還有事必躬親的作風，為解決當地井水咸苦，他親自勘察地形，組織開渠引水。又如，正始中，王昶都督荊、豫二州，對於屯守與防禦亦有切合實際的考慮。本傳述其方略，有謂：

（王）昶以為國有常眾，戰無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按，即三洲口，在襄陽東北），廣農墾殖，倉谷盈積。

王昶趨附司馬氏頗為史家非議（所謂「風節不立」），但論其屯田墾殖，可謂事功卓著。

按陳壽傳述，蜀漢的士大夫們「雍容風議」者居多，埋頭做事的很少。如，龐統做耒陽縣令，居然「在縣不治」，因為他是做大事情的人，不屑治理百里之縣（東吳魯肅譽之「非百里才也」）。然而，許多官員並不具有龐統的才能，卻也「心大志廣」。如，彭羕就是這樣的例子，《蜀書》本傳描述其人亦頗有趣——

（彭）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眾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羕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床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羕坐。羕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

看來此人更像是《世說》敘說的魏晉人物，甚而過之。他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後來稍被疏忽，竟攛掇馬超造反。這彭羕確實很有名士派頭，不僅讓龐統、法正青眼有加，又被劉備看中，由此見得蜀漢風氣及人才取向。還有長水校尉廖立亦類似，「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不知其居官有何治績，本傳盡述其「臧否群士」「誹謗先帝」一類言論。

《世說新語》，明嘉靖十四年刊本

無獨有偶，簡雍亦有「優遊風議，性簡傲跌宕」之名，就跟彭羕見龐統一樣，本傳描述他在劉備面前同樣是跅弛不羈——「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簡雍和糜竺、孫乾都是劉備座中談客，大概經常聊些天下大勢、小道八卦之類，劉備顯然喜歡有人陪他瞎侃。另，楊儀之得寵，也是憑他一張嘴——「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闢為左將軍兵曹掾。」其實，諸葛亮亦有此癖好，後來失街亭的馬謖就常在他那兒坐而論道，「每引見談論，自晝達旦」。

蜀中崇尚才辯，太傅許靖就是「清談不倦」的主兒，其他以言語、捷悟聞名的還有伊籍、秦宓、鄧芝數輩。《蜀書》各傳描述他們的軼事，更像是《世說》里的段子，篇幅所限不能悉述。但有一人更為奇特，就是劉琰。本傳稱其「有風流，善談論」，亦頗得劉備喜愛，傳曰：「（先主）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劉備入蜀後，讓他做了固陵太守，後主時竟官至車騎將軍（這原是張飛的班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諸葛）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此人除了炫其風流，並無施政才能，居然位陟顯赫。劉琰後因撾妻被誅，亦是奇事，故有史家懷疑其妻與後主有染（《三國志集解》注引劉家立語），亦可為蜀漢士林百態之註腳。

《三國志》

中華書局標點本

1959年版

另，按諸傳所述，蜀中士大夫不少都是研經博古的學問家。如：向朗「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猶手自校書」；張裔「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杜瓊擅內學，「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許慈「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胡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記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孟光「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李譔「五經諸子，無不該覽……著古文《易》《尚書》《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陳術「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譙周「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精研六經，尤善書札」；郤正「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真是碩儒群集，這些人湊一個國學研究院綽綽有餘。這些人見了先主或後主，滿嘴都是二帝三王之治，談論國祚運勢也是一套套的，可陳壽就忘了記述他們是如何處理政事。或者人家乾脆就沒有那檔子俗務，如譙周就是以備諮詢的角色，傳謂「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云云。朝中配置這樣的班子，自然跟劉備的興趣大有關係。先主傳說劉備少時「不甚樂讀書」，可這時候就怕人家說自己沒學問。聽說許慈與胡潛討論辭義，以致「謗讟忿爭，形於聲色」，劉備竟興緻大增。於是召集群僚大會，找來倡優，扮許、胡二人登場，「效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近人錢振鍠譏之曰：「此事不惟為漢儒門戶之終，且為後世梨園之始。」（盧弼注引）

東吳士人亦不乏才學之輩，如張紘、虞翻、陸績、嚴畯、程秉、闞澤、薛綜數者皆是。但東吳立國面臨更多問題，不僅北方曹魏虎視眈眈，江南宗部和山越更是肘腋之患，攘外安內都是緊要之務，不遑經營文藻風流。像顧雍、周瑜、朱治、朱然、呂范、朱桓、陸遜、賀齊、全琮、呂岱、陸凱一班做事情的大臣，都有討逆征虜及治理郡縣的經歷，大抵明白百姓生計乃軍國大計之本，故而士大夫往來大體亦見質率之風。

不過，東吳君臣之間始終存在某種緊張狀態。孫權本性剛愎而悍戾，又長期稱臣於魏，含忍勾踐之辱，遇事多有獨斷之謬。因此，士大夫直言敢諫便成常態。如，張昭、顧雍、虞翻、陸遜、陸瑁、吾粲、步騭、顧譚、朱據、陸凱……這些有聲望的大臣，皆有直諫之名。據《吳書》諸傳，士大夫們犯顏諫爭，主要集中於若干重大事件：

一、交通遼東公孫淵，丞相顧雍以下幾乎所有朝臣都反對。老臣張昭泣諫不聽，乾脆「稱疾不朝」，以致孫權不惜燒其家門，逼他上朝。

二、又因公孫淵背盟投魏，孫權欲親自率兵征伐，陸遜、陸瑁、薛綜等皆上疏諫阻。

三、渡海征夷洲、朱崖（今台灣和海南），亦遭駁議，陸遜亟言「反覆思惟，未見其利」，孫權不聽其言，後來大悔。

四、任用呂壹為典校（曹魏稱校事），糾劾百官，搞得人心惶惶。太子孫登數諫不納。諸臣雖不敢言，卻凝聚了同愾赴難的抵拒力量。

五、立儲之事屢現變故（魯王孫霸覬覦儲位，與太子孫和形成二宮抅爭，孫權又廢孫和立孫亮），先後有陸遜、吾粲、顧譚、朱據、屈晃、陳正、陳象等人抗言干預。結果吾粲、陳正、陳象「下獄誅」，顧譚流徙交州，朱據、屈晃廷杖一百。朱據是孫權女婿，竟未能得免，又被「追賜死」。吳主五子傳曰：「群司坐諫誅放者十數，眾咸冤之。」

（相反，向稱曹魏用法深重，高堂隆屢諫不已，卻有「匡君」之譽。明帝治宮殿，其切諫從儉，帝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如此竟成一樁美談。《魏書》收入諸臣諫疏甚多，高堂隆僅其中一例。）

當初出兵海外，大司馬全琮（孫權另一女婿）亦有規諫。孫權後來悔悟，與全琮言及此事，全琮說：「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他不像陸遜那樣凡事敢於執正諫爭，這裡說的卻是一句大實話，蓋士風如此。不過，也不能簡單說是忠不忠的問題，士風作為一種集體意志，亦是士大夫們的話語表達形式。

吳中尚有另一種風氣，就是崇信怪力亂神。當初，孫策不信神仙，被于吉戲弄，是《江表傳》《搜神記》記述的故事。但在陳壽筆下，孫權偏嗜讖緯符命，每出師征伐，必占問凶吉；因有吳范、劉惇、趙達那幾位「神明」，專門伺候這事兒。按諸傳記述，他們的占候推步之術幾乎皆有應驗。如，關涉東吳運勢的幾樁大事——破黃祖，劉表死，擒關羽，皆在吳范預測之中。韋曜《吳書》稱：孫權登基時，讓人推算自己能做幾年皇帝，趙達說得很准，「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自黃龍元年至太元二年，恰好二十四年）。又，劉惇曾根據星相判斷丹陽有災變——孫權的弟弟丹陽太守孫翊被人刺殺。說來孫翊亦好占卜問筮，其妻徐氏就擅長此道。可是出事當日稍有疏忽就被人捅了。吳人這類故事說得有鼻子有眼，亦見得士人趣味所在。

吳范、趙達都早有預言——「東南有王者氣」，這話讓孫權很受用。但孫權不只深信這類異術，自己也想學一手，無奈這些裝神弄鬼的半仙都不以其術告人。趙達死後，孫權聽說有書稿，遍求不得，竟開棺搜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套怪力亂神就在士大夫中間不脛而走，闞澤、殷禮、公孫滕一班名儒善士皆拜在趙達門下「屈節就學」。其實，這類以占驗見知的方伎人物魏、蜀皆有（魏有朱建平、周宣、管輅，蜀有周群、張裕、趙直），亦不乏信眾，卻並未在士人中間形成風氣。

檢視《三國志·吳書》，所謂星變、災異、祥瑞一類，層出不窮，所載遠遠多於《魏書》《蜀書》。被史家著錄的這類現象，或多或少，亦自反映著各方士大夫之集體意識。

有意思的是，在陳壽筆下，曹魏大臣幾乎沒有昏官、貪官、庸官（曹爽兄弟及其朋黨「驕淫盈溢之致禍敗」，乃與司馬氏訌爭之結果，此姑不論）。反之，品藻高潔者倒是大有人在，如田疇、管寧之儔，守志不屈而不求利祿，頗有夷皓之節。還有一個徐邈，其通介有常，不為世風左右，更為後人所稱道。徐邈七十歲以後拜為司空，卻固辭不受。他說：「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可見此人很有自知之明。其實，徐邈在涼州刺史任上治績可觀，不比何夔、蘇則、杜畿他們遜色。傳謂：

河右少雨，常苦乏谷。（徐）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谷；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

可是，蜀漢就幾乎找不出這樣的地方長官。東吳不乏良吏，但郡縣都以剿撫山越為要政，亦自未能由富民之道改造地方。陳壽撰《三國志》，或許是從興亡更替之際尋找何以興亡的答案——為什麼承祧漢祚而被人寄予同情的蜀漢早早出局，最後勝出的竟是峻苛、陰詐的曹氏司馬氏？其實，作為對比的選項，應該不只是各方君主賢明與否，也不僅在於將軍和謀士，一國之士風與吏治或許是更重要的因素。

曹魏幹部隊伍何以如此純潔而具有效力，倒也令人疑惑。這裡是否有撰史者的改竄與加工，或以優化組合方式重塑這支隊伍，重新營造士人風尚與人格形態？未必不能作此猜想。陳壽在《魏書》中另置方技傳，納入朱建平、周宣、管輅一類人物，似乎亦是純潔隊伍的隔離措施（蜀之周群、張裕，吳之吳范、劉惇、趙達等占候卜筮角色，卻各入列傳）。

《魏書》諸臣列傳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清廉相標舉。如，荀彧、荀攸「皆謙沖節儉」「家無餘財」；袁渙「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張范「救恤貧乏，家無所余」；國淵「居列卿位，布衣蔬食，以恭儉自守」；王修家中「谷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毛玠「常布衣蔬食，家無所余」；鮑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司馬朗「常粗衣惡食，儉以率下」；鄭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司馬芝「卒於官，家無餘財」；華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和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楊阜「會卒，家無餘財」；滿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田豫「清約儉素，家常貧匱」；徐邈「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胡質「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王基「治身清素，不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士大夫以清廉儉約為率，自是令人敬佩，但何以非要搞得家無餘財、妻兒饑寒？為官致貧成了政治正確標籤，難免沒有某種炫耀成分。

毛玠傳有謂：當初毛玠為丞相東曹掾，主持選舉，「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對此，曹操讚嘆不已：「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何復為哉！」

「使天下人自治」，這正是曹氏乃至司馬氏統馭天下之家法。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記

本文選自《書城》2018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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