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6《十月》?中篇小說
借 命 而 生
石一楓
作家/石一楓
石一楓，1979年生於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著有長篇小說《紅旗下的果兒》《戀戀北京》《心靈外史》等，小說集《世間已無陳金芳》《特別能戰鬥》等。曾獲十月文學獎，百花文學獎，小說選刊中篇小說獎，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家，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提名獎等獎項。
3
逃跑事件後來成了杜湘東心裡的雷，隨時會炸，炸得他寢食難安。但在當初，杜湘東卻認為自己善待那倆犯人是理所應當的。比如給姚斌彬看手，就既符合管教的職責，又符合人道主義。他先問過看守所的獄醫，獄醫表示犯人確無重傷表徵，非說手疼，或者是逃避勞動的幌子也未可知。但這就與姚斌彬的表現不相稱了。於是杜湘東又給城裡打電話，約了一位法醫專業的同學。常人印象里，法醫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實活人也能看，而且因為接觸的外傷居多，反而比普通醫生有經驗。那天法醫其實也有任務，大興發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鄉去驗屍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經又是晚飯的點兒。來了先感嘆，在這種地方待久了不會得抑鬱症吧，今天那個喝農藥的婦女就是抑鬱症；又說長此以往，個人問題得不到解決，沒準兒還會憋出別的毛病。杜湘東只能訕笑，自掏腰包請食堂師傅做了幾個小炒，招待同學吃好喝好，然後把姚斌彬從監舍提出來。
這次就沒讓許文革跟著，不過經過隔壁十八監舍時，他留意到許文革正往窗外望著，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人骨子裡都有三分賤，如果一個既冷又硬的人對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過親昵的人的噓寒問暖。杜湘東旋即又為這種暖意感到惱怒，喝道：
「靠牆坐好，輪流背監規。」
領著姚斌彬來到辦公室，便由同學問診。法醫見過的死人太多，對活人也懶得廢話，直接讓把手交出來，像玩兒「九連環」一樣又捏又扭。姚斌彬明顯疼得厲害，但卻忍著不叫，娃娃臉上淌滿了汗珠。忙活一陣，法醫臉色一變，把杜湘東叫到屋外。
杜湘東問：「什麼毛病？」
同學卻問：「這孩子跟你什麼關係？」
杜湘東又問：「什麼意思？」
「麻煩了。」同學說，「如果是親戚，有親戚的處理辦法，或者他們家屬跟你『意思』過了，那麼總也要給人家一個交代，否則情面上說不過去，對不對？」
「要是沒關係，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勸你別給自己添亂。直說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節受到鈍物重擊，造成了粉碎性骨折。這種傷勢從外部往往看不出來，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沒了這根軸，其他指頭差不多就相當於白長了。所以在評定傷殘的時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頂多也就是個八級，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喪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級。出了這種情況，你要是裝沒看見，其實也能遮過去，反正案子一結，犯人就交給監獄了，到時候再怎麼處理自有監獄的規矩；但要是從你這兒捅上去，那就相當於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樁案子——這麼重的傷是怎麼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監期間弄的，你這個管教有沒有責任？」
法醫分析得頭頭是道，杜湘東聽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畢業就在城裡待著的人，雖然見的凈是死人，但卻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東不禁再問一句：「這傷還有得治嗎？」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誤了這麼久。明白了嗎？」
法醫撇下這麼一句，看到杜湘東面色有異，就沒讓他送，急匆匆先告辭了。杜湘東靜立片刻，耳中似有什麼東西嗡嗡鳴叫，使勁晃了晃腦袋才把那聲音驅逐出去。他往走廊門外走了一段，這才想起屋裡還關著個人，便又折回辦公室，叫姚斌彬回監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東半步之前，表情有點兒獃滯，一雙眼睛卻格外的亮。難得是個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從窗外透進來，照得他的臉也是一團透亮的白。這孩子以後就是個殘廢了。直到看到監舍門了，杜湘東才開口：「你沒大事兒，也就是軟組織挫傷，養養就好了。」
姚斌彬沒說話。杜湘東又道：「心別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點了點頭，突然說：「您是個好人。」
杜湘東本可以說，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壞之分，那麼按照通常的標準，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壞人了。但他說出的卻是另一句話：「你還有什麼要求？」
姚斌彬說：「能不能托您給我媽帶個信兒？」
「帶什麼信兒？」
「說我知錯了，說我一切都好……說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東看著姚斌彬那張溫良的、不管何時何地總帶著三分羞怯的臉：「那得看我有沒有時間，還得看工作上有沒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東鞠了一躬：「謝謝政府。」
這天晚上杜湘東沒睡好，躺在床上只是來回來去地翻騰，面朝牆感覺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覺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吳的那半瓶白酒，湧起了灌兩口的衝動，但又想到一個警察是不適合當酒鬼的，衝動就沒付諸行動。好容易捱到上班，他還是決定找一趟所長。一進門，就見所長正扯著脖子對著電話吵吵，聽了兩句才明白，所里的一台吉普車打不著火了，汽修廠的人來看過，說沒法修，只能報廢，而所長向上面申請換車時又遇到了刁難。人家說，別的單位還缺車呢，你們一個看守所，反正也沒什麼出勤任務，沒車就湊合吧。說得也不是沒道理，可言語中流露出了輕視看守所的意思，所長就受不了了，反鏘道：「看守所怎麼了，看守所就是家裡蹲嗎？說句不好聽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讓我們拿腳去追？」
但鏘也白鏘。沒車，這是客觀事實，更是全國上下各個系統的普遍事實。杜湘東等所長在電話里泄完憤，這才硬著頭皮把姚斌彬的傷情彙報了。才剛廢了一輛車，又聽說廢了個人的事兒，所長的臉就綳得更緊了。他不說話，先點煙，三口抽完，又轉肩膀，轉完才說：「你說的屬實？」
杜湘東道：「找了個法醫先看了。」
所長說：「那你什麼意見？」
杜湘東道：「要真是這種傷，所里肯定沒法治。獄醫老張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黴素包治百病，紅藥水抹哪兒哪兒靈。要不我帶著犯人到城裡的大醫院，找個專家再看看？」
所長卻問：「上哪兒看？協和還是積水潭？你要有門路，弄得到這些醫院的專家號，那能不能先給我掛一個？我這膀子一疼，半邊身子都動彈不了。」
吃了一癟，杜湘東只好閉嘴。半晌才問：「那您的意見是——」
「這倆犯人在咱們這兒待了多久？小一個月了吧？現在要求大案要案從速從嚴，他們的判決也快下來了，到時候就要正式移交給法院和監獄系統。這樣吧，辦移交的時候你寫份補充材料，說明犯人有傷，到時候是該保外就醫還是減輕勞動，就由其他機關酌情處理。」所長說著又點了顆煙，「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裡，你得對他負責，但責任分個輕重緩急，更分個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撥下來的經費就那麼點兒，大伙兒的加班費和改善伙食還得靠自己創收呢，真要做手術，拿什麼給他做去？」
杜湘東便說：「明白了。」說完轉身就走。
所長在後面又跟了一句：「還他媽不如打仗呢，起碼彈藥管夠。105榴彈炮，一枚炮彈就得上千，看見哪個山頭有動靜，先轟丫十萬塊錢的。」
以前也聽所長講過打仗，說的都是大動脈里的血一噴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腦袋讓彈片削掉了一半還往前衝鋒，從沒想過戰爭也能從錢的角度理解。看來往事的面貌是多變的，取決於你眼下正在琢磨什麼事兒。而杜湘東出了辦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該和劉芬芳打電話的日子。倆人有個約定，再忙也得每個禮拜通一次電話，可自從上次劉芬芳掛電話，這習慣就中斷了。不僅如此，再去冷庫交接冰棍棍，也見不著劉芬芳了。換她來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胖大姐，見著杜湘東就翻白眼兒：「你又怎麼欺負母們芬芳了？」一拖再拖，就把杜湘東拖毛了，他想，不管怎麼樣，今天得先和她說上話。
於是他沒回辦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估摸著劉芬芳已經上班，就打庫房電話。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機轉盤把手指頭都磨疼了，這才插進一個空去。接電話的又是一大姐，悠著盪鞦韆似的腔調問他找誰。杜湘東說找劉芬芳，對方說今兒活兒緊，忙著呢。杜湘東便賠著小心求人家，說有急事兒。大姐說再急能有五百條豬腿的事兒急？再不入庫下個禮拜保證全臭了。杜湘東便唬了對方一句，說我可是警察。這位大姐大約並沒想到警察也可以是劉芬芳的未婚夫，倒抽一口涼氣「哎喲」一聲，說那您等著，我叫去。過了好半天才轉回來，說劉芬芳今天沒上班，是不是從冷庫偷魚偷肉的事兒讓你們盯上了，是不是畏罪潛逃了？要不要把公司保衛科的人叫來，要不要把廠長也叫來？
一驚一乍，倒把杜湘東嚇了一跳。他只好又說：「其實我不是警察。」
「孫子你有病吧？你這叫冒充執法人員，明兒就讓真警察到你們家抄你去……」
杜湘東忍笑掛了電話，再給劉芬芳的宿舍打時，好像也沒那麼為難了。又說兩句好話，看電話的人便穿過衚衕叫來了劉芬芳。杜湘東問：「你怎麼沒上班？」
劉芬芳說：「歇病假了。」
杜湘東又問：「你哪兒不舒服？」
劉芬芳說：「也沒哪兒不舒服。」
那麼就是憂愁了。既然憂愁就得解憂愁，於是杜湘東先把剛才和大姐的對話複述了一遍，又道：「回頭還得跟你們頭兒解釋解釋，別再把你懷疑成一個藏在群眾里的壞分子。」
劉芬芳卻不笑，冷不丁說：「杜湘東，沒想到你是這麼個人。」
杜湘東說：「我是怎麼個人？」
劉芬芳說：「你是個滿不在乎的人。」
杜湘東說：「我怎麼不在乎了？不在乎能給你打電話嗎？」
劉芬芳說：「現在才打，早幹嘛去了？」
這誠然是杜湘東理虧。他說：「所里事兒多。」
劉芬芳說：「你事兒多，就沒工夫考慮咱們的事兒了？」
杜湘東只好面對那個不想面對的問題：「咱們的事兒，你怎麼看？」
劉芬芳說：「現在不是我怎麼看了，是我們家人怎麼看。」
杜湘東說：「他們不是覺得我還行嗎？」
劉芬芳默然半晌，再說話時，便去除了感情色彩：「你知道，我們家八口人。我媽生我的時候難產，此後不能幹活兒。我大姐插隊，落戶在了黑龍江。我二姐心野，考大學去了上海，念完大學又去了深圳。大哥，結了婚嫂子都不讓回家。家裡相當於沒了操持的人，我爸我媽還有倆弟弟，吃飯穿衣，洗涮縫補，靠的都是我。原先說想在城裡結婚，那是我的個人趣味，其實除了個人趣味，還有現實困難。前些天看我猶豫，我們家人就又把咱們的事兒商量了一遍，都說你不錯，就是人在郊縣這一條是個問題。我要是跟你走了，我爸我媽就連口熱飯也吃不上了，倆弟弟沒準兒得變成野孩子。誰沒有爸媽呀，誰沒有家人呀。」
陳述到這兒，劉芬芳就不說了，改為一聲啜泣。杜湘東便明白了她的意思：「那就沒別的辦法了？」
劉芬芳拖著哭腔說：「早說過了，辦法在你。」
杜湘東說：「我沒辦法，我沒用。我也不能不要工作呀。」
劉芬芳又默然半晌。這時看電話的老頭兒打開了話匣子，還是《新聞和報紙摘要》。本期節目的主要內容有：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訪華，中蘇關係有望實現正常化；各地物價小幅波動，政府號召群眾不傳謠，不信謠，不進行恐慌性囤積購買；全國從重從速處理一批影響惡劣的刑事案件，社會治安得到顯著好轉。
然後劉芬芳道：「那就這麼著吧。趕明兒我去趟郊縣，咱們把東西換回來。」
所謂要換的東西，是倆人以往互贈的禮物，或者說是信物也行。共計：杜湘東給劉芬芳的一塊「東方」手錶，一件呢子列寧裝，一個三克重的金戒指，劉芬芳給杜湘東手打的一條圍脖，一件毛衣。劉芬芳執意這麼做，就有兩層意味：一是北京姑娘特有的磊落，她不佔他的便宜；二是劉芬芳特有的儀式感，相當於林黛玉和賈寶玉鬧掰了，就要把原先亂送的汗巾、手帕、珠兒串兒或鉸或燒，或物歸原主。
杜湘東竟沒話好說。情況都擺在這兒了，拖泥帶水也沒意思。無非是他個人戀愛史上的第一次失敗，以及看守所年輕職工戀愛史上的又一次失敗。只不過心裡仍是恍惚的，還有些戰戰兢兢。傷感被覆蓋在了心裡的一層薄膜底下，看似還平靜著，但如果那層膜破了，讓埋藏的東西泛濫出來，他一定會悲痛欲絕。因此他最好不要再想劉芬芳，劉芬芳已成往事。杜湘東便脫了警服，來到犯人們放風的空地上，甩著胳膊跑起圈兒來，彷彿想要擺脫什麼東西。直跑得呼哧帶喘，渾身透汗，這才突然止步，面無表情地走向車間。犯人們已經被從監舍帶出來，又開始了一天的勞動。這兒才是他該在的地方，這兒才有他該乾的事兒。
剛一進門，老吳便晃了過來：「那犯人說要找你。」
杜湘東往許文革的方向看去，他就站在車床旁，翹首朝這邊望著。再朝另一個方向望望姚斌彬，他卻在望著許文革。兩張年輕的臉，眼神閃爍，飽含熱忱。
杜湘東做了個手勢，讓許文革出列。
「報告政府。」
「有事兒說。」
許文革便道：「我觀察了其他人幹活兒，大家操作車床的方法都不規範。機器愛壞，和這也有關係。如果能讓我們——也就是我和姚斌彬——講講，再做做示範，不光故障率會降低，象棋子的產量也能提高。」
杜湘東瞪了一眼：「大米飯吃上癮了？」
許文革站得更直了：「您知道，我們圖的不是一口吃的。」
「那你們還圖什麼？讓我把你們放出去不成？」杜湘東煩躁地呵斥，又一甩下巴，「該幹嘛幹嘛去，甭在這兒假積極。」
許文革臉一白，低頭小跑回到車床。老吳卻湊近了說：「都是養不熟的狗，就不該給他們丫好臉色。」說完掏出煙來，分給杜湘東一根，又拍拍他的肩膀：「吹了？」
敢情才這麼會兒工夫，消息就傳開了。杜湘東鼓著腮幫子沒接茬兒。
老吳便嘆口氣：「沒事兒，正常。當年我也是熬到三十多，才娶了現在這娘們兒。你要不痛快，就出去散散心，班兒上我給你盯著。放心，今兒我不喝了。」
這番話竟說得杜湘東心裡一熱，覺得老吳都不是老吳了。而當他重新戴好大檐帽，道了聲謝打算離開時，老吳卻又一擠眼，對杜湘東樂了：「對了，你跟那妞兒弄過沒有？」
原來老吳還是老吳。杜湘東只好說：「沒有。」
「那虧了。你記著，結婚之前弄的都是賺的，結婚之後再怎麼弄也是虧。」
杜湘東居然也樂了：「下次吸取教訓。」
這一天，杜湘東破了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三個戒，就是擅自離崗。他從職工專用的側門溜出看守所，沿著土路走到一條河邊，茫然地發起了呆。出來散散心，這是個明智的提議，相當適合失戀的人。然而到哪兒散呢？他索性跳上了最先開來的一輛公共汽車，也不問站，徑直坐到後排的空座上。車一晃悠，竟晃悠得他睡著了。睡時也沒夢見劉芬芳，再醒過來，卻是被一群鵝吵的。只聽得四下里嘎嘎叫，還以為車掉進水裡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農民帶了一筐鵝上車，半路筐漏了，鵝滿車廂亂跑。好容易都抓回來，失主卻堅稱少了一隻，並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車的旅客擄走的。他要求司機把車往回開，拉著他去找鵝。司機哪裡肯依，雙方便吵，鵝的嘎嘎叫里又混進了人的嘎嘎叫。最後鬧到杜湘東這裡來。
「警察師傅，您給評評理。」農民對他說。
杜湘東遺憾地搖了搖頭，表示這不歸他管。
農民的氣性越發高漲：「那你穿這身『皮』有個屁用。」
解釋也解釋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東便從后座上拔起來，逃也似的下車。臨出車門問這是什麼地方，售票員告訴他：「六機廠。」
杜湘東這才反應過來，所謂六機廠，就是第六機械廠，也就是倆犯人姚斌彬和許文革原先工作的廠子。當年國家要搞工業化，北京首當其衝，光負責機械製造的廠子就建了許多。排到六機廠，城裡的地皮已經不夠用了，因此選址在了郊區。而農田之間生生拔起一座工廠，對於原住民的生活影響可想而知。杜湘東老家所在的縣城附近，也有一家上萬人的鍋爐廠，如果不是託了關係到工廠附屬學校上學，他或許不會萌生出通過考學成為一個「公家人」的願望，更不會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國招生。他從姚斌彬和許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時下車如同一種冥冥的內定，既偶然又必然。
於是他往工廠方向走去。廠房和圍牆肅然聳立，越往近處，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虧了這身「皮」，杜湘東剛一出示證件，說想要「了解一些情況」，傳達室的人立刻便給保衛科打電話，叫來了那位膀大腰圓的副科長。過了將近一個月，胖子的臉已經養得直冒油光，頭上的紗布卻不摘，彷彿光榮負傷的癮還沒過夠。這人也認得杜湘東，詫異道：「那案子刑警不是調查過了嗎，你一獄警又來幹嘛？」
杜湘東面無表情地告訴對方，第一，他不是獄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還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調查的需要，保衛科都有配合的義務。副科長嘟囔起來，說把犯人送過去那天，該交待的情況不都交待了嘛。杜湘東立刻又糾正：目前案子還沒經過法院判決，人也還沒正式移交監獄，因此對姚斌彬和許文革的稱謂就不應該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這就有點存心較真兒了。在那個年代，上述法律常識還不普及，也根本沒人會深究，就連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個「犯人」地叫，彷彿進來的一定會判，不是罪大惡極也不會進來。而杜湘東非要找碴兒，是因為他預估了胖子是哪種人——你要不當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當回事。
胖子果然肅穆起來，引著杜湘東走進廠區，來到主樓一層的保衛科辦公室。他給杜湘東沏上了茶，又專門讓手下科員拿個本子來做記錄，這才說：「您想了解什麼？」
杜湘東直截了當問：「姚斌彬手上的傷是怎麼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腳道：「你們不會都覺得是我弄的吧？刑警這麼問，廠里的人也這麼議論我。雖說我當年打過姚斌彬他媽的主意，人家沒看上我，可事兒都過去這麼多年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於跟一個女人記仇吧？那孩子的傷真是自己造成的，當時他們把機器從車殼子里吊出來，懸在一米多高的鐵架子上，本來就沒掛牢實，我們進去一衝一亂，那鐵砣子就落了下來，正好砸在姚斌彬按著前保險杠的手上——不信你問他，我有人證。」
記錄員便抬起頭來：「這是事實。刑事責任，我們也不敢撒謊。」
副科長又說：「我還專門找人問過，這種情況算誤傷，誤傷就不賴我對吧？」
杜湘東點點頭：「你別激動，我又沒說賴你。那麼許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傷之前還是之後？」
副科長嘆口氣：「在這之後。他本來也沒反抗，還偷偷央求我們說要『私了』呢，不想混亂中姚斌彬傷了，他就跟瘋了似的朝我來了。」
杜湘東接著問：「許文革幹嘛那麼護著姚斌彬？」
「倆人從小就跟哥兒倆似的。姚斌彬，長得像個女孩兒，在外面沒少挨欺負，為了他，許文革把十里八鄉的混混兒都打遍了。這孩子性子狠，跟誰有仇當面不吭聲，但日後一定得找回來；而惹了他還是小事兒，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兒命不可。」
記錄員像個盡職的捧哏，又補充道：「以前還有風言風語，說他倆是……那個什麼……」
杜湘東眨了眨眼，也問：「到底是不是——那個什麼？」
副科長卻哈哈一笑，揮手道：「這他媽不是扯淡嘛。廠里的老人兒都知道，許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為他從小沒爹沒媽，相當於是姚斌彬他媽帶大的。而且他還談過一個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媽當年一樣，也是廠花。」
「許文革的女朋友在哪個車間？」
「早不在廠里了。現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沒前途，後來認識了個工業局的幹部子弟，沒兩天就跟人家結婚了，又沒兩天就調到機關坐辦公室去了。」
說的是許文革的感情生活，卻讓杜湘東彷彿被誰窩心踹了一腳。他又問：「那麼和姚斌彬與許文革關係密切的還有什麼人？」
「也就姚斌彬他媽了。過去是個質檢員，現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給我。」
杜湘東走出主樓時，從一扇窗戶里聽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卻沒法分辨，我終日不安，他倆勇敢和可愛呀，全都一個樣……」是蘇聯歌曲《山楂樹》，「五一」勞動節快到了。再穿過一道鐵柵欄門，就是職工宿舍。一個彎腰駝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揀著垃圾堆，風把灰土紙屑吹起來，直鑽到她花白的頭髮里去。杜湘東按照保衛科提供的門牌號鑽進一幢格外破舊的筒子樓，只覺得走廊里暗無天日，飯味兒、霉味兒和隱約的屎尿味兒悶在一處，近乎發酵。他爬上四樓，先在樓梯拐角看見了個蜂窩煤爐子，爐子上燒了一壺熱水。再往縱深里踱幾步，總算髮現了一道開著的門，門口掛著一道油脂麻花的布帘子。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東在那門口站定，卻不撩帘子，也不叫人。他此時還不確定這次「家訪」是否得當。屋門對著一扇窗，光線貫穿而出，照得空氣里緩緩飄浮的塵埃清晰可辨。不知從哪兒又卷過來一陣風，吹得布帘子撲拉一晃，杜湘東便看見了屋裡那人的側影。初時也沒在意，覺得那就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女人：不高，很瘦，臉色蠟黃，留著齊耳短髮，全然看不出當年漂亮過，但卻很符合一個與兒子相依為命的母親的模樣。警察眼「毒」，杜湘東隨即察覺到，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對勁。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該傾斜的方向傾斜著。他疑惑了一下，終於伸手把布帘子扯開半寸，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實狀態。她一手扶著窗檯，半步半步地往床頭的方向挪著，那裡有個刷著白漆的鐵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裝著四個輪子。這玩意兒的學名叫站立器，是給腦中風和輕度偏癱患者準備的。也就在這時，女人終於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幾乎壓上了全身重量，喘了兩口氣，這才扶著它往房間一側的書桌挪了過去。左腳拽著右腳，右腳幾乎無法抬離地面。書桌上擺著兩瓶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標了。
在那一刻，杜湘東很想走進屋去，幫那女人倒水、吃藥。但在小小的助人為樂之後，他又該如何面對人家？假如她問姚斌彬怎麼樣了，他就告訴她，你兒子正在等候判決，同時成了個殘廢？一恍惚，他僵在了那裡。屋裡的女人卻沒看見他，她正在專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藥瓶。而再一恍惚，背後突然有尖厲的哨聲鳴叫起來。煤爐子上的水開了。
沒等女人扭頭，杜湘東就轉身奔了過去。估摸著女人從屋裡挪到爐子旁還有段時間，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壺，依次把兩隻都灌滿，然後才像逃跑似的衝下了樓。
自打從工廠回去，杜湘東就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媽」的意味了：那不是指望媽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媽、牽掛媽呢。經由姚斌彬的媽，杜湘東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縣文化館賣電影票，他媽在菜市場賣菜。賣票清閑又體面，賣菜則是粗活兒，因此倆人結婚算是他媽佔了便宜。但結婚以後，為家裡做貢獻最大的是他媽，最辛苦的也是他媽。每天早上五點之前，他媽就得從鄉下把菜進上來，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聲「包圓兒啦」，就這麼日復一日，零敲碎打地攢出了兩間瓦房、突突響的帶棚「三蹦子」和杜湘東的學費。回家時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開上「三蹦子」、把兒子送到北京去的媽已經衰老得像個七十歲的人了。都說感謝好政策，好像黨隨便開個口子人民就能富起來，其實如果你是個小老百姓，點滴的豐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換來的。
而姚斌彬的媽所要承受的何止艱難，還有與兒子被捕相伴而來的恥辱。這時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聲「媽」，又有了懺悔的意思——但杜湘東卻為這事兒打了姚斌彬。遠遠看去，那孩子還是那麼文靜，勞動時總是偷偷望著許文革，像走丟的小羊在尋找著頭羊。他們的案子也該判下來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從重從速么。按照以往的經驗，等待他們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碼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沒準兒。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倆人回來，誰還認識他們呢？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姚斌彬的媽不知是否還活著。
恰好過了兩天，管教食堂吃豬肉大蔥餡兒包子，杜湘東心裡一動，央求大師傅多給他留了十個。晚上前往監舍，卻不叫姚斌彬，單把許文革拎了出來。杜湘東將他帶到走廊拐角，從身後抄出飯盒：「吃。」
許文革不吃，站得筆直，兩眼發直。
杜湘東說：「不是全給你的，還有一半給姚斌彬拿過去……隔著窗戶扔給他，不準交頭接耳，也不準擠眉弄眼，我在後面盯著你呢。再告訴鄭三闖一聲，這包子誰要敢搶一口，我讓他連去年的飯都吐出來。」
許文革便接了飯盒，卻不打開。那意思是全給姚斌彬。
杜湘東嘆口氣：「等案子判下來，你們就不必隔離看押了，到時如果還在所里多耽擱兩天，我把你們調到同一個監舍里去，你們也聊聊……當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給他媽寫信，我也可以代交。」
許文革的鼻翼翕動兩下，看向杜湘東：「管教，您是個好人。」
這話姚斌彬對他說過，如今許文革也這麼說。作為犯人，妄想評價一個警察是「好」還是「不好」，這實在有些荒唐。而同樣的話由柔弱的人說出來還能理解，出自一個冷心冷麵的人之口，似乎就有點別樣的內涵了。杜湘東竟一怔，搪塞道：「甭說沒用的。」
說完指示許文革回監舍。犯人背影挺拔，雖然吃了個把月的牢飯，渾身仍有一團英武之氣。在不明不暗的光線里，他的側臉像西方雕塑一般見稜見角。杜湘東忽然又想，不知道這倆犯人「下了獄」之後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環境里，許文革是否保護得了姚斌彬。但這些都是瞎想了，也與他無關了。而在幾天以後，杜湘東才會懊悔：他其實是早該看出端倪的。他怎麼連一點兒端倪都沒看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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倆犯人的逃跑，起先被視為一起突發的偶然事件，後來才證實是早有預謀。
過程並不複雜，但一切也都巧了。那天又到了該向食品公司交付冰棍棍兒的日子，所長又讓杜湘東和老吳這一組負責。這次程序卻與往日不同：所里的一輛吉普車剛報廢了，另一輛後勤科要開出去買菜，因而先與冷庫商量好，所里組織犯人把貨搬到方便的地方，再由食品公司調來一輛卡車拉走。挑選人手時，姚斌彬和許文革就有意無意地站在了隊列前側。杜湘東還沒說話，老吳先對他們開了口：「你，還有你——搬最後一截吧。」
按照計劃，被挑選出來的犯人們要分成若干小組，前一組先把貨物搬到某個中間地點，替換的另一組再過去接力。一撥兒人幹活兒時，其他人就在監舍里候著。如此幾趟，等把貨物從勞動車間運送到高牆的牆根附近，就該最後一組登場了：他們只需要讓貨物跨過警戒線，碼放在看守所正門內側的那塊空地上即可。而畢竟是要靠近門口，茲事體大，因此對這一組的人員選擇是有講究的。首先，人數不能太多，絕不能超過三個；此外，他們還得一貫表現良好，能讓管教們「放心」；再另外，不管多麼老實的犯人，干多麼繁重的工作，只要過了警戒線就必須戴上手銬，這也是不容商量的鐵規矩。當一切就緒，管教立刻清場，然後才敢開門，把食品公司的車放進來，讓冷庫職工自己裝貨。
如此一來，讓姚斌彬和許文革負責最後一段，也是順理成章的了。姚斌彬雖然手上沒勁兒，可許文革幹活兒一個頂倆，這就不會耽誤約好的交接時間。再說這倆犯人還曾經立過功呢，功臣總是格外值得信賴的。後來上面調查逃跑事件的時候，杜湘東如實交代，如果由他挑人，挑的也會是姚斌彬和許文革。
交待完畢，開始幹活。犯人們或扛或拽，把車間里堆放的麻袋往外運去，遠看好像螞蟻搬家。這些麻袋散放在屋裡還不算什麼，聚攏在陽光下，就變成了一座相當巍峨的小山了。再想想小山全由寸把長的扁平小木棍組成，就可以聯想到北京城裡有多少怕熱的胖子和饞嘴的小孩兒，到了夏天要消耗多少山楂、小豆和牛奶冰棍。這還不算最壯觀的呢，杜湘東聽劉芬芳描述過她們冷庫儲藏豬腿的場面：幾百條豬腿在一字排開的鐵鉤上齊齊掛著，膝蓋微彎，蹄尖筆直，毛髮早已褪盡，皮肉覆著白霜，簡直像是全北京的芭蕾舞團正在集體匯演。真不知她怎麼會從豬腿聯想到芭蕾舞，而豬腿和芭蕾舞都是讓她憂愁的。想到劉芬芳，杜湘東的心裡便痛了一下。這時看到老「桿兒犯」又在偷懶，他煩躁地訓斥了幾聲。
就這樣，麻袋組成的小山分散再集中，集中再分散，終於移動到了牆根的陰涼處。杜湘東和老吳這才從十七、十八監分別叫出了姚斌彬和許文革。走到勞動地點，杜湘東四下望望，確定附近並無閑雜人等，又低頭檢查了一下倆人的手銬，這才點頭，表示他們可以開始幹活。許文革彎下身子，兩手抓住一個麻袋，硬生生往肩上一甩，直起腰來就走；姚斌彬則左手攥著麻袋角，右手愛莫能助地搭在一旁，屁股朝前搗著小碎步，彷彿一鬆手就會摔個四腳朝天。倆犯人先後到達了終點，又規規矩矩地折回來，開始第二趟搬運。杜湘東依次看了看他們的臉，都是沉靜的、心無旁騖的，彷彿他們並未意識到那道自由與監禁的分水嶺近在眼前。隨後是第三趟、第四趟、第五趟……就在這時，杜湘東想起了一件事。他遲疑了一下，朝幾米開外的老吳做了個手勢，意思是要離開一會兒，就一會兒。
老吳叼著煙，大大咧咧地揮手：沒問題，走你的。
杜湘東便小跑著穿過看守所，從側門繞回宿舍，到屋裡取了一包東西出來。那是劉芬芳給他織的圍脖與毛衣。前兩天劉芬芳又打了個電話，交待說，她會在收冰棍棍兒的日子再下鄉一趟。這就是督促著他要換東西了。換就換吧，在完成冰棍棍交接的同時，也完成他們這段戀愛的最後交接，真是一舉兩得。以後劉芬芳就不會來了吧，她會在城裡過著她的日子，那些日子與他再無交集。杜湘東提醒自己，一會兒見到劉芬芳，他得盡量表現得不卑不亢。太卑太亢了都會招人看不起，作為一名警察，他需要在這種時候保持尊嚴。
於是，杜湘東回去時故意挺直腰桿兒，把大檐帽又正了正。那副樣子簡直不像是去分手，而是像去立功受獎。然後，他就聽見了電喇叭的警報聲，緊接著是56式半自動步槍的槍聲。聲音是從正門方向傳過來的，驚得杜湘東渾身一抖。
他撒腿往槍響的方向跑去。
隔著好遠，便看見看守所的正門開了個洞。那是鑲嵌在大鐵門裡的一道小鐵門，也就一人多寬，平時鎖著，只有接收或者釋放犯人的時候才會打開。小山一樣的麻袋穩穩噹噹地放在門裡，而老吳已經屁股朝天趴在了空地上。姚斌彬和許文革卻不見了。就這麼一會兒工夫，就這麼一會兒。杜湘東的腦子嗡了一聲，那一瞬間眼睛再看什麼都是花的。好在心思還算鎮定，他的第一反應是撲到老吳身旁，看看同事是死了還是活著。
老吳身上並無傷痕血跡，不過迎頭挨了一記重擊，被打成了烏眼青。杜湘東搖著他的肩膀，一道口水從缺牙縫裡流了出來。老吳這才叫喚起來：「哎喲我操。」
「人呢？」杜湘東吼道。
老吳還懵著，叉腿坐在地上，揚手指指敞開的小門。他身上那串鑰匙就掛在門上的鎖孔里。門外是條土路，通往南邊的農田和柏油公路，但土路側面卻有一條河溝，蜿蜒著往東分出岔去，最終會與一條人工挖掘的引水渠合流。
杜湘東又吼：「到底往哪兒跑了，路上還是河裡？」
老吳說：「沒在一塊兒，一邊兒一個。」
這下杜湘東也懵了。他既沒想到這倆犯人居然敢行兇，敢越獄，更沒想到他們在行兇和越獄時居然還那麼冷靜，懂得要往兩個方向逃——這樣一來，同時落網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而接下來，最讓他沒想到的情況出現了。當杜湘東衝到門口，站直了往外眺望，心裡盤算著該朝哪個方向追時，身後的老吳卻結結巴巴說：「槍，槍……」
看守所的管教平時本不佩槍，需要執行重大任務時才佩。重大與否，取決於犯人有無失去控制的可能。既然今天是相對自由的室外勞動，因此杜湘東與老吳就都配了槍。槍內共有滿匣子彈八發，沒拉保險栓。杜湘東往老吳腰間看去，空蕩蕩的皮套晃悠著，槍沒了。
「拿槍的往哪兒跑了？」這次杜湘東連吼都吼不動了。好像自己是個橡皮人，剛挨了一槍，漏氣了。
老吳總算還沒糊塗到家，他再次抬手，指指土路下面的河溝：「這邊。」
「你確定？」
「他們把我打了以後，就到我身上來搶鑰匙，一個還讓另一個先跑。先跑的那個順手從我身上抄走了槍，我看見他蹦到河底下去了……後跑的那個又補了我兩拳，我就暈了……」
沒等老吳叨叨完，杜湘東已經縱身躍下了河溝。就算釀成了大禍，但他確定，此刻他的選擇是正確的。僅僅幾年前，東北的「二王」還讓半個中國的人聞風喪膽，而要是在北京的地界上丟失一把槍，那種後果是連想都不敢想的。兩公里以外，就是最近的一個自然村；五公里以外，就是郊縣的縣城；二十公里以外，就是西單、王府井和天安門。哪怕挨上一槍、兩槍，直至八槍，他也不能讓那把槍流落出去。他杜湘東的從警生涯已經夠憋悶的了，絕不能讓這種憋悶變本加厲，成為壓得他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的恥辱。
好在不是汛期，河道里只淌著淺淺一條溪水，又好在前兩天剛下了一場小雨，河床里裸露在外的泥地半干不稀的，印著幾個凌亂而新鮮的腳印。看來老天爺總算沒讓他把背字兒走到底，杜湘東順著足跡追了下去。犯人對地形不熟，手上又帶著銬，跑也應該跑不遠，而憑藉著百米跑進十二秒的體魄，他有信心追上對方。風從頭頂的河岸浩大地掠過，吹得整片天空像塊破布似的抖了起來，河道里卻靜謐得連空氣都凝固了，只剩下腳踢著鵝卵石和胸膛里呼哧呼哧喘氣的聲音。也就過了五分鐘，或許更短一些，杜湘東便在前方的河道里望見了一個隱約的人影。那人因為無法張開雙臂掌握平衡而踉踉蹌蹌的，遠看幾乎不是在跑，而是搖搖欲墜地飄在了半空。
「站住——」杜湘東喊了一聲。
犯人一晃，繼續跑。然而速度上的差距是無法彌補的，杜湘東咬了咬牙，讓兩腿倒騰得更快了。前面的是姚斌彬還是許文革？而無論是誰，他的手裡都是有槍的。想到這一點，杜湘東把身體伏低了一些，同時跑起了蛇形路線。他的右手也摸向腰間，握住了事先打開保險栓的佩槍。兩百米，一百米，前方的背影從模糊變為清晰，杜湘東認出了那是姚斌彬。五十米，二十米，他已經能看清那孩子毫無血色的臉，以及像棒槌似的握在手裡的槍了。
如果他敢舉槍，那麼自己只能先開槍。作為警察，杜湘東出槍的速度和準頭都要遠遠強於一個沒受過訓練的毛孩子，這一點毋庸置疑。聽見姚斌彬伴隨著咳嗽，拉風箱一般大喘粗氣，他彷彿看見了7.62毫米子彈貫穿對方胸膛時的血光。杜湘東希望姚斌彬別犯傻。他甚至對姚斌彬喊了出來：「別犯傻。」
而這時，姚斌彬再次做出了一個讓杜湘東意外的舉動。就在兩人之間的距離只剩不到十米的時候，他戛然站住，轉過身來，對杜湘東似笑非笑。
再一鬆手，槍落在了地上。姚斌彬束手就擒。
至於逃跑的具體細節，直到日後審訊姚斌彬時才得以還原。據他交代，主意其實早已拿定。在倆人剛到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塊兒被按在盥洗室的水泥地上挨揍時，姚斌彬就對許文革說，不能在這兒待下去了。許文革一邊承受著連綿不絕的拳腳，一邊對姚斌彬咬牙切齒地說，那就想個轍。所謂想轍，無非是指制訂逃跑計劃。倆犯人利用放風的空暇，摸清了管教們換班的規律、高牆崗樓上的武器配備，最關鍵的是還觀察到每個當班管教腰間都掛著沉甸甸的一串鑰匙——那裡面不僅有監舍門的，還有所里其他門的。而這些信息又是在勞動的間歇得以交流的。雖然杜湘東就在旁邊監工，但倆犯人利用修理機器的噪音作為掩護，更利用心有靈犀的默契，每次只蹦幾個字兒，甚至只用幾個手勢就把想說的都說清楚了。到了事發當天，杜湘東突然離開，他們認為機不可失，決定放手一搏。也沒商量，一個眼神就夠了：姚斌彬假裝摔了一跤，吸引了老吳的注意，許文革用手銬鎖鏈絆倒了老吳，順勢把他打昏在地。對付這個酗酒成性的老傢伙，一個許文革綽綽有餘。然後倆人摸走了鑰匙，很幸運地試到第二把就打開了嵌在大鐵門裡的小鐵門，隨即按計劃分散，姚斌彬跳進了河道，許文革沿著土路奔向農田。崗樓上的武警沒在第一時間開槍，這是因為怕傷了和姚斌彬、許文革滾在一起的老吳。而當犯人分頭跑遠，子彈又沒打准。
針對案件的重點，上級派來的調查組還專門詢問了搶槍的事兒。姚斌彬回答，開始也沒這個打算，只不過當許文革按倒老吳的時候，佩槍恰好從槍套里滑了出來，他順手就撿了。調查組自然不信，再深入挖掘動機，姚斌彬就交代，他本來膽兒小，再加上跑出去之後又要離開一直保護自己的許文革，於是便想隨身帶上一支槍。也沒準備打誰，壯膽兒而已。這個說法得到了老吳的證實。當時老吳還有神智，聽見許文革呵斥姚斌彬：「你拿這玩意兒幹嘛。」似乎還想把槍奪下來扔掉。而姚斌彬則回答：「趕緊跑，趕緊跑。」說完就先跑了。也就是說，逃跑雖有預謀，搶槍卻屬於即興行為。
看守所也在第一時間派人去追許文革，可惜沒追上。那犯人的腳力比姚斌彬強，很快就鑽進了正在抽穗的玉米地，又從田裡潛入了山裡。再組織幹警搜山，已經耽誤了兩天時間，早沒影了。姚斌彬被捕，許文革在逃。這是看守所迄今為止最為嚴重的一次工作失誤，上到單位下到個人都要付出代價。所里被取消了先進集體稱號，所長公開做檢查；再調查下去，上面得知倆犯人作為同案犯，卻獲得了碰面和共同行動的機會，儘管杜湘東與老吳也盡到了在旁監督的責任，並不算是明顯違規，但還是一人追加了一個處分。
然而在杜湘東的記憶里，案發當天的情形卻遠沒那麼狼狽。姚斌彬是由後來追上來的所長親自帶隊押回去的。見到杜湘東，所長沒說話，先攬住他的肩膀，前前後後摸索了一圈兒，這才長吁一口氣：「沒受傷就好。」那神態全不像個在戰場上見慣了血肉橫飛的老兵。
杜湘東說他沒事兒，犯人也沒開槍。
所長瞪了他一眼：「沒開槍不等於沒可能開槍。你哪兒能一個人往前追呢？」
杜湘東說就是因為犯人有槍，他才不能再等。
所長默然不語。一行人回到看守所，就見正門已經站滿了人，不光有荷槍實彈的管教和武警，連廚子、清潔工和看電話的老頭兒都出來了。不知是誰叫了一聲：「杜湘東活著哪。」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迎在前面的老吳更是臉上淌著眼淚、鼻涕以及口水。孤身一人追擊持槍的逃犯，這說起來是多麼兇險啊，追回來是英雄，追不回來沒準兒就是烈士了。杜湘東的臉卻僵著，進而紅了。這時又從人堆兒里擠出一個人來，正臉像個紅蘋果，側臉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她的臉上掛著憂愁，咬著下嘴唇走到杜湘東面前，朝他胸口搗了一拳，然後說：「你怎麼不去死呀。」
然後又說：「你死了我可怎麼活呀。」
然後，她就哇的一聲扎進了杜湘東懷裡。杜湘東的手尷尬地放在劉芬芳肩上，抱她也不是，不抱她也不是。他看見劉芬芳手裡還提著個小網兜，網兜里裝著一件衣服和兩個牛皮紙信封。那是他送給她的列寧裝、手錶和金戒指。而此時，劉芬芳卻把他越摟越緊，勒得他都透不過氣來了。劉芬芳忽地揚起頭來，對著杜湘東的臉，又像對所有人宣誓道：「結婚，結婚，咱們明兒就到民政局領證去。」
若干年後，當杜湘東若干次回憶起那一幕時，總會不由自主地提醒自己：它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個春天。與劉芬芳的愛情，算是他在八十年代的意外收穫。
5
逃跑事件讓杜湘東曠日持久地憋悶著。
雖然追回了一把槍，但玩忽職守是要記入檔案的。聽所長說，上面還算留了情面呢，如果不是看在事後補救的英雄行為上，定個瀆職也不為過。經歷了替他擔心和為他歡呼之後，同事們又開始明裡暗裡抱怨他導致了大家停發獎金、加班整頓。在調查組進駐的那些天，杜湘東走到哪兒都覺得後脊梁骨被人戳得隱隱作痛。而更使他感到挫敗的事實是：倆犯人從策劃逃跑到實施逃跑，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進行的。他不是老覺得自己當了個管教是被「耽誤」了嗎？現在，反而是他結結實實地被犯人「擺」了一道。
連劉芬芳都察覺出了他的異樣，一天突然對他說：「你怎麼好像矮了一截？」
當時杜湘東正跟她在城裡採買結婚用品。床單被褥，痰盂暖壺，還得到居委會領一本《新婚健康一百問》。他愣了愣，回答道：「一直這麼高啊。」
劉芬芳嘟囔：「有一米七五么？不會以前穿內增高了吧。」
這個懷疑並非沒有依據。過去杜湘東甭管是站是坐，都「綳」得肩平背直，現在換裝了更挺括更合身的「89式」警服，人卻總佝僂著，好像缺了兩根骨頭。此外，以前他話就不多，那是性格使然，現在又添了個毛病，就是會一陣一陣地發獃、出神。這些變化來自於一個心結：許文革一天沒被找著，那麼事兒就還不算完。但糾結也是白糾結。姚斌彬早被帶離了看守所，改由市局刑警隊直接羈押。出了這種惡性案件，上面自然格外重視，聽說還有位大領導震怒，對局長拍了桌子。
也找所長打聽過案情進展，所長又抽煙，轉肩膀，而後說：「既然列入大案要案，那就不是所里的事兒了。或者說，承擔責任歸咱們，破案結案歸人家。」說完遞來一份結婚禮物，那是所長老婆縫的一床被罩，粉底子上游著兩條大紅鯉魚。杜湘東明白所長的意思：日子還得過，他又剛結婚，別為了把握不了的事兒，把眼巴前的事兒給耽誤了。但即便陪著劉芬芳為了結婚而忙活，他心裡卻還是定不下來，並且進城彷彿也不光是為了結婚。拎著大包小包坐車到了宣武門內，杜湘東就站在衚衕口不動了。
他吭嘰了會兒，對劉芬芳說：「我還得出去一趟。」
劉芬芳把臉拉下來了：「今兒可是你結婚之前最後一次上門，我們家人都在。」
杜湘東看看錶：「我辦完事兒就回來……吃飯甭等我了。」
說完不管不顧，撇下劉芬芳就走。又倒了兩趟公共汽車，來到了市局刑警大隊。這是重地，饒他穿著身警服也不敢硬闖，只好按規矩填表，拜訪的理由則是「看同學」。他的確有個同學在這兒，不過上學時稱不上朋友，畢業後也不聯繫。這是因為倆人都是外地來的，學習訓練都很玩兒命，成績也差不多優秀，於是互相把對方看成了對手，暗地裡一較勁就較了三年。後來還聽說，當初看守所去學校要人，組織上也動員了他的那位同學，不過同學咬緊牙關沒答應，還威脅說如果去郊縣，那就寧可脫警服。杜湘東突然想，要是那時自己能硬到底，而同學卻先嘴軟的話，那麼今天門裡門外，等人與被等的會不會打個顛倒呢？跟同學較勁他沒輸，一起跟組織較勁，他卻輸了。真是性格決定命運，唯有一聲嘆息。
正在嘆，同學就出來了，還騎著一輛摩托車。同學的表情也和原來一樣：臉綳得很嚴肅，斜眼打量杜湘東，似有三分輕蔑。
「喲，稀客。」
杜湘東努力賠個笑：「不耽誤你時間，我說兩句就走。」
同學卻朝后座一努嘴：「反正也到飯點兒了，邊吃邊聊吧。」
說完轟了腳油門。警察之間最看不上的就是磨嘰，杜湘東只好跨上了車。只覺得風兜滿了耳朵，不多時停在一家菜單生猛價格也生猛的粵菜館門口。杜湘東一猶豫，同學又給他壯膽：「這兒出過一起命案，要不是我們給破了，現在還貼著封條呢。」
進門也不坐大堂，徑直來到一個包廂。領班端了兩紮啤酒，又給安排了幾樣「剛下飛機」的活物兒。杜湘東不得要領地動了兩下筷子，訥訥發起了呆。
刑警同學卻舉舉杯：「杜湘東，我知道你為什麼來。」
杜湘東一怔，又笑：「打攪你了。」
同學說：「你還真是打攪我了。你那事兒轉到刑警隊，恰好分在我們科。那倆犯人要不是從你手裡跑了，我們也不會連軸轉地加班。」
杜湘東說：「不是倆犯人，是一個犯人。」
同學說：「對，你抓回來一個，還追回了一支槍。如果不是前面的低級失誤，你沒準兒就是個英雄典型了。話再說回來，我今天跟你聊，嚴格說已經違反了紀律。大案要案得保密，不是辦案人員不能插手，這個規矩你應該懂。要是別人來找我，我根本懶得搭理他，但你不一樣。咱倆以前不對付，那是因為我看重你，你也看重我。能互相高看一眼，這就比一般人更有交情。你有什麼想問的就問吧。」
說得杜湘東心裡一熱，本想敬同學一杯酒，但又覺得沒必要。於是就問。同學果然爽快，除了極其具體的工作安排，其他知無不言。主要內容是對姚斌彬的審訊情況以及對許文革的抓捕計劃——倒也按部就班，一邊是輪番心理戰榨取信息，另一邊是全國發文通緝，廣撒網多布控。但這個案子又有它格外的難點：許文革已無親人，無牽無掛，想要通過家庭關係對他施加壓力，或者通過信件和電話偵查他的行蹤，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杜湘東又問：「姚斌彬現在什麼狀態？」
同學撇嘴罵了句髒話：「看著文文靜靜的，其實還是個『硬茬兒』。一轉到我們手裡就開始絕食，撬他嘴也喂不進飯，只能捆起來打葡萄糖。他不是還有個媽么，我們本想感化他，給他申請一次特別探視，結果他連媽也不見，說沒那個必要。整個兒一沒人性。」
這種描述讓杜湘東一悚，愣了兩秒又問：「你們是想通過他找到許文革？」
「那當然，他幾乎是唯一的線索。」同學說，「警察有警察的辦法，該上手段也只能上手段。前兩天有了突破，姚斌彬招了，說他和許文革約好，先分頭躲一陣子，下月一號到第六機械廠附近的高壓電塔下碰面，不見就散，見了再一起跑。我們已經安排了布控，也許再過些天，你心裡的疙瘩就解開了。」
同學說完，躊躇滿志地一笑，看來他將是抓捕許文革行動的骨幹。杜湘東可以想像那種景象：一群便衣都帶著槍，神色輕鬆，目光如炬，或埋伏在隱蔽處，或裝作不經意地在附近徘徊；只要發現可疑的形跡，他們就會像豹子似的一擁而上，將嫌犯按倒在地。這也是杜湘東過去想像中的警察形象，可惜只限於想像了。然而他琢磨了一下同學透露的信息，卻又垂了垂眼睛，悶聲問：「你們就那麼相信姚斌彬的話？」
「我們不是相信他的話，而是相信人的理智。」同學說，「姚斌彬犯下的事兒該怎麼判，你大概也有個估量。重大盜竊、襲警越獄、搶奪槍械，二十年是起碼的，而咱們國家的有期徒刑通常到頂兒也就二十年，再往上只有兩種，一個無期，一個死刑。現在擺在他面前的只有兩條道兒，第一，頑抗到底，這輩子就算交代了；第二，跟我們合作，戴罪立功，沒準兒還能撿條命。再怎麼徹頭徹尾的混蛋也都怕死，這是人之常情吧？如果犯罪分子都跟董存瑞黃繼光似的，咱們當警察的也沒法兒幹了。所以我們認為，既然姚斌彬開了口，那就是在心裡算計過了；既然知道活著比死了強，他就不敢跟我們打哈哈。」
刑警同學分析著，解釋著，既有理論依據，也是經驗之談。而人家本沒必要說這麼多的，之所以不厭其煩，還是想讓杜湘東放下心來。這個惺惺相惜的對手釋放出來的善意，令杜湘東更加慚愧。然而他又搖了搖頭，幾乎是自言自語道：「好像沒那麼簡單。」
這就有點兒沒眼力價兒了。同學正端起杯子喝啤酒，讓杜湘東的話嗆了一下，再把頭抬起來，就成了一副好心被人當成驢肝肺的臉色：「杜湘東，你陰陽怪氣的什麼意思？刑警和預審專家都是傻子，就你聰明？那你說這案子該怎麼辦？犯人招出來的都是假話，我們就不要布控了，坐在辦公室里守株待兔？」
「當然不是那個意思。」杜湘東趕緊擺手，「我只是想提醒你們，別把希望都寄托在這次抓捕上，要做兩手準備，弄不好還得是多手準備……我和這倆犯人有過一些接觸，我還去過姚斌彬他們家，根據我的了解……」
「你要真了解犯人，也不會讓他們跑了。」同學冷冷打斷杜湘東，把啤酒杯往桌上一頓，「而且你還得弄明白，我們這是在給你擦屁股呢，輪不著你來教導我們。」
眼看對方不想談下去，杜湘東也就沒了話。事實上，他來找人家，不過是想探聽一下案子的進展，聊以解解憋悶，如同在火車站丟了錢包的人總要去趟失物招領處。而要真讓他出謀劃策，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倆警察對著一桌子蝦兵蟹將悶坐片刻，同學就說得走了，晚上還要加班呢。杜湘東也站起來，跟在人家屁股後面出了門。分手時，同學突然扶住摩托車，對他說：「杜湘東，你跟以前可真是不一樣了。」
杜湘東無以作答，擠上公共汽車，回到劉芬芳家所在的宣武門內。天色已黑，衚衕里的路燈有一多半兒都是憋的，使得杜湘東投在柏油路上的影子斷斷續續，還一陣一陣地發虛，好像一灘正被緩緩吸到地縫裡的水。他又意識到自己雖然穿著警服，但卻沒戴警帽沒系腰帶，再摸摸下巴，好幾天都沒刮臉了，拉拉雜雜地呲著毛兒。這要是碰上局裡的糾察隊，不把他通報單位才怪。劉芬芳和同學的感覺都沒錯，他可真是跟過去不一樣了，變成了一個頹唐的、落拓的傢伙。家有三兩銀，不當臭腳巡，這是老警察們對這份兒職業的自嘲，可他還不如個臭腳巡呢，連在城裡看看西洋景的資格都沒有，只配窩在郊縣，懊惱著一個小疏忽釀成的大錯。現在，他還得將錯就錯地前往未來的丈母娘家，去賣好兒，去
提親。
他甚而覺得自己把劉芬芳給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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