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茶對普洱茶的影響及發展

雲南產茶的歷史悠久，文獻記載最早見於唐朝咸通五年(864年)樊(綽)的《蠻書》卷七：「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銀生城即今雲南景東縣城。普洱茶生產的明確記載是明朝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方誌學家謝(綮洔)的《滇略》：「土(蔗)所用，皆普茶也。」普茶即普洱茶。真正稱呼普洱茶的是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普洱茶蒸而成團，西番市之。」《滇海盧衡志》中記載：「普洱茶名重於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蠻磚、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清人阮福1825年撰寫的《普洱茶記》中說：「所謂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內所產，盛產於府屬之思茅廳界也。廳治有茶山六處……」鑒於史料對六大茶山名稱說法極少部分不一，州政府曾經組織專家實地考察後，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過去和現在》一書中認定古六大茶山為：基諾(攸樂)、倚邦、曼撒(今易武)、曼庄、革登、莽枝。除攸樂茶山屬景洪市，其他五大茶山都在勐臘縣境內。

易武茶山今屬勐臘縣易武鄉，包括鄉政府所在地易武古鎮的易田、高山、麻黑村委會、曼臘村委會、曼乃村委會等轄區。在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中，易武茶在普洱茶發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易武茶山面積和產量均為古六大茶山之首

1957年，雲南省農科院茶葉研究所首任所長蔣銓對古六大茶山實地考察寫出的《六大茶山訪問記》證實：莽枝又名勐芝大寨，與革登相距約7公里，周圍地區不大，架布、習崆位於曼庄(曼磚)與倚邦之間，架布是個小村寨，僅產茶400餘公斤，而習崆產茶更少，兩地範圍比勐芝還小，顯然屬於倚邦茶山;易武和基諾(攸樂)兩地範圍廣、產茶多，按面積和產量，易武名列榜首，以此為倚邦、基諾、曼撒(今易武)、曼庄、革登。《勐臘縣誌》中說：「道光年間(1821—1850)，莽枝(勐芝)、架布、習崆等茶山逐漸衰退，易武茶山取而代之。」李佛一編(纂)的《鎮越縣新志稿》中記載：「清嘉慶、道光年間易武茶區年產茶七萬擔……光緒二十年前後易武茶區產量為二萬擔。」道光十六年(1836年)，易武至倚邦茶馬古道所經過的磨者河上的永安橋修建完工，所立的碑文上寫有「雲南迤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產易武較多」，這句話的意思是，當時迤南的經濟利稅主要靠茶葉，而茶葉產量易武最多。《西雙版納文史資料》第四輯中「古茶區分布情況表」表明：1912年易武茶區產茶5000擔，比倚邦、曼灑、曼庄、革登四茶區產茶之和還多;1957年易武茶區產茶1250擔，也多於倚邦等四茶區之和。因茶葉興衰演變，史料文獻中地名、產量記述有異，而易武茶山是普洱茶的主場地則是無疑的。

易武是普洱茶貢茶之鄉

易武因茶而興，清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湧入易武達「數十萬人」之眾，形成了「山山有茶園，處處有人家」的格局，一度被清廷「嚴禁客商入山作茶」。雍正十三年(1735年)實行「茶引」購茶，茶商復入，主產圓餅茶(又名園寶茶)，因七餅為一筒出售，又稱「七子餅茶」，大量運往普洱經銷。《普洱府志》記載：清乾隆九年(1744年)，普洱茶被宮廷正式列入《貢茶案冊》，普洱府每年撥出專款「例銀」，由思茅廳在六大茶山採辦貢茶的遺迹在易武、倚邦堪稱屢見不鮮。起于思茅，終於易武的石塊鋪築的茶馬驛道，實為採辦貢茶之便而修;立於磨者河永安橋遺址上的石碑上，清清楚楚地刻有「刊易武至倚邦實國家採辦貢茶所必由之道」的碑文;立於易武原石屏會館前的《茶案碑》上，也刻有「乾隆五十四年前，宣憲招李文采等父叔輩，栽培茶園，代易武賠納貢典」之事實。這些石碑均立於清代。除有歷史記載、碑文刻錄、實物佐證外，易武至今還保存的清廷賜匾——「瑞貢天朝」。書贈對象是車順號茶莊莊主車順來、李開基等人，車順來、李開基等人在科舉考試中已獲進京參加殿試資格，但因山高路遙，難於進京參加殿試，便將精心加工的易武茶送入京城表達心意。皇帝品飲後大悅，封車順來、李開基等人為「例貢進士」，並書「瑞貢天朝」四字贈之。(「瑞貢天朝」賜匾，至今仍由車順號茶莊後人保存)。因此，易武被譽為「貢茶之鄉」。貢茶大量入京，普洱茶在京城宮廷內外獲得好評，聲名遠播。《普洱府志》中就有「普洱茶名重京師」、「譽享京華」的記載。

歷經滄桑巨變，易武雖無往日輝煌，但遺存的古茶園(樹)、古街道、古茶莊、古商號、古驛道，以及「茶案碑」、「瑞貢天朝」匾額和民間制茶工藝等，是以易武為代表的古六大茶山的「活化石」、普洱茶文化的「歷史博物館」。

圖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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