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六擊匈奴對漢代外交的重大影響
摘要：衛青六擊匈奴的成功，標誌著漢朝在漢匈爭霸中取得勝利，推動了漢朝外交戰略的轉型，由此確立了漢朝在東亞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上文《袁南生：衛青六擊匈奴與漢代外交戰略的轉型》從漢朝與匈奴的戰略態勢以及衛青六擊匈奴連戰連勝兩個方面出發，回顧了漢朝是如何戰勝匈奴並獲得對東亞主導權的。下文將具體闡述六擊匈奴對漢代外交產生了怎樣的重大影響。
六擊匈奴促進了中國古代外交在漢代的定型
六擊匈奴將漢朝領土大大拓展，基本奠定了現代中國的領土主體。「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化不賓為齊人。」（王充：《論衡?宣漢》。）中華民族中以華夏族為主的中原部族集團由此被統稱為「漢族」，其文字系統亦稱為「漢字」。「漢」成了人們相互認同的基礎，中國人在此時有了一個相當明確的國家觀念，與這一思想趨勢相適應，更由於當時國家政治、軍事、外交總體形勢的需要，儒家大一統觀念逐漸成為國家官方意識形態。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經學成為學術主流。經過歷代傾力打造，儒學在兩漢時代逐漸演化成為以經典為依據的道德教育，加上以法律為依據的外在管束的、所謂「王霸道雜之」的統治思想，使得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運作方式兼具了禮樂與法律、情感與理智。
「親」、「誠」、「仁」、「義」、「和」、「惠」等儒家理念也自然順勢成為影響中國千年外交走向的主要思想和理論基礎，這是因為六擊匈奴使中國領土主體在漢代基本定型，由此決定了中國古代外交在漢代定型，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外交活動從漢代開始。「漢唐時期，是中國第一次打開大門與外部世界發生外交關係，從此才有了真正國際意義上的外交。先秦時期雖然也有過頻繁的外交活動和熱鬧的外交鬥爭，但那基本上是在中國本土範圍內的列國交往，還沒有廣泛地與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發生正式的外交關係。自『張騫鑿空』、『開外國道』，這一划時代重大事件開啟了中國古代外交的嶄新階段，使中國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東亞的範圍而開始走向世界。」（黎虎《漢唐外交制度史》，第9頁，蘭州大學出版社。）
六擊匈奴促進了中國從「列國」到「天下」的轉變。
列國體系的主要特徵是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政治實體，戰國時代是典型的列國並立時期，外交意味著華夏諸國之間的互動。隨著秦漢的統一，尤其是漢武帝獨尊儒術和征伐匈奴之後，天下主義成為思考對外關係的意識形態基礎。
兩漢時期是為傳統中國戰略文化與外交理論奠定基礎的重要時期。漢王朝宣布自身成為天下的共主，用天下主義來指導中國的外交決策。對於如何構建天下秩序，存在著不同的戰略構想。和親派認為通過道德感化、物質收買等和平手段就可以實現天下一統，征伐派則認為天下秩序的建立只能依靠武力征服。但兩者都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局限。隨著六擊匈奴的勝利，對外關係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朝貢體制隨之建立，外交意味著「中國」與外部世界----也就是當時人所謂「華夏」與「夷狄」的關係。
（六擊匈奴以後，中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圖片來自網路）
在漢朝擊敗匈奴、贏得了東亞體系的主導地位之後，人們自然而然地以居高臨下的眼光看待天下，人們的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天下主義的世界觀逐漸佔據主流地位，成為外交領域的支配原則。最終在東漢時期，以班固為代表的儒者總結歷代對外戰略的得失利弊，導入了「不臣夷狄」等新理論，構建了較為成熟系統的羈縻戰略。羈縻戰略在不動搖天下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同時，又為現實的政策調整留下了充分的靈活空間。漢儒的天下秩序理論奠定了中華帝國外交傳統的基調，影響非常深遠。
六擊匈奴以後，中國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中外朝貢制度在漢代也逐步成型，得以確立。漢代的中外朝貢制度，一方面承繼了先秦時代的五服制，另一方面憑藉與周邊國家和民族，特別是與匈奴打交道的經驗逐漸建立起來，並且表現為一個漫長的過程。隨著中外交往範圍的擴大和漢朝的逐步強盛，朝貢日益趨向於制度化、規範化、互惠化。
六擊匈奴是朝貢制度在漢代逐步成型的重要前提
朝貢制度起源於先秦時代，以君臣主從關係為表徵，是歷代封建統治者懷柔「遠人」，經略周邊和穩定邊疆的有效手段之一。
匈強漢弱時，是漢朝向匈奴朝貢。自漢代定型、延續了2000年的朝貢制度，實際上是以中原王朝向草原王朝朝貢開始的。漢朝在向匈奴「奉金千斤以結和親」的同時，還要「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班固和司馬遷筆下的這個「奉」字，一針見血地道出了漢匈雙方因勢力強弱不同而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關係。「匈奴單于不僅不受和親約束，時常發兵南下侵擾，而且在其勢力強盛時根本不把漢朝皇帝放在眼裡。以此而論，如果當時漢匈之間存在朝貢關係，應該是漢朝向匈奴朝貢，而不是相反。」（李雲泉：《漢唐中外朝貢制度述論》，載《東方論壇》2002年第6期）
昭君出塞嫁給呼韓邪單于
匈奴呼韓邪單于從反漢到親漢的轉變，使漢朝的朝貢逐漸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從《史記》、《漢書》有關記載來看，朝貢走向制度化是在公元前一世紀前期，並主要通過漢匈關係、漢與西域諸國的關係體現出來。漢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上層發生分裂，諸單于相繼分立，漢匈力量對比出現決定性轉化。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韓邪單于懾於漢朝的強大攻勢，希借重漢朝以自保，決定「稱臣入朝事漢」。（《漢書·匈奴傳下》卷94下）隨後遣其子右賢王銖婁渠堂至漢朝作質子。漢神爵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漢待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同年，其兄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漢書·匈奴傳下》卷94下）至此，朝貢制度的內涵逐漸明晰。除匈奴外，相繼納質於漢朝的還有南越、鮮卑、烏桓，以及車師、龜茲、莎車、大宛、康居、烏孫、鄯善、焉耆、拘彌等西域諸國。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皆不同程度地與漢朝保持朝貢關係。朝貢制度是漢朝控制和管理西域的得力手段。當漢朝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時，西域36國皆「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漢書·敘傳下》卷100下）這可能是「朝貢」一詞術語化並見於文獻的最早例子（[韓]全海宗：《中韓關係史論集》第12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實際上，朝貢制度的建立，是漢、匈強弱易位在外交制度上的反映。
六擊匈奴在彰顯漢朝硬實力的同時，極大地提升了漢朝的軟實力
史家評論漢王朝的外交說：漢氏「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卷86）。所謂「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以及「及其化行」、「柔服之道」，莫不與漢朝的「軟實力」有關，而所謂「致遠」就是包含「軟實力」在內的整體影響力。
（中國人被稱為漢人，受到各國尊重，很多國家的民眾以當漢人為榮。圖片來自網路）
漢朝自張騫出使西域後，先後仍有多名漢朝使者被西域有關國所殺。自漢武帝打敗匈奴後，各國開始對出使西域的漢朝使者格外尊重。公元前77年，樓蘭王去世。這事情被匈奴事先探知，匈奴就派在匈奴為人質的樓蘭王子回國，擁立為新的樓蘭王（樓蘭受到匈奴漢朝雙方威脅，兩邊都派有人質）。漢昭帝得到消息，就冊封在漢為人質的樓蘭王子為新王，並派使者護送，命他回去繼承王位。沒有想到這個王子怕死不敢回去。皇帝就派傅介子為使，帶著幾十名隨從，拿著皇帝使節，去責問樓蘭王。
傅介子帶了大量黃金幣錦，對外宣傳是要賞賜給新即位的樓蘭王。樓蘭國王不知是計，十分高興，宴請漢朝使者，被傅介子等一干隨從在酒席間殺死，並昭示樓蘭國民眾說：漢天子派我來誅罰你們的國王，將會改立在漢朝當人質的為你們的新國王。你們不要輕舉妄動，否則漢朝大軍一到，就會全部誅殺你們！並把樓蘭王的頭砍下來，掛在城門上示眾。於是就立了新國王，替他刻了國王的印章，並把宮女許配給新國王當夫人，改樓蘭國為鄯善國。傅介子等幾十人敢在別的國家土地上當著文武大臣的面殺掉他們的國王，依仗的是身後漢朝強大的國力。從此以後，只要漢朝使者出使西域，沿途國家都有一道命令：凡是漢朝使者經過的地方，當地民眾無條件供養食物，飲水，並由官吏護送出國。並惠及到這些國家做生意的漢朝人。中國人被稱為漢人，受到各國尊重，很多國家的民眾以當漢人為榮，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在以後對匈奴的作戰中，漢朝幾乎不用出兵。邊境如有戰事，或是西域各國有作亂，只需派出一名漢朝使者帶著皇帝信物，就可調動數國軍隊作戰。在漢朝的實力和意願都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漢匈兩極格局在戰爭中逐漸為漢朝單極格局所取代，衛青六擊匈奴為漢朝主導東亞國際秩序作出了傑出貢獻。（本文作者袁南生，編輯：吳珊瑩，王星星。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作者簡介
小學沒有畢業考上北大，是北京大學培養的第一位博士大使。原外交學院黨委書記，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在3家企業先後工作過17年，在4所大學先後工作過15年，曾任中國駐埃及大使館二把手，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大使，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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