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大師原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佛學 02-08

文/念君

2018年2月6日凌晨，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去世，享年101歲。網路上鋪天蓋地的信息與文章表達著世人對長者的緬懷與不舍。

讀著對長者生平的介紹，對其學術成就的讚揚，對其君子情懷的詮釋，對其純潔人格的追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崇敬之際，我也一直想著一個問題，老人何以會獲得如此高的成就？

就目前對長者成就的介紹來看：他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是集學術、藝術於一身的大學者、國學大師。

錢鍾書先生稱他為「曠世奇才」；季羨林先生認為「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當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直言「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他。」許嘉璐先生則斷言：「他是中華傳統文化呈現於20世紀的最好典型。我可以說，50年之內，不會再出第二個他！」金庸先生說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長者在學術研究上以廣博精深著稱，著述達3000萬言。他的治學領域包括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宗教學、歷史學、中外關係史、敦煌學、潮州學、目錄學、藝術學、文學、詩詞學、楚辭學等十四個門類。

此外，長者還是一位藝術巨擘，在詩、書、畫、琴各領域，均造詣高深。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學科，以至於他自己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遊子。」

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14卷20冊，超過1200萬字，包含專著80餘種，論文1000多篇。學界稱他為「業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來表達。

他通曉英語、法語、日語、德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六國語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在其本國亦少有人精通。一個人的精力充沛何以至此？一個人的聰慧富足何以至此？

1917年，長者生於廣東潮州，他的家族富甲一方。人常說「富貴學佛難」，意思是說身處富貴當中，人們往往因貪戀世俗享樂而不能致力於大事，很難甚或無法對世間生活生起出離心。然而我們透過長者的一生，可以說，正是這樣優裕的家庭環境成就了他。

長者曾經自述：「我家以前開有四家錢莊，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個玩物喪志的公子哥兒，但命里註定我要去做學問，我終於成了一個學者。我小時候十分孤獨，母親在我兩歲時因病去世，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一是家裡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散文；二是寫字畫畫；三是目錄學；四是儒、釋、道；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

財富可以是雙刃刀，既可毀滅人，也可成就人，這就是佛法常說的「善用其心」。長者深厚的家學淵源使其起步就為常人所不能及，這也是人們常說的「福報」。

學佛特別是要做佛教的學問，有錢、有閑是必備的因緣。《銀魂》里有一句台詞：「有的人光是活著，就已經竭盡全力了。」許多人的一生可能就沒有生活，只有生存，甚至還在線下。

其實，人的一生就是結緣了緣，既有「今生作者是」，又有「今生受者是」。懂得謹慎對待現世每日的「業力」，還要相信承續而來的「福報」。所以佛教才會說要「福慧雙修」、「福慧雙增」。

長者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地知名的考據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四兄弟都開了發行錢票的錢莊，為潮州首富。所以有人稱長者乃「潮州首富家裡走出的學問宗師」。

饒家不僅富甲一方，且家學淵源深厚。早年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築的饒鍔，在家鄉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受父親影響，長者兒時便常暢遊於書海之中，文史典籍爛熟於心。

家學淵源和家資富裕，使他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孩子望塵莫及的良好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他卻感覺學堂的教育並不適合自己，認為「太膚淺」，他寧願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這位後來學富五車的大師，其實連初中都沒畢業。

在成名後，曾有人問他，為什麼能夠成為一個「超級大師」？他說「超級大師」不敢當，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這樣的氣場與豪邁可能不是出身一般家庭的人能有的寬廣襟懷與無畏膽識。殷盛的家資給了他一份從容淡定，睿智的父親給了他做人的格局。

父親是他人生路上的第一個導師。饒鍔為清末民初潮州大儒，平生致力於考據之學，工於詩文詞章，諳熟佛典，尤喜譜志，著述甚富，有《〈佛國記〉疏證》《潮州西湖山志》《饒氏家譜》《慈禧宮詞百首》及《天嘯樓集》等刊行於世。年幼的他常充當父親的助手，抄寫整理《〈佛國記〉疏證》，據說直到晚年，仍能背誦《佛國記》中的一些段落。

在這樣的家風熏陶下，他擁有了良好的文化根基；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養成了超強的自學能力。雖然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後來卻在海內外二十餘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多門外語，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這樣的遊學經歷與廣博興趣，讓我們想起同樣出身名門的陳寅恪先生。真正是嘆為觀止。

長者雖然不算是佛門中人，卻與佛教因緣深深。

潮汕地區從來就是文重法盛，自古崇佛風氣流行。他曾在《宗頤名說》中回憶說，「自童稚之年攻治經史，獨好釋氏書，四十年來幾無日不與三藏結緣。」他的書架上排列著各種《大藏經》。

民國初年，韓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寧年間的瓷器蓮花佛像，這些佛像不僅年代久遠，而且上面有窯工姓名，甚是珍貴，其父親和伯父各買兩尊。少年的他也非常喜歡這些佛像，後來對這些佛像加以研究，發表一篇有關陶瓷史的文章，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關注。

相關紀念文中提到一些有趣的事，如長者一次在日本旅遊時，偶然發現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宗頤」。他與人打趣地說：「若人真能轉世的話，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

1981年秋，他于山西大同華嚴寺參訪時，無意中又發現經書中寫序人名叫「宗頤』，與自己名字相同，乃北宋高僧宗頤。他深有感觸，即興賦詩一首：「竊喜同名得異僧，秋風正馬事晨征。華嚴寺前掛飄去，豈是生前此誦經？」且制印一枚「十方真定是前身」。

長者的佛學研究主要體現在他的《佛教淵源論》一輯以及後來編輯的《饒宗頤佛學文集》中，多有前人未發之論。

如對六祖的研究，「從我個人去新興的感受來說，惠能不應是如《壇經》等禪籍所描述的那樣目不識丁，國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積很大。」因此，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淵源的人。並認為六祖傳法偈可從佛道兩家典籍中找到出典。

指出惠能禪與印度禪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禪是可以活活潑潑地運用於日常生活中，而印度禪則不同，流行「禪窟」，讓人修苦行。

他說：「禪不光是要靜坐，而是要培養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佛教講因緣，因是內在主因，緣是外面的條件，相互要相應。

對於佛教的「定」，傳統認為，「定」即是排除誘惑，他認為是內心的清凈。

對於色空關係，他說「空」其實是一個過程。

網上有文章介紹說：

在佛教研究上，饒先生常常從史的角度出發，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獨到的看法。

例如，唐德宗貞元年間在吐蕃曾發生過一場我國僧人摩河衍與婆羅門僧人蓮花戒關於佛教教義年代的著名辯論，學術界對此頗多爭論，以往學者大多是應用典籍中的文獻，故眾說紛紜。然而先生另闢思路，根據敦煌遺書所用唐朝紀元與吐蕃紀年的年號的終始，再參以其它文獻，確定了爭論年代應在792～794年之間。此說法雖始於法人戴密微，但作最後論定的，是饒宗頤先生。

又如對於宋齊以降產生的經疏學與佛家經疏「同源」說的矯正，饒先生力排眾議，一言而成定論，先生對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這樁公案的圓滿解決，其得力處在於其通曉梵文，能夠直接閱讀梵文本婆羅門經典和佛教經典。

此外，長者佛教題材的繪畫造詣頗高，觀音畫是畫得最多，也最有特色。

著名藝術評論家黃苗子說：以畫入禪或以禪入畫，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宋以來的畫家，也有畫與禪結合的好作品，如梁楷、石恪、牧溪、清初八大、石濤等，雖然他們的筆墨風格不同，但都是通過悟禪修心得來的成果。

饒先生的畫落筆便高，也說明他禪學修養很高。心中沒有執著，下筆自然隨意。所謂隨意，是指筆隨心意走，他把禪宗的有、無、色、空概念，融化在丹青裡面，表面上不落一個禪字，而畫面上透出絲絲禪意，他的一景一物，一草一花，一人一僧，看是隨手拈來，無心無意，實是匠心所在，這就是饒先生畫作的特點。

他自己有詩云：「水影山谷盡斂光，靈薪神火散余香。拈來別有驚人句，無鼓無鍾作道場。」以音聲繪事供佛，這是其他學者無法可比的。

在長者的一生中，可以看到佛法對他心境與修為的影響。「我從14歲起，就學『因是子靜坐法』，早上會沐浴和靜坐，然後散步，晚間九時必寬衣就寢。」

香港大嶼山有一遊覽處，38株巨木鐫刻著斗大的《心經》全文，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戶外木刻心經簡林，正是長者2002年創作的。他說，要為香港開啟智慧。

長者喜歡清凈的生活，「心無掛礙中的『掛礙』，是指自己造出來的障礙。現在的人太困於物欲，其實是他們自己造出來的。」還流露：「有過一段時間真想剃度入山為僧。」

他寫的「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以及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前矗立的四個大字「慈悲喜舍」，都蘊含著長者的悲憫之心與處事哲學。

放下，是一個常用的口頭語，但一般人很難做到。

比如從1952年開始，長者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中國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

按他的話說，「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但他對身外浮名並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里，自得其樂。他說「我來不及煩惱」。這份心靜如水，可以抵擋外在一切虛幻的光環。

有人稱他大師，他淡然一笑，「呵，大師？我是大豬吧（潮汕話里，『大師』與『大豬』諧音）。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長者認為心靈皈依之處很重要，如果沒有終極關懷，靈魂會流浪。比如曾有人問及他對王國維的評價，他說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脫：「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偉大，而且對於叔本華的哲學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對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所以，王氏做人、做學問，乃至論詞、填詞，都只能局限於人間。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都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

他深知做學問的艱難，並不是勤奮就可超越，吃苦就能勝出。「我不帶徒弟，我幹嘛要讓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夠了，不想讓別人辛苦，做學問真的很辛苦。」

一個人的成功是諸種因緣的和合際會。他的出身、他的博覽、他的眼力，他的鑽研，還有香港安定的學術研究環境。比如學界流傳的「南饒北季」、「南饒北錢」，境遇有別，因緣殊異。當年他在香港學術研究風生水起之時，大陸許多同輩人卻被關進牛棚、打掃校園。這樣就能理解中國人為什麼總講究天時、地利、人和。

長者富貴學佛，善用其心，用生命演繹了富貴同樣可以學佛，並且可以學好佛法，運用好佛法。長者的一生，就是「福慧具足」的典範，既修福又修慧。

學問精深、廣大博覽，無人能望；福報之大、長命百歲，少有人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舍一法。如維摩居士所言「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長者光風霽月，玉骨冰心，其生命的依正莊嚴可以看成是佛法對長者的心性滋養，也是他對佛法慈悲喜舍的詮釋與踐行。

本文為騰訊佛學獨家原創稿件，

轉載請務必註明作者和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