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雪夜行人紀念饒宗頤先生專題之一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風雪夜行人
胡曉明|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本文原載《書城》2008年第11期，已獲得作者授權
文中圖片未經註明均來自網路
編者按:今日（2月6日）凌晨1時左右，文史學界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在睡夢中離世，享年101歲。饒宗頤，字固庵、伯濂、伯子，號選堂，1917年出生於廣東潮安，被譽為「通儒」、「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是中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教育家和書畫家。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並且精通梵文，與錢鍾書並稱為「南饒北錢」，與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季」。他先後獲得多種榮譽，1962年，獲得法國漢學儒林獎；1982年，獲得香港大學頒授的榮譽文學博士； 2011年，當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2012年12月當選法蘭西學院外籍院士。2013年3月23日被授予「世界中國學貢獻獎」。饒宗頤先生雖已駕鶴西遊，但他的為人風骨和治學風範，將繼續勉勵後學，推進國學研究的發展。
饒宗頤先生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兩天，在香港，由九間大學共同舉辦，有一個盛況空前的學術會議，即饒宗頤教授九十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共二百多位來自大陸與海外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
開幕的那天，在香港回歸實況轉播的香港會議中心宴請來賓，金風拂座，和氣浮觴，笑容可掬的選堂老人，面對三十幾桌海內外勝友高朋，面對窗外維多利亞港灣繁星似錦美麗夜色，他氣度雍容，一如大海不波，天地恆春。
開幕第一天，在聽主題演講時，我竟然產生了一種迂遠的想法：不正是選堂的無施於用，反而成全其今日文化中國之大用么？在他的世界中，舉凡書法、繪畫、琴藝、和詩、填詞、辭賦、校書、小學、篆刻、戲曲、藏書、碑刻等百年國史中行將消失的國粹，他皆有作品，皆有很強的表現。他兼有文採風流的才子藝人與業精九能的博學碩儒為一身。
遙想一百一十年前，1898年的多事之秋，張之洞發表著名的《勸學篇》，主張講中學要有用，言之惶惶然：「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遍觀而盡識，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新學則力不給。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為貴，不以殫見洽聞為賢」（《勸學篇·內篇·守約第八》）。
一個多世紀過去，選堂之學術道路與學問性格，恰與張之洞之「以致用當務為貴，不以殫見洽聞為賢」，背道而馳。他的學問性格，不僅沒有意識形態取向，而且沒有致用、功利的取向，純然以一天真而任性的學術「頑童」，化學為藝，化用為樂，遊戲其間，反而成其大體大用。退守、邊緣，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然後得其自在、成其正果、放其光彩，這裡，難道沒有文化中國的啟示意義么？
所以，當讀到劉夢芙、趙松元、陳偉君著的這部《饒宗頤詩詞論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無用而得其大用的美學心靈。我翻閱十四年前的《訪談記錄》，選堂先生的話，猶在耳邊：
「文藝是自己的，學術是人家的，前者更可珍貴。」
「戴密微晚年後悔說：中國文學是第一流的，我把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佛學上，不值得。」
「一切學術，均需以文學作底子。文學好，就不怕其他不好。」
饒宗頤先生作品《布袋和尚》
想起十四年前（1994），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的咖啡室里，望著窗外常青的山光樹色，饒公對我說：
「香港是一個破了model（模子）的世界，你還沒有活動就給你限定了，這種model，作為管理是比較方便，但對於人的天性、興趣的發展，我就不敢說好了。所以我是一個不能進入model的人。我這個人非要搞七搞八，因為我有這個能力。」
模子之外，正是魚躍鳶飛；模子之外，才可知文化世界之高、寬、大。這正是他的美學心靈的核心，是自由、自尊、自信，也是最終相信文化世界的偉大，捨棄自己的同時，也在其中成就了自己。
這也是中國人文主義傳統的自由精神。是儒家、道家與禪宗共同體認的生命精神。
我讀了論稿中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對選堂詩詞的了解。越來越認識到，選堂詩學，是二十世紀中國詩學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也是不可重複、空前絕後的詩學經驗。其中有關創作論、風格論、自然觀、淵源論，以及生命詩學的奧秘，值得從更多的角度來研究。下面，是因此而得到的啟發，看待選堂現象的一些觀察點。
第一，選堂詩詞，以和韻為其重要特點。正如趙松元的研究所示，無論是與同時人的唱和，還是與古人的次韻，都成為重要形式。尤其是和阮籍、康樂、東坡、白石、清真、韓愈等數家，數量與難度，都突過前人。有的大型次韻作品，是在短短几天內完成的。從選堂的詩詞小集的小序看，詩人的創作興奮點，也往往是在如何在和韻難度上勝過古人。正如友人羅忼烈所說：
客或謂余，詞貴新造，韻當自我，畫地為牢，屨校滅趾。余謂客曰：才難而已。陸平原所謂躑躅燥吻，寄辭瘁音者，信大難耳。至若虎交（變）獸擾，龍見鳥瀾之士，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大毫未而小泰山，以無厚入有間，則何難之有乎？……是知積厚之水，堪負大舟，追電之駒，無視銜轡，形雖摹古，實則維新。（《晞周詞序》，《選堂詩詞選》）
和韻之藝，大矣哉！我們過去絕對信奉西方的情感表現文學創作觀與中國古代的詩緣情觀，而無視唐宋以還古人創作實踐中和韻步韻唱酬為佔據詩史大宗的重要事實，以「為文造情」將其一筆勾銷，以理論正確的名義，取代歷史現象的尊重，遂與古人的創作真實動因、構思秘密、才藝內蘊、過程快樂等，失之交臂。
以選堂詩詞為經驗，其實，次韻本身，並無過錯。一首詩有沒有真實的自我，有沒有獨到的創意，並不必然以這首詩次韻與否為標準。次韻的詩學內涵，值得再認。譬如，文可引情，即語文形式的主導性、隨機性，不見得低於、次於情感的原發性。古人其實也有很多經驗之談。如《文鏡秘府論》（南卷）：「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人，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
此外，次韻又有「競賽」「競技遊戲」的意味。我們不能不承認，在古代，中國詩的寫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競技遊戲，是語言的高雅藝術活動。其難度、深度與複雜性，不亞於世界上最精妙的遊戲。如果我們承認真正美學品質高的事物，必須具有一定的難度與深度，如果我們認識到，語言與語言之間，有典雅俚俗之分，那麼，次韻的美學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再進而言之，次韻的詩學，有助於詩人探訪文化心靈的故人，諦聽到歷史精神的回聲，歷驗詩人寫作的秘徑，參與藝術生命的創造，因而，是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詩詞創造學。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無須經由理論的經驗詩學。
從西方詩學的角度來看，也有可資比較的理論。哈羅德·布魯姆的一個重要理論是：凡文學史上後來的詩人，往往有一種「影響的焦慮」，即面臨前輩大師的優秀作品，他們必須要以一種遲到的身份，更作殊死的搏鬥，努力創造有意的誤讀、修正甚至顛覆的美學，以此來營造一個富於想像力的獨特空間。這種「競技」式的拼搏，類似於弗洛伊德所發明的「弒父」情結，只有殺死父輩才能獲得新生（《影響的焦慮》，徐文博譯，三聯書店，1989）。
儘管，中國詩人的以次韻、仿寫、唱和、擬作、復古等為特徵的摹古傳統，並非一定要以「弒」的方式來消除前輩，毋寧說甚至要保留前輩的生命痕迹，求得一種生命能量與美學品質增色的共榮效果，然而存在著一種語言與精神的共同體，以及共同體之內影響、修正與改造的「創作之長流」，是東西方詩學一起認同的。我們可以從這個理論新說上，來再認選堂詩學的現代意義。
饒宗頤先生作品
錢仲聯先生序選堂詩詞，有云：「選堂於此，掉臂而行，得大自在，所謂華嚴樓閣，廣博無量，彌勒彈指即現者也。」選堂詩歌，其一大特點，即文化生命上的「大自在」。所以，他的詩歌，儼然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華嚴樓閣」，儼然而為寶相莊嚴的文化世界。依文化詩學的理論，可簡單描述為以下特點：
第一，文化生命之擴展。前述次韻的詩學，以及選堂一切繪畫、書法、音樂與文章創作中強烈的摹古精神。正是與歷代詩人畫家相呼吸相依承，共同維持高貴的精神品質，求其文化世界之悠長而久大。
第二，文化生命之困頓而復甦。選堂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命運之困頓相始終。然當其吟詠情性之時，化智、情、意、美而為一，化個人之憂愁，而為文化之鄉愁。看他的自題詩集：「正則小山所嗟嘆憭栗者」（《瑤山集》），「登高目極，不覺情深」（《白山集》），「環屋濤聲洶湧，動我憂思」（《長洲集》），「抒哀樂於一時，表遐心於百代」（《長洲集》又識），「庶幾表聖狂題之悲概」（《冰炭集》），「契闊死生，純情增悵，駕言出遊，輒寫我憂」（《羈旅集》）等等，多傷心危苦之辭，詩不僅為苦悶之象徵，而且為療治之良方也。至於「皆足盪胸襟而抒志氣，冀為詩界指出向上一路」（《佛國集》），「意有所極，遂忘人我」（《長洲集》），以及他說到書法創作之樂：「運腕行筆，精神所至，飄風湧泉，人天湊泊，尺幅之內，將磅礴萬物而為一……」，何嘗不是說詩藝創作之快樂。正是以詩提升有限生命，求其文化世界之向上一路。
饒宗頤先生作品
第三，文化生命之飄零而止泊、相異相分而一體俱化。選堂一生，由嶺南而香江，由香江而星洲、馬來、東瀛，而北美、西歐、北歐、印度，五洲而歷其四，最終回返禹域，游遍大江南北。行走之遠，不僅中國詩人中，超過了康有為，為古今第一人，更重要的是，由文化生命之離其自己，經歷千辛萬苦，終又回返自己，象徵了華夏文明死而復生、由邊緣而中心，由破碎離散而魂兮歸來的歷程，選堂其人，不僅為文化的行吟流浪詩人之一；而且選堂其詩，不啻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文化招魂曲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無論是在天竺、暹羅，還是長洲、北海，無論是南歐的白山黑海，還是北美、西亞，他都以華夏詩詞的文採風流，化蠻荒而為文明，化異邦而為鄉關，轉幽遠而成親近，五大洲之山川風土，化而為音聲和美之詩教，化而為溫柔敦厚之生命。因而五洲四海，同此天地即同此生命。因而選堂其人，亦由一鄉之士，一國之士，而為天下之士。這不僅是文化生命求其悠長而久大，而且更是文化生命求其寬廣而美富。因而，選堂其人其詩，亦中國古老詩歌文明，向世界證明其不朽之意義。
夢芙、松元將刊其文稿，囑寫數語，因得重溫選堂詩詞。寫至此，忽憶及十四年前冬天某日，從中文大學中國文化所出來，與饒公同乘地鐵，轉乘計程車，陪同他回山村道鳳輝閣的家，參觀他的書房，看他的巨幅山水畫。其中一幅《雪山行》，風雪中，一牽駱駝的旅人，寂寞堅定而行。饒公指著那人笑道：「那就是我。」我就用這幅畫的意象，作此文的題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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