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至深的白帝城託孤，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要再說劉備虛偽了

但我們只要想到歷史上皇室里孤兒寡婦的慘劇，便知道託孤是如何的困難，是如何的一件大事。所以曾子把「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托六尺之孤」的人，稱為「君子人也」。

劉備將「阿斗」托給諸葛亮，不僅換得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並且連他的兒子諸葛瞻，也戰死綿竹，真是一門忠義。而阿斗對諸葛亮，不僅推心於生前，實也置腹於死後，實踐了「父事」的遺囑。

若就託孤這一事而論，實為周公旦以後唯一的歷史佳話，甚至可以說是歷史奇蹟。但周室的託孤，主要應歸功於周公旦一人；而後漢的託孤，則實由劉備及諸葛亮兩人共濟其美。並且有了劉備，才能發揮諸葛亮的志節。所以在政治權力的關係上，劉備更為難能可貴。

難怪陳壽《三國志》稱他「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這是陳氏經歷過了漢魏之際、魏晉之際的孤兒寡婦的慘局，由悲慟的情懷中所發出的真誠讚歎之聲。

說到託孤，當然首先要想到知人的問題。被託孤的人，必須具備三大條件，「有良心」、「有能力」、「有權柄」。大凡姦猾出身的開國之主，到了他的末年，一定把有能力的人殺個乾淨，有如劉邦、朱元璋，只留下毫無能力的奴才，作他的看家狗，所以他們身後都遭遇到家庭的慘變。到了守成的衰世，權力自然會落到外賊、宦官、奸雄三種人手中，孤兒寡婦，只有被玩弄在這般人的股掌之上。從整個的歷史看，諸葛亮才真是自周公旦以後，俱備了上述三大條件的值得託孤的唯一人物。

但是劉備能使諸葛亮鞠躬盡瘁，並非僅靠他的知人之明，而是靠他由性情寬厚（陳壽稱他是「宏毅寬厚」）中轉出來的對個人權力的開明態度。因為他有由寬厚而來的開明態度，所以他之對諸葛亮，絕不同於劉邦之對張良、蕭何，沒有半點猜嫌意味夾在裡面。張良、蕭何，決不是造反型的人物，但他兩人在晚年是用最大的心機來求保全自己的生命，還說得上什麼作為？

這非劉邦知人之明不及劉備，而是劉邦那種性情刻毒的人物，太重視私人的權力、私人的產業，自然會對人發生猜忌之心，自然會覺得一切人都不可靠；你既猜忌他人，他人便在心理上發生本能的自衛反應。韓、彭一連貫的慘案，都是因對私人權力抓得太緊而來的猜忌心理所造成的。

劉備對於陶謙、對於劉表，在權力的緊要關頭，頗能從容進退，表現出陳壽所稱的「寬厚」，所以在私人權力上比較看得開，因而猜嫌之心也較少，使諸葛管樂志，不受到無謂的干擾。也正因他把權力比較看得開，所以他的託孤並不是完全注重在要諸葛幫自己的兒子守住自己留下的產業，而只是順隨當時的情勢，要諸葛擔當起這一分「討賊」的責任。

他對諸葛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初看，這好像是無可奈何、情不由衷的話；但看他在《遺詔敕阿斗》中說「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說得是如何的懇篤！把他兩段說的話合起來看，便可斷定「君可自取」，是他出於對私人權力的一種開明態度的由衷之言。陳壽說他託孤是「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真是良史的特識。「心神無貳」，是形容他在託孤時無半毫猜忌之心。「誠君臣之至公」，是形容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共同的責任，而且無私人權力的觀念。因為是至公而無私人的權力觀念，所以才能托得心神無貳，諸葛也便可受之不疑。

諸葛的人格與事業，陳壽用「公」與「誠」兩字加以概括。所以他說「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又說他的治略是「開誠心，布公道」。但任何人的公與誠，在愚昧自私、猜忌陰狠的氣氛中，不僅不能發揮，並且一定要受到摧毀。可見有「君臣之至公」，才能有劉備和諸葛的魚水結合，才能有白帝城的託孤。

白帝城託孤，本是一個歷史悲劇，但這卻是純潔而高貴的悲劇，這才使偏安一隅的短命政權，依然有其歷史上的光輝，也使阿斗的結局較之曹氏子孫的結局似還稍勝一籌。假使劉備在託孤時，稍存疑忌，則淡泊明志的諸葛，雖然不會因此而改變他自己的公與誠，但劉備的疑忌之心，一定會給阿斗的心理以暗示，阿斗就不會那樣死心塌地地「父事」諸葛，政治上的問題便多起來了。

讀歷史的人，若沒有體認到陳壽所說的「誠君臣之至公」的「至公」兩字，豈但不能了解到白帝城託孤的歷史價值，便也理會不到歷史上禍福興亡的契機，而一任「後之人哀後人」了。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