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懂了，為什麼中國電影翻拍日本故事總是失敗
文 | 路西法爾
不客氣地講，韓傑導演的《解憂雜貨店》讓我想起辛普森一家訪華那集：京劇演員在舞台上雲里霧裡地唱了一番，然後跑上來一頭身上寫著「American dream」的龍。
台下的辛普森先生感動得熱淚盈眶：「我終於看懂了！」
《解憂雜貨店》翻拍自東野圭吾的暢銷小說。中國版上映一個月後，日本版的《浪矢解憂雜貨店》也登陸中國院線，自然引發了兩個版本的改編哪個更好的爭論。
《解憂雜貨店》（2017）
《浪矢解憂雜貨店》（2017）
而觀眾和票房所給出的評價也自相矛盾：中國版在豆瓣獲評僅5.2分，論口碑已可掃入爛片的行列，最終票房卻有2億以上；而日本版雖有7.3分，但票房能不能拿到中國版的零頭則殊為可慮。
《解憂雜貨店》的基本設定是三個孤兒院出身的孤兒，在孤兒院即將被賣掉的前夕洗劫了地產商的家，在逃亡路上誤入了一家可以和過去通信的雜貨店。雜貨店老闆生前是一位善良而孤獨的老人，鎮上有煩惱的人可以用匿名信的方式向老闆傾訴苦衷，三個小偷也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受到打動，洗心革面。
除了小偷三人組和老闆本身外，前來傾訴煩惱的人共有五組。
兩部電影版不約而同地捨棄了「擊劍冠軍」的故事，從剩下五個故事裡各自選取了三個：中國版保留了「逃離父母的少年」，捨棄了「輕生的私生女」那個故事，而日版則相反。從素材的選裁上看，中國版和日本版至少做到了同樣尊重原作。
關鍵在於，日本版對於原作的忠實體現在遵循了原作的「治癒」主題，中國版則莫名變得很「勵志」，這大概就是引發觀眾給予兩版改編截然不同評價的原因。治癒與勵志，聽起來是有點相近的詞，但在中日兩種文化的語境里卻有著微妙的分別。
在日語中「癒し系」統指那些可使人舒緩緊張、壓抑、焦慮等負面心理，感受到溫暖、愛、平靜、美好等感受的事物。大多數情況下，被「治癒」的不是肉體的創傷，而是將孤立的個體重新接納進社會網路之中，使之感受到自我的完整。
據說是上田紀行在《覺醒的網路》（蝸牛社，1990）一書中率先使用了「治癒」一詞，但是「治癒系」流行開來成為文化現象卻是90年代末的事情。蓋因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增速最快的時期一去不復返，社會心態由積極擴張轉為消沉保守，溫暖人心的文化消費物大行其道。
在日本版中，三個前來諮詢煩惱的人——「魚店音樂人」「綠河」「迷途的汪汪」都是失意者，比起功成名就的野心，更在意如何獲得內心的平靜。
最終「魚店音樂人」和「綠河」都通過他人延續了自己的生命，雖然「迷途的小狗」因為通信而走上人生巔峰，但電影主要刻畫的是她與他人的聯繫，發跡並非治癒之旨。
中國版則似乎更關注原著中關於「夢想」的部分：「小城音樂人」倒在了追夢的路上，雖敗猶榮；張默逃離父母后成為了畫家，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晴美在一首MV的時間裡完成了從舞女到地產大亨的華麗轉身。
受到了他們的鼓舞，連小偷之一的彤彤也拿起了吉他，出門就去報名了「超級女聲」，出名要趁早，自我實現才是王道。
《天龍八部》中西夏國公主招親「酒罷問君三語」，劈頭第一個問題便是「公子生平在什麼地方最為快樂逍遙？」
慕容復已聽了這個問題不下四五十次，待問到自己時竟突然張口結舌，答不上來。呆了一呆才說道：「要我覺得真正快樂，那是將來，不是過去。」
這是一生營營役役，內心從未真正快樂之人的一般想法。而在中國版的《解憂雜貨店》中，竟是除了雜貨店老闆之外所有人的共同心思，不禁讓人唏噓。
「治癒」的力量來自對共同體的依戀、回歸，在功名富貴這些自我的依傍被逐層剝落之後，剩下的仍在無條件肯定「我」的便是由傳統構建起來的人情空間。
因此空置了三十三年、破敗得一塌糊塗的雜貨店能夠被視為超越時光、永恆不變的存在。而對於中國人來說，「追夢」本身就意味著從計劃經濟時代的共同體里掙脫出來，包產到戶、自負盈虧，家庭之外並沒有一個更大的情感共同體可以回歸。
不過這也不是說國人不需要「治癒」，隨著社會晉陞通道的狹窄，雞湯和毒雞湯越來越成為一線城市青年人的心靈麻沸散。
《解憂雜貨店》被改編成了一個土味的勵志故事後雖然頂著如潮的惡評尚能取得一個過得去的票房成績，純正的日式治癒登陸中國則只能受到少數日本文化愛好者的推崇——兩個自相矛盾的現象說明國人並非感受不到壓力，卻仍留戀著通過個人奮鬥的夢想。
讓慕容復接受一事無成的人生，做得到嗎？再寂寞、再痛苦一點養一隻貓也就夠了。
推而廣之，《深夜食堂》《家族之苦》《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等一系列「治癒系」IP的本土化改編都遭到了冷遇，演員演得尷尬、觀眾也看得尷尬。其背後的原因恐怕便不僅是製作漫不經心的問題。
真正的「治癒系」距離國人還有多遠？大概還差一隻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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