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30年前我帶著美國夢來到洛杉磯，那時的總統也是演員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一年前，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創造了當代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劇。對於他這次出乎意料的勝選，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尋找到一些線索呢？

那一天，我搭乘的飛機飛越高山，在沙漠上空開始逐漸降低高度，距離洛杉磯越來越近了，在那座城市郊外的上空，我看到地面上點綴著無數形如腎臟的游泳池，這個畫面一下子把我記憶中的某個角落翻了出來。

30年前，我搭乘的飛機也是沿著同樣的航線飛抵洛杉磯的。我帶著一個英國少年對美國的美好憧憬來到了這個國家。在那個年紀，我一直對美國充滿了想像，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國家，更是我的理想寄託之地。當我終於走進機場的入境登記大廳，看到那位曾做過影星的總統面帶笑容的歡迎畫像時，說我對這個國家「一見鍾情」是不太準確的，因為美國已令我魂牽夢繞很久了。

英國廣播公司駐紐約記者尼克·布萊恩特2017年11月3日在BBC NEWS網站刊發文章：《當美利堅合眾國不再偉大》

在真正到達這個國家之前，我對美國的熱情早已被點燃——那些西部片、警匪片、《西區故事》（West Side Story）和《油脂》（Grease）這樣的愛情片，還有報紙上各種充滿英雄人物的美國漫畫。對當時那個16歲的我來說，紐約要比倫敦更有吸引力，我甚至能叫出很多美國總統的名字，而關於英國首相，我卻知之不多。就像很多剛剛來到美國的尋夢者一樣，就像很多熱愛這個國家的人們一樣，我對這個國家很快就產生了一種歸屬感（an instant sense of belonging）、一種由親切隨和、不拘小節的風土人情而引發的認同感。

80年代美國的繁榮的確名副其實：多車道高速公路、巨大的家用電冰箱、汽車影院還有那些免下車、「得來速」式的漢堡店。我喜歡美國的規模巨大，喜歡她的大膽自信，甚至喜歡她的混亂和嘈雜。在英國，很多人從很小的時候起就習慣於向命運妥協，而美國夢的力量不僅在於物質的誘惑，更在於那種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心理滿足感。

在我的諸多美國同學們看來，向社會上層的流動並不只是一種按道理來說可能發生的事情，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在美國，人們內心並沒有英國人心裡對成功者的那種負面情緒，美國人覺得成功是奮鬥的主題而不是羨慕的對象。一個美國人看見一輛卡迪拉克汽車和一個英國人看見一輛勞斯萊斯汽車時的心態也是不同的。

1984年，洛杉磯舉辦了夏季奧運會。前蘇聯對這屆奧運會的抵制使得美國隊輕鬆地主導了獎牌榜。記得麥當勞當時還推出了刮獎活動（此次活動的策劃是在前蘇聯決定不參賽之前就完成的），如果美國隊在某些項目中贏得了獎牌，根據刮獎結果，人們就有機會免費享用巨無霸、可樂或炸薯條。在連續幾周里，我多次享受了免費的麥當勞大餐，那些高熱量食物支撐著我不斷發出「美國！美國！」的呼喊。

那是美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經歷了越戰、水門事件和伊朗人質危機的漫長國家噩夢之後，美國開始再次展現自己的活力。1984年不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預示的反烏托邦地獄，那一年是充滿著希望和樂觀情緒的。山姆大叔（當時似乎沒人太在意這個國家已被賦予了一個男性化的人格——原注）再一次由內而外展現出一種自信和滿足。

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羅納德·里根第二次競選的口號「黎明重現美利堅」（Morning Again in America）真是恰如其分。在那一年的總統大選中，里根以絕對優勢戰勝了民主黨對手沃爾特·蒙代爾，拿下了全美50個州中的49個，而且贏得了總票數的58.8%。其實，當時的美國政壇根本稱不上和諧。政府內部依舊是分裂的。共和黨人控制著參議院，而民主黨人則主導了眾議院。1980年，里根提出擴大「州權」的倡議，這在很多人聽起來就像是對民權運動的否定。這一倡議在某種程度上對里根的形象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

里根選擇費城展開了競選活動，但他的「費城」並非那座友愛之城，並非那座誕生了《獨立宣言》的美利堅搖籃之城，他將演說地點選在了三位民權活動人士1964年遭到白人至上主義者刺殺的地方附近。與尼克松相同，里根也在尋求自己的「南方戰略」，他也希望將白人對黑人地位上升的恐懼感加以利用。

不過，當時流行的愛國歌曲還是李·格林伍德（Lee Greenwood）的《上帝保佑美利堅》，當時的政治也不像今天這樣極化（「極化」一般指兩個政黨之間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上的差異越來越大，同時兩個政黨各自內部在意識形態和政策立場上的同質性越來越高，中間勢力或溫和派越來越少，兩黨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小——觀察者網注）。雖然民主黨人、眾議院議長奧尼爾很反對里根提出的「涓滴經濟學」（這位眾議長曾將里根稱為「自私的啦啦隊長」和「面帶微笑的赫伯特·胡佛」——原注），可當涉及到國家利益時，這兩位愛爾蘭裔美國人還是能顧全大局並致力於達成共識的。

二人都很清楚，美國的開國元勛們在設計這套施政體系時已將妥協的元素內嵌其中了，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政治家們若缺乏妥協精神，華盛頓是一天也運轉不下去的。最終，他們還是達成共識，共同推動了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兩項改革。

當時的美國正處於上升期，不像50年代那麼偏執，不像60年代那麼躁動，也不像70年代那麼消沉。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發展的，它總是充滿著曲折。雖然時代不會自行展現自己的特徵，但今天看來，從1984年至2016年的32年可以被清晰地劃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的最後16年是美國的霸權時代（American hegemony），而在本世紀最初的16年里，很多美國人心中感受到的卻是國家地位的衰落、社會機能的失調、人生目標的幻滅以及對生活的諸多不滿。在今天美國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人們能很明顯地感受到這兩個階段之間巨大的差異。

主導全球的時代

在上個千年步入尾聲的十幾年裡，美國在世界上所擁有的主導權，與美國隊在洛杉磯奧運會上所擁有的主導權頗有幾分相似。就在里根要求戈爾巴喬夫推到柏林牆兩年之後，東西方之間意識形態的高牆也被推倒了——美國贏得了冷戰。在隨後出現的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國成為了單極世界中唯一的超級大國。

1991年，美國領導下的聯軍以閃電速度贏得了第一次海灣戰爭，越戰失利的陰霾被一掃而光；隨後，俄羅斯改革派領導人葉利欽入主克里姆林宮，國際社會對俄羅斯進行民主化改革充滿了期待；此後不久，中國也開始擁抱市場經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1989年發表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提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傳播，標誌著人類社會文化演進的終結，並且將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

在全球範圍內，人們大多預測日本將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而美國拒絕讓出自己在金融和商業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結果，索尼並未能稱霸世界，加州的矽谷反而一枝獨秀，成為全球高科技新經濟的旗手。

前總統比爾·柯林頓曾誓言要搭建「通往21世紀的橋樑」，他的話最終兌現了。不過，幫助他建成這座橋樑的設計師和工程師大多來自Microsoft、Apple和Google等幾家科技巨頭。在將星條旗插在月球表面的「靜海」（the Sea of Tranquillity，月球上眾多「月海」之一，位於月面中央的寧靜盆地內，面積約為42萬平方千米，低於月球表面1700米——觀察者網注）30年之後，美利堅不僅主導了外太空，而且也成為了全球互聯網世界的領袖。

當然，美國主導全球的這段歷史並非風平浪靜。1992年，洛杉磯爆發了騷亂（非洲裔美國人羅德尼·金因超速駕駛被洛杉磯警方追逐，被截停後他遭到四名白人警察用警棍毆打，而法院判決實施暴力執法行為的白人警察無罪，這引發了持續四天的震驚世界的洛杉磯大騷亂，在這期間大約有50至60人死亡，發生縱火600餘起，大約1萬人被逮捕，被捕者中約42%為非洲裔、44%為拉丁裔、9%為白人——觀察者網注），這起大規模騷亂揭示了美國社會內部存在已久的極為深刻的種族裂痕。

在華盛頓，比爾·柯林頓遭彈劾事件體現出美國政治中黨派主義的極端化趨勢，而極端黨派主義對美國整體政治生態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人們滿足於通過有線電視收看24小時滾動新聞的那個時代，政治動態開始具備了第二個功能——供人消遣的肥皂劇。隨著1999年12月31日的逐漸臨近，「20世紀是美國世紀」的表述不再受到任何質疑了。比爾·柯林頓在國家廣場主持千禧年慶祝活動的那個夜晚，我也在華盛頓，盛大的焰火划過了林肯紀念堂的上空，華盛頓紀念碑的影子倒映在池水中，看起來就像一個阿拉伯數字「1」或者一個巨大的驚嘆號。

遭到重創的自信

跨入新千年不久，美國的國運卻出乎意料地急轉直下。雖然「千年蟲」問題並未造成太多麻煩，不過美國好似被某種病毒感染一般，開始表現出一些令人不甚樂觀的癥狀：互聯網的泡沫在2000年被戳破；當年11月，小布希與戈爾之間充滿爭議的競選活動嚴重損害了美國民主的聲譽，一位辛巴威外交官甚至認為美國應該允許非洲觀察員對佛羅里達州重新計票過程進行監督。而在美國以外，全球局勢也開始展現出不祥的預兆。1999年12月31日，正當千禧年的焰火在夜空閃耀時，弗拉基米爾·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過了俄羅斯總統的權杖。

2001年9月11日，在紐約發生了比「珍珠港事件」更加嚴重的慘劇。後911時代的美國變得不再友善，這個國家開始到處都瀰漫著猜疑的空氣。小布希政府發動的「反恐戰爭」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遷延不決，造成無數美國士兵死傷，國家財富也被消耗大半。

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隨之而來便是經濟大衰退，這波金融海嘯對美利堅民族內心所造成的破壞甚至比紐約世貿雙塔倒塌帶來的震驚更加持久。911事件破壞了美國人對國家安全的信心，而2008年金融危機打擊的卻是美國人對經濟安全的信心。

美國夢開始褪色，因為為人父母者不再確定下一代能夠比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美國人曾相信，只要遵守法律、努力工作，就能讓家人過上富足的生活，而如今這樣的信念已不再可靠。從2000年到2011年，全美家庭財富凈值一直在縮水。2014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所佔有的財富規模甚至已經超過了除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之外所有其他美國人所佔有的財富規模。

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們來說，對於投票給奧巴馬的6900萬美國選民來說，這位黑人總統的獲勝再次顯示了美國自我革新的再生能力。

「是的，我們能！」——巴拉克·海珊·奧巴馬，這位黑人總統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功故事詮釋了何為美利堅。雖然奧巴馬總統為了挽救經濟做了很多事情，但他已無力修復一個布滿裂痕的社會了。

2004年，奧巴馬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了一次開創性發言，在發言中他勾勒出了「後政黨國家」（a post-partisan nation，所謂「後政黨」，是一種解決各黨派之間歧見和意識形態矛盾的思路，這一思路強調妥協、折中和協作而非簡單的中立。這個說法從2008年開始流傳開來，《紐約時報》曾引用前總統傑斐遜1801年發表的演說詞「我們都是共和黨人，我們也都是聯邦黨人」來間接引出對後政黨理想主義的論述——觀察者網注）的輪廓。不過，這個概念與「後種族社會」（a post-racial society）一樣，已被證明是十分虛幻的。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這樣一個目標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在奧巴馬執政時期，華盛頓患上了機能失調症，這在二戰結束以來還是頭一次。

「我的首要任務就是確保奧巴馬總統連任失敗」，當時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明奇·麥康奈爾曾這樣直白地表述道。與此同時，他的共和黨同僚們一直在盡最大努力阻止奧巴馬提出的議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這直接導致美國政府陷入危機，其中就包括2013年政府關門以及兩黨在提高債務上限問題上的反覆博弈。在美國的政治版圖上，紫色不再有一席之地，而紅藍對峙卻愈加激烈了（在美國西部沿海、東北部等州的選民投票傾向較支持民主黨，故有藍州之說，這些州經濟發達，人口眾多且新移民較多；而南部沿海和中部則較傾向於投給共和黨，故有紅州之說。另外，近年來也有將紅州與藍州交界處的搖擺州稱為「紫色州」的說法。比較有名的紫色州有俄亥俄州、密歇根州、賓州、佛羅里達州、威斯康辛州、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等——觀察者網注）。

在國會山之外，白人民眾對這位黑人總統的反彈也並不罕見，「birther運動」（這個詞是專門為一些質疑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出身的人創造的。自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就有人認為他實際上是穆斯林，篡改了出生證明才當上美國總統，有此想法的人被稱為「birther」——觀察者網注）和茶黨運動（歷史上美國的茶黨發端於1773年。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民眾，為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高稅收政策發起了傾倒茶葉的事件。憤怒的人們把英國東印度公司3條船上的342箱茶葉傾倒在波士頓海灣，這是北美人民反對英國暴政的開始，參加者遂被稱之為「茶黨」。此後，「茶黨」成為了革命的代名詞。茶黨的重生始於2009年2月。當時，美國廣播公司電視主持人桑特利在節目中反對奧巴馬政府的房屋救濟貸款政策，並呼籲組建新的茶黨。今天的茶黨運動本質上是一種焦慮感的體現，自由和機會是美國人所推崇的信條，而引發茶黨運動參與者焦慮感的便是美國社會中不斷消失的經濟和政治機會，這場運動已經成為美國保守派民粹主義者發泄不滿情緒的平台——觀察者網注）的興起就是證明。

在右翼方面，絕對保守派（movement conservatives）開始挑戰共和黨建制派的權威；而在左翼方面，隨著美國工會影響力的下降，圍繞階級矛盾展開的政治話題開始逐漸被身份政治所取代。民主、共和兩黨似乎都已放棄對中間選民的關注，他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僅靠獲得來自非洲裔美國人、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者和持槍者等各自基本盤的支持就能贏得選舉。

在執政的八年里，巴拉克·奧巴馬一直在談論該如何建立一個完美的美利堅聯邦。不過，事實還是對他過於崇高的理想進行了嘲弄：桑迪胡克慘案、奧蘭多槍擊案、接二連三的警察槍擊事件、在其家鄉芝加哥發生的黑幫騷亂、華盛頓的政壇亂象、類鴉片藥物危機……衛生部門的數據顯示，美國人的死亡率在上升。2016年，美國人的人均預期壽命出現了負增長，這還是自1993年以來的頭一次。

這就是2016年大選的時代背景，堪稱是美國歷史上令人最沮喪的一場選戰。兩黨推出的候選人並未獲得大多數人的欣賞。最終的獲勝者不但比其競選對手收穫了更多的惡評，而且在贏得的選票數量上前者也比後者少了近300萬張。

1999年12月31日晚上，我曾在華盛頓國家廣場迎來新千年；2017年1月20日，我再次來到了這個廣場，這一次是為了參加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典禮上，里根時代的那些花樣當然是不可缺少的。當晚，李·格林伍德現身了，演唱的依然是那首《上帝保佑美利堅》，不過與30多年前相比，歌聲里還是多了一些虛弱和滄桑。

在典禮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依然高聲大喊著「美國，美國」，這個聲音通常會在特朗普提到在美墨邊境建設隔離牆時突然響起。看著「第一家庭」的亮相，我回想起上世紀80年代，當時頗為上鏡的「第一家庭」經常神采奕奕地出現在他們參演的《豪門恩怨》（Dynasty）和《鷹冠莊園》（Falcon Crest）等在黃金時間播出的電視劇中。

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曾這樣評價里根總統，他說：「第40任總統很清楚，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實際上是美國這台大戲裡的領銜主演，這個人最好有點明星氣質。」特朗普當然也很清楚這一點，而且對這一點的理解也是他能取得最終勝利入主白宮的原因，不同的只是里根來自好萊塢B級片（指拍攝時間短且製作預算低的影片，所以普遍布景簡陋、道具粗糙，影片常缺乏質感。在另一方面，因為製作預算的限制，通常B級片並沒有大明星參與演出，但都刻意挑選大眾喜歡的類型——觀察者網注）的片場，而特朗普則來自真人秀演播室。

不過，特朗普並不是里根。特朗普牢騷滿腹的競選風格和帶有幾分激憤的揮拳與里根陽光、積極的心態相比還是有著明顯區別的。特朗普那種無論在個人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都充滿負面情緒的受害者心態，你在里根身上是找不到痕迹的。不過短短30年，美國已經從里根的「黎明重現美利堅」（Morning Again in America）走到了一個更加暗淡的歷史階段：「美利堅浩劫」（American Carnage，特朗普在國會山發表就職演說時，描述了一幅美國人民陷入貧困、工廠倒閉、毒品泛濫的慘象。他用「carnage」這個充滿血腥氣味的名詞來指稱美國的現狀，並聲稱他將終結這一切——觀察者網注），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使用的這個表述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未完待續，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7年11月3日英國廣播公司BBC NEW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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