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辨別真假學者？

原標題：怎樣辨別真假學者？

作者：王海光，愛思想網學術委員，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點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王海光專欄。

來源：《戰略與管理》2010年第1/2期合編本，愛思想受權發布。

學者、學問與學品

如今社會，知識爆炸，信息發達，名詞概念泛濫，專家學者迭出。舉目望去，形形色色的專家學者如過江之鯽，出入大小媒體，行走江湖之間，大言高論，不絕於耳，朝三暮四，不知所云。更還有媒體的幫襯捧場，把學者、大師的方巾帽隨意摜來摜去，讓人不知所以。在學者的方巾帽下，三教九流，官商學巫，品流甚雜，更有一些曲學阿世、欺世盜名之徒混跡其中。不僅百姓大眾常被誤導，就是士林中人也難辨真假。在當前行政主導的學術評價體系下，能成為教授、博導的，並非都是學者。反倒是在沒有職稱學銜的山野逸士中，還可見到一些真正的學問人。社會轉型時期，學者有著引導大眾是非取向的責任義務，不可以等閑視之。以筆者陋見，大致會有四個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否具有真實性的問題意識。

世人一般以為，學者是具有知識權威的身份象徵。實則不然。學者與專家是有所不同的。專家是知識工具，在某件事情上具有常人不備的專門知識，就可稱為專家。而學者並不以專門知識為能，其本意是指那些具有學養造詣的讀書人，或者說是一種以學術為業，探求知識的生活方式。為學追求的是知識本身，還是知識權威的地位，是真假學者的最大區別。真學者對知識有敬畏之心，懂得知識人生的價值，享受獲取知識的快樂，其問題意識產生於知識本身。假學者則是把知識當作商品，出於功利心的需要，對待知識的態度是傲慢的，以充當知識英雄為目標，其問題意識產生於權錢市場的需求。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謂是道盡了千古學者的人格目標和學術理想。學者孜孜以求的是認知世界，以掌握知識為本事，是在探求真相和追尋真理的道路上不停奔波的旅人。在芸芸眾生中，他們總是搖晃著充滿問號的腦袋，把好奇的目光投向廣袤的大千世界，不斷提出問題，尋找著某種合理性。這是一種永遠在路上行走，以品味知識為生活樂趣的人生狀態。

學者的知識能力如何，首先體現在具有什麼樣的問題意識上。「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學問之道，在學，在問。有什麼樣的學術修為，就有什麼樣的問題意識。如果動輒一大堆術語名詞，言不及義，故弄玄虛，這是還沒有破除名相，學力不逮的表現，還沒有能力消化成為常識化的問題意識。學者的問題意識，具有始發性和原創性的知識意義。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前提，而問題的提出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能不能提出真實性問題？能不能提出有質量的問題？能不能精準地把握問題的關鍵和實質？這是學者的知識能力的體現。只有長期潛心治學，才能具有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可以說，能夠提出什麼樣的問題，既是學養高低的表現，也是學品優劣的考量。

儘管每個學者研究領域不同，研究問題的大小不同，但對提出問題的真實性要求並無二致。無論有多高的學歷、學銜，無論有多少著述，多大名氣，只要沒有真實性的問題意識，也就算不得是學者了。猶如做文章一樣，如果題目都破不了，真偽都搞不準，還能做出什麼文章來？社會轉型時期，學界有濃厚的功利主義傾向。其表現之一，就是有為數不少的一味跟風，做命題文章的學者。東風來了，就論證東風好西風惡；西風來了，就論證西風好東風惡。固然可以領風氣之先，有扶搖直上青雲之便，但已然失卻了真實性的問題意識，嚴重者就走到了曲學阿世一途。現代著名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在晚年曾檢討了自己一生治學經歷，對在「文革」中參加「梁效」大批判組的失足深表懺悔。當代學者應引以為鏡鑒。

當然，有著真實性的問題意識是一回事兒，能不能把問題真正地講出來是另一回事兒。學者也是社會上的人，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特立獨行的風骨，會遇到許多不由自主的無奈，有不得不「被」的尷尬，講真話經常是很難的，但還是可以做到不去講假話。「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一些老學者深刻檢討了建國以來假話成風對道德文化的毀害，給自己設定的底線是：可以三分真話，七分廢話，但絕不能說假話。「寧可失語，不可妄言」，這是學者起碼的道德底線。至於有意以偽命題，假問題混淆視聽，欺世盜名者，那則是自欺欺人的士林敗類了。

第二，有沒有自知之明的知識邊界。

學者以知識為本位，應對知識有敬畏之心，能夠準確地估量知識範圍，知道自己所知是有其確定邊界的，邊界之外再多走一步既是江湖。「學無涯，知有涯」。一個人的畢生學力所及的，只不過是知識滄海中的一粟而已。一個真正的學者對知識的敬畏之心，是知道自己的知識邊界所在，具有自知之明的分寸，不會有僭越的妄言，以無知充有知。孔夫子曾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就是知識理性的為學態度。西哲蘇格拉底也有類似的話，自稱「我只知道我是無知的」。先哲這些閃耀著知識智慧的千古格言，是對知識的莊敬自重，也是在表達一份生命的坦然。自知之明是人生大智慧，唯學而能知之。學者能夠清楚自己知識的邊界所在，有誠心正意的治學態度，恪守實事求是的本份，才能夠契合外物，自明而明他。

社會轉型時期，是新舊知識的方生方死之際。一是承載知識的物質基礎發生了變化，從根本上動搖了學術和學者的獨立立場。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雖有言者的顧盼自雄，卻也道出了轉型社會的世情。二是知識的價值標準發生了混亂，顛倒了上智下愚的知識地位。所謂「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大言，既道出了對知識的傲慢，也道出了對知識的自卑，反映了社會急劇變動時的十分複雜的心態。在這種歷史情勢下，一個學者的學養學品，就看其能否有安分守拙的知識態度。

要真正認識一位學者的知識學養，固然是要看他說了些什麼，而更重要的，是還要看他不會說些什麼。郭沫若在「大躍進」運動中賦詩頌歌，在「文革」初期向江青面獻諛詞，「批林批孔」運動中又寫詩「願竭駑駘效策驅」，留下千古笑柄。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公開宣布自己衛道孔學的文化立場，面對沒頂之災的壓力，慨然聲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實為後世學人楷模。兩人最大的差別，就是聰明人和老實人的不同：一個是孜孜以求地為領袖充當「文化班頭」，一個是老老實實地固守自己的知識本份。兩人學品的高下，已經定格在歷史中了。

在當前名氣就是金錢的市場大潮中，敢於在沒有研究的領域夸夸其談，天下事無所不曉，無所不談，這是媒體英雄的作為，嚴肅的學者一般是不會去湊這個熱鬧的。學者對知識具有嚴謹如儀的態度，有安分守拙的智慧，自會有著為學的誠實和為人的率真。著名歷史學者沈志華先生與筆者把酒論學時曾說：「離開冷戰史領域，我就是一個計程車司機」。可謂是唯大學者能本色。能夠坦誠承認自己所知的有限性，正是恪守了學者的本份，這是敬畏知識的表現，是學問有道的誠實態度。

由於知識傳承系統的斷裂和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當下常見有些為學者不知深淺的出格表現。讀了幾本書，一知半解，敝帚自珍，牛氣烘烘地擺出一副傲睨古今的樣子，以不世出的學者自居。這隻能說明其為學浮躁，根器淺薄，未入品流，觀者大可不必在意。學術的積累，有尺寸之功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動輒說自己對前人有多少創新的人，多半是還沒有讀懂前人。據筆者閱人經驗，凡是把自己的學問說成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談闊論以讓人不知所云為能事的，不是有意自我炒作的狂妄之士，就是不知深淺的輕浮子弟，實不足以論學。

第三，是否有一以貫之的價值標準。

當今知識社會，學科門類越來越細化，各種專業術語層出不窮，各種學說流派各種觀點五花八門。社會知識總量的快速膨脹，同時帶來了學科間的認知障礙，不可能再出現通曉各門學問的宗師大家了。但學者以學問立身，並不在於涉獵的學科領域多少，通曉的術語概念多少，而是看其是否具有穩定的價值系統，立言立行是否具有一以貫之的價值標準。

學者的學問根基，在於其知識結構是否具有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價值系統的穩定性是由系統內在的統一性決定的，表現為價值標準的一致性。統一性不僅是理論能否徹底，學說能否自洽的邏輯前提，更是其核心價值觀的規定性使然。其統一性的時空範圍越大，其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就越高。能夠一以貫之的知識體系，必然是符合經驗常識，具有人類普世價值的。可以放之四海，穿越時空，彰顯文明，是學問的大道。凡帶有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偏私，都是不能一個價值標準貫徹到底的，必然要背離經驗常識，製造理論上的弔詭，其價值系統是不穩定的。雖可以有應時的熱鬧，但一時喧囂之後，必定是煙消雲散。孔夫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講的就是夫子之道內在的價值穩定性。幾千年的時空變幻，浪淘盡多少時髦學說，而孔子之學至今仍然在給我們溫故知新的知識啟迪，可不謂聖乎！

學者作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傳承者，文明守望者，並非天縱聖賢，絕頂聰明，而是有著對真實知識的執著心，有著推己及人的學識修養，有著穩定的價值體系和價值標準，因而可以超然物外，充當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真偽善惡的一把直尺。所以，正是因其能執著，有價值系統的穩定性，學者才被賦予了社會良知的度量衡的意義。而這恰恰是精於利益算計，價值標準游移不定的聰明人做不來的。

是否保持價值標準的一致性，不僅是一個學理的要求，也是一個學品的要求。學者「外察諸物，反求諸己」。沒有內心的澄明，反思自我的悟性不夠，將會影響到對外部世界的審視能力，學業修為是很難登堂入室的。所謂德之不修，雖學有道，其行不遠。另一方面，既便是學富五車，如果沒有穩定的價值立場，知識就是浮萍飛絮，很容易趨炎附勢，物化為權力和金錢的附庸，那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了。

學品如人品。學品的高低，人品的真偽，是要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從知與行是否具有一致性上，判斷其價值系統的穩定性。知行能夠統一，知識的修為和道德的完善就能夠相得益彰；知行如果相悖，言行表裡不一，多重價值標準，勢必造成道德取向的分裂，形成雙重人格。所以，有沒有道德品行的自覺自律，對知識的態度是大不一樣的。自己享受著錦衣玉食，卻向饑寒交迫者進行知足常樂的佈道，既便能講得天花亂墜，也不過是非常滑稽的愚人節目。當學業失去了道德內化的意義，成為單純牟利的知識工具時，離自欺欺人也就不遠了。筆者不敏，對當下這些五花八門的理論觀點實在無力辨別高下，只有一個笨辦法，就是看其能否保持價值標準的一致性。能夠言行一致的就是真學，不能言行一致的就是偽學。卻倒也是屢試不爽，經常可以看到在某些冠冕堂皇言語下面的私慾作祟。

社會轉型時期，社會價值系統瓦解，道德體系崩潰，誠信不立，是非混亂，各種腐敗現象並發。不乏有以教師爺學者面目出現，靠販賣仁義道德謀權求財取色的偽君子。相對一般意義上的弄權枉法、假公濟私的貪污腐敗，那些唱著反腐倡廉的高調，干著男盜女娼勾當的偽善君子的腐化墮落，尤其為人們不恥。凡是以大公無私、奉獻自我的高調道德要求他人的，多半是自己還沒有建立起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其名利兼收的城府更不可測，貪財漁色的欲壑更難填平。據說有位以鼓吹「三個代表」聞名全國的著名學者官員，對外講話撰文俱是義正嚴詞，然而對內卻執政能力不強，讓二奶抱著孩子公開打到單位上來，被人們戲稱為「四個代表」——再加上包二奶的官員代表。這一類道貌岸然、口是心非、欺世盜名的學術騙子，對社會道德基礎的毀壞，遠勝過雞鳴狗盜的竊賊、明火執仗的強盜。

第四，是否具有專業化的知識水準。

對學者的學術價值的認識，並不看有多少著述，而是看有多少文化貢獻。孔子「述而不作」，是為中國文化繼往開來的大宗師。正如朱熹所說：「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其功則倍於作矣。」在知識精英化的文化時代，學界的學術傳承有序，知識層次分明，學業標準清晰。而今的學界，先是文化刨根的革命，繼之市場大潮的衝擊，加之以官本位的管理體制，再難擔得起「繼往開來」四字了。取而代之的是急功近利的風氣盛極一時。「述而不作」者鮮有罕見，「作而不述」者比比皆是。能寫書而不讀書的，有網上功夫而無讀書功夫的，也是不乏其人。雖然著書立說的多不勝數，低端產品評定了職稱，高端產品成就了策士，但國家的文化實力並沒有得到提升，反而是不斷下降的趨勢。

知識活動是人類的創造性勞動，其價值是很難量化的。而學術行政化的管理體制，判斷不出學術活動的質量高低，甚至經常把創新當成異端，必然是以數量多少作為評價標準，造成知識的平質化和劣質化。互聯網時代，要拼湊出個「著作等身」的大師來，並非難事，粗通文墨者就可以做到。而那些整理年譜、注釋著作、編選資料、修訂校勘等具有公益性質的學術基礎建設工作，沒有辨偽存真的學術功底，卻是做不來也做不好的。從學術史上看，一部紮實的資料書籍，對學術界的貢獻，要遠比一般著作大得多，也長遠的多。但在現行評價體系上，往往拿不上檯面。當前，雖然坊間新版書籍汗牛充棟，但具有原創性價值的屈指可數，知識含量的差異更是判若雲泥。有些書的出版之日，也就是它的壽限之期。包括一些小有名氣的寫手級教授、博士級官員、老闆級博導，如果論起學問底子，多是幾本教科書培養出來的。如果略微留心一下，從大眾媒體到官方行文，從學習文件到名人講壇，經常可以看出一些常識性錯誤、知識性硬傷和貽笑大方的邏輯混亂。這是一種既缺乏知識積累，又缺乏知識創新的低水平輪迴狀態。而要打破這種低水平輪迴，就是要實現知識活動的專業化。對此，學者是責無旁貸的。

社會轉型時期，國家的政治權力缺乏適當的定位，社會分工不清，行業標準混亂，知識活動缺乏獨立性，學界中名實不符的情況是一種常態。在官本位的學術體制下，確立不起同行評議的權威，知識不能自由結合，只有知識個體，沒有知識群體。由於專業標準的被行政化，盛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無良學者、學術忽悠。在專家教授名下，並不是都能達到社會行業標準的知識水準，還有相當數量的一批只是有本單位利益博弈的意義。並不乏一些只有職稱意義，沒有知識價值的教授、博導。學者的知識能力，是潛心治學的成就。靠包裝的學者，一定是水貨。被圈養的學問，一定是糟糠。相對那些言不由衷的御用學者的黃腔走板，倒是網路上的一些民間逸民野老，還有些真才實學的言論，有些實實在在的治學功夫。

專業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分工，完善職業分途，促進社會市場經濟有序發展的建設現代國家的要求，也是社會轉型時期消解一元化專制權力的知識力量。現在社會上缺的不是高級職稱，而是真正具有專業化的職業水準和職業操守。缺乏專業化標準的市場化，會把每個消費者都逼成半個專家。購買房子要成為地產專家，裝修房子要成為建材專家，去醫院看病要成為醫學專家，到商場買食品要成為營養專家，到法庭打官司要成為法律專家……。不然的話，不知道會有多少消費陷阱在等著你。學者是社會上專業化知識程度最高的人，應能以自己的學識教養引導社會，為提高社會分工的專業化水準，樹立身體力行的表率。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學者的學問不是空穴來風，都是學有所本，淵源有自，逐步積累起來的。如果虛名大於實學，看不出其學問的淵源路數，要麼就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要麼就是會乾坤大挪移的功夫，其知識的可信度就是大可存疑的。就學有所本而言，讀書為學業根基。學者一般都會有讀書札記、學術書評，可以見其讀書功夫的深淺。就淵源有自而言，要涉獵某門學問，一般都得做過讀書報告、實驗報告、研究報告、學科綜述一類的入門基礎工作，才有得窺門徑的可能。具體到每個學科專業，基本功的要求各有不同。如治西學的需要翻譯文本，治歷史的需要掌握史料，治經濟的需要數學工具等等。而要達到「術業有專攻」的程度，要能獲得專業的話語權，是需要做大量的讀書和研究工作的，絕非朝夕之功。功夫不到，學識不達，術業不明，話語權的份量就要大打折扣了。所以，知識引導社會，是通過學者的專業化知識來實現的。學者的專業化知識背景的厚重輕薄，決定了其知識話語權的大小多少。歷史的經驗表明，以一知半解的主義圖解真實性問題，以不完整的知識誤導社會民眾，後果會是很嚴重的。

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就是知識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以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為例。社會轉型時期，當代歷史有一個從政治化到學術化的蟬蛻過程，社會的關注度很高。當前，坊間每年出版的相關書籍是車載斗量，但裨販之作居多，真正有學術份量的屈指可數。當代歷史具有文過飾非的習性，尋求歷史真相的工作是艱難的。治學者不僅要儘可能全面地收集史料，依據第一手資料做研究工作，還要有駕馭史料的能力。要在浩如煙海的史料里發掘歷史真相，需要系統的歷史知識和完備的研究方法。比如解讀原始文獻，需要了解不同版本的文本差異，認識產生這些差異的時代因素；解讀歷史人物的言論，需要考察他的前後言行的矛盾處，分析導致這些矛盾的不同語境；解讀檔案文本資料，需要參證當事人的口述回憶，讀出無字處的文章。在同樣的資料條件下，重建歷史現場的水平高低，這就是研究者的學力和學養的問題了。大致而言，要做過學術綜述方面的工作，有史料學、版本學和史實考證的學術訓練，做過口述史的研究和採訪調查，做過對人物、事件的專題研究，做過具體個案的微觀研究，做過對歷史發展脈絡的宏觀梳理，做過思想史、概念史方面的工作，做過歷史研究方法和理論方面的探討……。進行這些學術工作，並不是說都要有專精的研究，而是指研究者的歷史感知能力的培養，從事研究應有的知識結構的完備程度而言。研究者的學術訓練越全面，專業知識結構越完整，越能有論史的分寸感，越能接近歷史真相，復原出的歷史場景就越清晰。不會簡單地被歷史的文過飾非所迷惑，不會輕率地陷入宏大敘事的歷史空洞之中，能夠形成自己的歷史敘述風格。當代史研究如此，其他學科也應是大同小異。

社會轉型時期，世道澆漓，學風不振，需要尋真向善的知識力量。學者能夠格守自己追求真理、探求真相的知識本份，保持誠心正意的學問態度，確立是非善惡的道德底線，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奉行專業主義的政策，這既是社會轉型對善知識的要求，也是學者們的立身之道。為學者能不細察乎？！

轉自愛思想網公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