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與反清復明：上帝沒站在南明這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近日，國內外媒體相繼披露了中梵關係出現了突破性進展的消息。觀察者網著重報道了台灣有關方面對梵蒂岡與大陸的關係升溫的焦慮。梵蒂岡作為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或許是世界上國家體量和文化影響力反差最大的國家。作為台灣唯一的歐洲「友邦」，其對大陸的一舉一動都絕非「宗教」兩個字能涵蓋的。

如果我們把歷史的線條無限延展到近代甚至是古代，耶教之一的聶斯脫里派，即景教早在公元六世紀就曾落戶華夏大地，而古代中國與羅馬教廷或其使者產生實質接觸也有五百餘年的歷史了。哪怕是「西方中心論」的頑固反對者也必須承認，晚明直至晚清的這三百年，中國是以一種倉促的被動感被裹挾進了世界體系的框架內。

19世紀中葉以降，衰朽之軀的「舊邦」一眾臣民惶恐地尋找著「新命」的藥方。在這個背景下，晚清士人對梵蒂岡這個母體孕育下的諸多來華天主教傳教士的心態是複雜的。斥其「紊我綱常倫紀，乃夷狄之法」者甚眾，受洗拜在耶門之下，設義塾論著說，援耶入儒者亦眾。

萬曆十年進入中國的利瑪竇，絕對算得上傳教士的超級大V了

如果我們拋開晚清天主教傳教士在啟蒙和救亡這一主題下的角色，把時間點拉到17世紀中葉，也許我們會發現一個更加複雜的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形象。在晚明帝國的斜陽之下，這個群體中的一部分人曾親歷過那段「以夷篡夏」的特殊年代，和南明的肱骨之臣們共享過一段「凌逼飽盡，無量苦痛」的血淚史。

明清易代的史學早就超脫了古代中國改朝換代之慣常光譜，必須將其置於整個東亞範圍內才更能釐清其思想史的意義，這是史學界早有的共識，而梵蒂岡傳教士這群「大門口的陌生人」，又賦予了這段歷史以更為宏大的世界性格局。

本文以南明永曆一朝天主教傳教士反清復明之活動作為切片式的考察，以求能稍微勾勒出梵蒂岡與中國五百年糾結史中的片鱗半爪。

桂林之戰

1646年十月初十，桂王朱由榔登大寶「監國」，成為明史真正法理意義上的末代皇帝。相貌堂堂據說長得很像他的祖父萬曆皇帝朱翊鈞，雖然生性懦弱，但無論從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符合一般人對「末代皇帝」的想像。那麼他登基時，面臨著怎樣的一個局面？

這一天距離明思宗朱由檢弔死在煤山之上的「甲申之春」僅兩年有餘，但已經歷了弘光、隆武兩代君主，他是明室南渡之後的第三任，前兩任踐祚之短，下場之慘恐怕都超出所有明朝遺老的想像。

崇禎君王死社稷

朱由檢君王死社稷之後，到清軍攻克弘光帝朱由崧的南京僅僅歷時十四個月，實際上從這一刻起，明朝的氣運真的就如同燃見跋之燭，外臣衣冠介胄，叛降如雲，在外敵壓境勢如燃眉之時，內臣居然還聚訟不休，黨爭不斷。

1645年六月十一這天，唐王朱聿鍵在眾臣的擁戴下，力壓一干主要競爭對手籌備監國，一個月之後他在福建成了「隆武帝」。和其他王爺不同，朱聿鍵從小並沒有很優渥的家庭條件，過得比較苦逼，但生性要強且品格堅韌，雖生在王府卻從小就飽經患難的朱聿鍵，有個和前兩任明帝王不同的特點：對待那群來華的傳教士特別好。在短短的不到一年半的在位期間，他還做過這樣一件事：曾在福州斥巨資幫助一群天主教的傳教士擴建教堂，而且御筆書寫了「敕建天主堂」五個鎏金大字，並且御賜了「上帝臨汝」的匾額。此外，朱聿鍵還做出了一個重要舉動，為後文埋下了一個深深的伏筆。

1646年八月初，眼看福建即將失陷的隆武帝帶隨從官員西奔江西贛州，八月底不料遭清軍伏擊，被害於長汀。不到兩個月後，就有了前文所述桂王朱由榔登基的場面。當時明室在清兵及「附逆」的漢軍的追擊下已如同驚弓之鳥，硬著頭皮上任的朱由榔的「桂王」頭銜是隆武帝在位時親自冊封的，作為明神宗的嫡孫，他上位的名分很足，但他加冕之時想必心中已無復國之野望，卻突然發現幾乎僅剩嶺南之地可逃亡，他「監國」稱帝之所，便在廣東肇慶。

當時，廣東清軍提督李成棟在鎮壓了張家玉、陳邦彥等民間和官方的抗清活動之後，基本穩定了廣東的局勢，既然粵內大定，李成棟會師西進，直逼剛剛在肇慶監國不久的朱由榔。

「隨駕車馬匆匆……」，永曆帝急奔桂林，由於走得太著急，已經灰心喪氣不願再跟著老朱家的某些軍官步卒，比如郝永忠居然出現了搶劫皇家財物的現象，登基大典用的帳子和祭祀用品在一片混亂中被搶劫一空。從肇慶到桂林，永曆可謂灰頭土臉，但是讓他想不到的是，有一股規模不大但很奇異的援軍正在向肇慶進發，和當時負責斷後的副總兵盧卡斯·焦在肇慶匯合。

這一股援軍來自已經算是葡萄牙地盤的澳門，總人數約300人左右，由援軍前線總司令尼古拉斯·費雷拉（Nicolas Ferreyra）率領。人數雖然不多，但裝備卻十分精良，配有近十門大炮。原來隆武帝被殺前，曾派身邊的司禮監太監鄭天壽協同傳教士畢方濟求援澳門。接到消息的澳門天主教福音會派經過短暫爭論之後，決定馳援，而且給了援軍總指揮25歲的費雷拉最先進的火槍和大炮。由於援軍負有重配，所以行軍緩慢，到達肇慶時，發現帝已奔桂林，於是這300人火速趕往桂林，力求把桂林成為穩住局勢的據點。

也許有讀者會奇怪，副總兵盧卡斯（Lucas）·焦居然有一個中不中洋不洋的名字，其實他就是焦璉，三年前就已經受洗成為了一名天主教徒，教名盧卡斯，由他來接應費雷拉是非常合適的。

驚魂未定的永曆帝面對不斷緊逼的李成棟已經毫無鬥志，準備再次放棄桂林再奔南寧。內閣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攝尚書事，大明忠烈之一的瞿式耜以死苦勸，才讓朱由榔穩住了心神。

「漢奸」李成棟平南時雖有小股反抗，但總的來說是比較順利的，但桂林之戰明顯輕敵了，而且忽視了這300名澳門援明壯士帶來的新式武器的威力。

筆者在檢尋《瞿式耜集》的時候，發現桂林之戰有這麼一段話：

「臣急從都司禮龐天壽所鑄西洋大火鉖，即從城頭施攻，斃敵乘馬之虜官三四名，賊勢稍卻……督鏢副將馬之驥又從隔天實施炮筒，助我兵威。」

這些大炮在這場規模不是很大的遭遇戰中立下了奇功。

這一仗讓朱由榔從惶惶不可終日的心境中稍微解脫了出來，幫助他重拾信心的，此處不得不提一個人——傳教士安德雷亞斯·科夫勒（Andreas Koffler）。他的中文名，估計會讓有不少的南明史愛好者相當眼熟——瞿紗微。跟隨明軍不斷逃竄的瞿紗微面對灰心喪氣的永曆帝，拿出了全本《聖經》，誦讀了《申命記》和《羅馬人書》，前者有摩西告誡以色列人讓耶和華神為其選立國王；後者有耶穌對信徒宣稱，世上任何權柄皆系神命，要對俗權恭敬服從，他向朱由榔做了告白：「我們天主教徒不畏生死，其中一項美德便是效忠皇帝，這是一種大愛，我若死在陛下您的身旁，便盡顯對您的忠誠。」

感慨萬千的朱由榔重新振作，並且立即召開了御前會議重整旗鼓。永曆二年八月，朱由榔重新殺回到了肇慶，也算有了一個小型的「還都」。

跟隨永曆皇帝轉黔、桂、粵等地的傳教士不止瞿紗微一人，而是一個小型教團，骨幹成員有邁克爾·皮埃爾·博伊姆（Michael-Pierre Boym，中文名卜彌格），弗朗西斯科·薩比亞希（Francesco Sambiasi，中文名畢方濟），阿爾瓦羅·塞買多（Alvaro Semedo，中文名曾德昭）等。

為了答謝澳門方面援軍，也是為了和葡萄牙天主堂方面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朱由榔在永曆二年春天，派出了心腹太監鄭天壽赴澳。鄭天壽為了在沿途躲避清軍及其姦細的盤查，用了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才到達澳門，受到了澳門聖保祿學院的熱情款待，並且在三巴寺舉行了隆重的彌撒。

鄭天壽向三巴寺贈送了朱由榔的諭詔和各種禮物，澳門方面回贈給鄭天壽100隻火槍，並且派遣了澳門一些本地的士兵前往廣西助戰。

當鄭天壽帶著火槍和援軍回到廣西的時候，永曆大喜過望，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提拔鄭天壽為提督勇衛，並且將自己的內廷軍隊，即禁衛軍的軍旗改為十字軍軍旗，有紅白兩種顏色，上標有拉丁語符識。

不過在和外界的天主教方面接觸的過程中，也讓朱由榔認識到，澳門畢竟器小易盈，對自己的反清復明大業幫助有限，鄭天壽帶回了澳門方面的口信，說泰西之地有梵蒂岡，乃天主教大本營，羅馬教廷所在地，兵多將廣，如能施以援手，則復國可成。

永曆後宮集體受洗

永曆二年，即公元1648年，此年也是順治五年，看起來不過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年份。這是清軍入關的第四年，雖然部分心向明室的士人餘氣難平，仍念叨「胡無百年國運」，但大清看似已經坐穩了江山，嶺南之地的反抗勢力已經被打成「前明餘孽」，不過是一種「匪患」。清軍和明軍貓捉老鼠的殘酷遊戲下，偶爾也會有彩蛋蹦出。在朝代更迭紀事本末的史家筆下，這一年看似在南明史的註腳上也無甚有重筆，但如果以中外文化交往史的角度看，卻大有可談之處：朱由榔後宮一家老小，集體受洗成為了天主教徒。

在年初桂林行宮遭到叛軍洗劫之後，王太后氣急攻心差點一命嗚呼，整個後宮瀰漫著一股強烈的消極情緒。這個時候，瞿紗微帶領眾天主教傳教士這個小班級開了個會，研究了當時的形勢，認為時不我待，要把永曆宮廷集體受洗儀式提上日程了。

兩位太后、皇后以及一干侍女本來就對天主教心存感念，而且其中一些人暗地裡已經皈依只不過缺一個正式的儀式，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永曆皇帝猶豫半晌之後也答應了。

卜彌格所著《植物志》的插圖

這個時候，宗教的力量就顯現了出來。馬克思曾說「宗教乃人類精神之鴉片」。鴉片的確可以作為毒品而存在，但鴉片本身也是藥材，可以紓緩肉體的傷痛。同樣，如果完全從宗教的消極作用去解讀馬克思這句話也未免有失偏頗。「精神之鴉片」當然就有心靈療傷的功效。無時無刻不在逃亡的永曆皇室內時常充斥著一股靡廢、彷徨甚至絕望的氣氛，他們需要一股強心劑，哪怕是片刻的麻痹也好。

1648年農曆2月，受洗的時刻到來了，主持人當然就是瞿紗微。後宮的女眷在受洗之後都有了屬於自己的教名，王太后的母親叫Julia；王太后叫Helena；馬太后為Maria，王皇后為Ana。

那麼問題來了，永曆皇帝朱由榔本人有沒有受洗呢？明末清初有一拼遁世的遺老士人都紛紛否認永曆帝本人受洗，斥責這類傳聞乃是對大明皇帝的抹黑。

不過傳教士畢方濟的日記明確記載，三月初十這一天，逃奔到南寧的朱由榔奉太后之名跪拜在了天主像前，至於有沒有真正受洗就無從得知了。

過了一個月，也就是1648年四月，朱由榔有了兒子。王皇后為永曆產下一名男嬰，名喚朱慈炫。既然後宮都已經受洗了，按道理孩子生下來也該舉行受洗儀式。但這時候朱由榔表現出了頑固的「道統」情結。大明朝三百年以儒學立國，綱常法紀效孔孟先王之法，老朱家受洗要成為異教徒了，這成何體統？當時表示了明確反對。

不料朱慈炫僅僅出生了三個月之後就害有重病，發燒不止，眼看有夭折的危險。剛剛經歷過弄璋之喜的朱由榔急得團團轉。這時候瞿紗微又站了出來：能救這個孩子命的只有上帝耶和華了！

在太后和皇后的催促之下，朱由榔不得不應允給太子再舉行一個受洗儀式，於是襁褓之中的朱慈炫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康斯坦丁·朱（Constantine Zhu）。

雖然南明史未能像南宋史那樣，被後世的史學家們列為「正史」而被造冊（其原因已經超出了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但從廣義上講，永曆一朝成為中國史上正統王朝各君主中，天主教氛圍最為濃厚的一代。

史學家們可以用比較時髦的「心理史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永曆皇室成員的內心對「天主」是否真的虔誠，還是只當做一個「神道設教」的權宜之計，但我們終究無法穿越回到那個年代，一窺朱由榔那簡陋的後宮的生存狀態。

求救梵蒂岡

當時清軍加緊了對廣西殘明勢力的圍攻，永曆四年底至永曆六年，明將孫可望收攏聚斂了抗清的殘存武裝，基本上形成了以原來大西軍為主的復明實體，和另一位身在雲南的反清大將李定國遙相呼應。但孫可望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願，與李定國心生嫌隙，雙方齟齬不斷。

內部手下將領不和，把自己當行權的工具，外部清兵依然步步緊逼，這時候永曆帝覺悟，沒有足夠的外援，只能做徒勞的困獸猶鬥。

永曆四年秋，朱由榔秘密寫了一封衣帶詔，把一項重大任務交給了「西遊」三人團。這三個團由團長波蘭人卜彌格（Michael-Pierre Boym）帶領，另外兩人是約瑟夫·郭（Josef Guo）和安德雷亞斯·陳（Andreas Chen），均為朱由榔身邊心腹，他們隨身攜帶的包裹中，有致葡萄牙國王書，致威尼斯共和國諸公，上羅馬教皇英森諾書，致歐洲耶穌總會長帕科羅米尼（Paccolomini）書信等等。

永曆帝嫡母王太后致羅馬教宗信件，由卜彌格翻譯成拉丁文

卜彌格在西遊之前，也曾通過自己的人脈聯繫過在華的耶穌會的同僚，這批猴精的同僚們其實早就望風投靠了清廷，對卜氏遠赴梵蒂岡表現出了極為消極的態度。但卜彌格自認為天命所負，三人在舉行了一番隆重的禱告儀式之後，於永曆四年隆冬時節匆匆上路了。

根據目前的史料，我們無法確切知道三人團在路上經過了多少艱難險阻，但僅憑基本的常識推斷便可知，從廣西一路步行去梵蒂岡，難度比起同樣徒步到達古代印度的玄奘法師和徒步從河北一路走到中亞的丘處機要大的多。佛教徒、道教徒、天主教徒這三段西行的經歷，如果沒有極為堅強的宗教情感的支撐是很難完成的。

卜彌格的難度不但比上兩位要大，而且結果更是悲劇得多。

卜彌格到達梵蒂岡之後累得只剩下了半條命，也只是僅僅得到教皇禮節性的答覆，近東的奧斯曼帝國和西歐大小邦國的宗教改革已經足以讓教皇頭疼不已，至於發兵援明抗清，這事對他來說不亞於天方夜譚。駐留在羅馬教廷的卜彌格久久得不到正面答覆，毅然決定起身東歸，他知道，在遙遠的東方，一位看似懦弱卻知人善任的朱姓皇帝在等待著他，此時，上距他從廣西出發的時間已經整整八年了。

爬山涉水後的卜彌格又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回到了澳門。時過境遷，此時的澳門已經不像十年前那樣寬容，懾於權勢日隆的清廷的壓力，他遭到了驅逐，不得不借道東南亞入境中國。永曆十三年八月，身心俱疲的卜彌格倒在了廣西邊境未能再站起來。距離中土僅有一步之遙，最終未能再見到永曆帝一面。

我們無法揣測臨死前的卜彌格口中念念有詞的到底是「反清復明」還是「哈利路亞」，不過他用全部的生命踐行了那句耶穌箴言「世上任何權柄皆系神命」。

卜彌格的同儕瞿紗微，永曆皇室受洗的見證者，在公元1651年底追尋朱由榔去貴州的途中被清軍殺害，從此，永曆帝身邊再無傳教士陪伴。

結語

本來天主教傳教士在晚明政府高層中也曾立志走高端路線。不過他們逐漸發現太監這個群體是個很好的突破口，因為他們沒有妻妾之礙，身體上的缺陷讓他們在精神上更容易「淪陷」，比起士大夫，他們更容易奉教。

本文中屢屢出現的太監鄭天壽是晚明整個閹宦集團中最早受洗的一批，他歷經晚明四朝，常伴君側，任御馬太監、司禮太監等職，教名為Achilles（出自荷馬史詩《伊利亞德》），是皇帝和那群傳教士交流的重要的中間人，即便不少清代「傷痕派」史學家們把朱由榔身邊的「吳楚」黨爭的鍋甩給鄭天壽，但這個皈依天主教的「閹豎」之晚節，比起「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本來拿著老朱家工資的那群士大夫要好太多。

「以夷變夏」，「竊我中國神器，變我華夏衣冠」，「中原腥膻遍地」……大明遺民的悲憤和屈辱感已無需多言。然而，歷史中有趣的地方是經常以喜劇的方式表達悲劇，在晚明同樣被有著強烈保教精神的儒家士大夫斥為「夷術」的天主教，卻在光復大明的政治、軍事活動中扮演過不可忽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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