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書浙江藏書家藏書樓
「文革」結束後，全國出現了書荒，杭州也不例外。記得1978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為順應讀者需要，重版了四大名著，出版了《唐詩選》等讀者亟盼的讀物。杭州讀者漏夜在新華書店排隊購書的壯觀景象，遠超當時在百貨公司購三大件（手錶、縫紉機、自行車）的熱情。我的一個學生後來告訴我，他是騎自行車在市區書店兜了一圈，感到無望，就徑奔近郊的書店才好不容易購到這些書的，精神的需要超過物質的需要，我深深地體會到了。我想起杭州藏書家丁丙在咸豐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經太平軍兩次蹂躪，死了幾十萬人不說，就文化而論，文瀾閣《四庫全書》遭到劫難，丁丙置身家性命於不顧，全力搶救庫書的故事。想到了杭州這個文化之邦、藏書之鄉，經此一役，同治初恢復府學、書院，房舍可以修修補補，但書被燒光了，出現了士子無書（課本）可讀的情況，當局不得不籌建浙江書局刻書以應急需。我想到了歷史上有許許多多的藏書家節衣縮食收藏典籍使文化不致中斷的事迹，而浙江杭州又是歷史上藏書名樓迭出的地方。我應該把這些史實記下來，以供後人借鑒和學習。我想應把研究明清小說的事情放一下，先搞藏書史的研究。用句藏書家的話來說：自此遂有研究藏書史之志。
這時的客觀條件也比較好，我從中學調到杭州教育學院教中文，時間相對寬鬆，讀書時間多了。另外，樂清人蔣德閑兄時主持浙江出版系統的一份報紙《浙江書訊》（後改定期刊物《浙江出版研究》），他知道了我的想法，對我說：你先寫些，我給你發，積累多了，慢慢可以成書。浙報文教組的程組長也對我說：老顧，你給我們寫的關於中學生如何寫作文的討論總結，讀者反映不錯，聽說你在研究藏書方面的課題，浙江是文化之邦，報紙需要這方面的稿子，我給你不定期地發一些，但字數限定500字到800字，你懂的。
更重要的是，這時候我認識了胡道靜恩師，不時寫信指導，有時耳提面命，使我學業有所長進。這部書能寫成，飲水思源，與道靜師的指點和教益是分不開的。
胡道靜先生是著名的文獻學家、科技史專家。老一輩的學者有個特點，他們的道德文章都是後生輩的榜樣。老先生平時不多言，但一旦談問題觸及癢處，常常是滔滔不絕，額頭和眼睛發亮，以至於眉飛色舞。我曾經在四平大樓他的「海隅文庫」里多次親聞謦欬，真是「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老先生除了學問好，腹中江浙兩省的藏書故實特別多。自太平軍入江浙至抗日戰爭，江浙兩地藏書家為護藏珍籍，紛紛將書轉移至上海租界，那裡相對安全些，浙江有些藏家多有遷居滬上的。這樣民國間上海文化圈內人茶餘飯後就多了一個藏書的話題，實為珍貴史料，胡先生當然知道，有的則是他親身經歷，凡所知者，皆娓娓道來，傳授給我。
我曾向道靜師詢及天一閣的失書問題，他告訴我，你寫了乾隆征書和咸豐間太平軍入甬的事，民國三年（1914）還有一件大事你可能不知。那時我也是孩提之年，是先人告訴我的。當時上海有不法書商，勾結巨賊薛繼渭潛入天一閣。薛晝伏夜出，白天躲在天花板中，以紅棗果腹，夜晚偷盜書籍，捆好後將書用繩子縋出牆外，自有人接應運往上海出售。范氏後人聞知滬上盛傳有天一閣書散出，檢查書樓發現書少了，在天花板中發現棗核始知其事果真。這樣的史料我找遍典籍未見記載，就寫入《浙江藏書家藏書樓》，略記一二，至2006年著《浙江藏書史》時較詳細地記入，但兩處都不忘寫上：據胡道靜師告我的字樣，若不是老人家博聞廣記，我懂得什麼？
胡道靜先生對清末民初浙江的藏書樓特別熟悉，有感情，對湖州的陸氏皕宋樓、蔣氏密韻樓、杭州丁氏八千卷樓以及文瀾閣等都給我很多知識，講後不忘一句：我是隨便說說的，你寫書還得仔細查閱文獻史料。
其實老先生不僅熟悉藏書掌故，而對藏書有真知灼見，見識高人一等，他有篇文章，是為周子美所撰天一閣、嘉業堂書目所作的序言，題目叫做《周子美撰集書目二種序》，當時周書尚未出版，恩師就將列印
稿贈我。細讀此文，我覺得嘉業堂藏書今日雖有多種專著出版，但對嘉業堂藏書概括最全面，評述最為中肯的還是先生的文章。我的那本書出版後，我將先生的文章列為參考書目之一。
道靜師不僅將腹中所知，傾囊相授，還幫助我著書尋找線索，介紹前輩。舉個例子，我的祖籍浙江海寧自明清以來即有藏書，就很出名，乾嘉學者吳騫、陳鱣即以藏書聞名於世。但道咸時期的海寧「二蔣」的資料卻不多，難以下筆。我將這個困難情況告知了恩師：即如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吳晗的《兩浙藏書家史略》所述亦極簡略。道靜師對蔣光煦比較熟悉，告我找哪些書讀，又將蔣氏所刻《別下齋叢書》向我作了介紹。談到蔣光焴，胡師說：有了，蔣光焴的後人與上海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是親戚。你回杭後給陳先生寫封信，告知你著書情況，他定會複信介紹你與蔣先生認識的，你可向他請教。我給陳從周教授寫了信，不久即接到蔣啟霆（雨田）先生來信，詳細告訴我，他是將光焴（寅昉）的四世孫，蔣光焴與蔣光煦是從兄弟，蔣光煦為二房，蔣光焴是四房。當年蔣光煦的別下齋，與從弟蔣光焴的衍芳草堂這兩座有名的藏書樓俱在海寧硤石鎮通津橋東河街（舊名南大街），兩座藏書樓毗鄰而立。雨田先生對我寫這本書很支持，信中說他現時不忙，主要給從周先生的研究生上些文史方面的課程，有問題儘管寫信給他，他會將自己所知盡數告訴我的。我的運氣真好，到處碰到好人。來信並附來從周先生文章《梁啟超與王國維題》和他自撰的《西澗草堂藏書紀略》一文。這使我知道了蔣光焴除海寧硤石有衍芳草堂之外，在海鹽南北湖還有一處藏書樓西澗草堂。
當庚申之際太平軍入海寧，蔣光煦別下齋藏書毀於此際，蔣光煦痛惜藏書之失，嘔血而亡，以身殉書。蔣光焴的藏書要幸運一些，蔣光焴先期將十萬卷珍藏轉移至當時比較偏僻的海鹽澉浦南北湖的蔣氏丙舍，後隨著戰事的變化，攜書渡海至紹興、寧波而抵武昌，千方百計護書。在安慶與曾國藩相遇，贈曾揚州詩局本《五韻》及《郝注爾雅》，曾國藩以「虹穿深室藏書在；龍護孤舟渡海來」一聯回贈於蔣。共和國成立之初，蔣氏後人將千方百計護藏的十萬卷藏書悉數捐給國家，現珍藏於北京、上海、杭州各大圖書館中，使這些珍本古籍歷盡太平軍和日寇侵華之亂而找到了最好的安身之所。
前已提及西澗草堂外界知之極少，蓋因陳從周先生的夫人是蔣家後人，蔣雨田先生是蔣光焴的四世嫡孫，他們告知我的有關情況在某種程度可稱是第一手材料，可說是我這本書的一個亮點。改革開放之初，海鹽縣人民政府規劃南北湖風景區，陳從周先生曾為規劃，西澗草堂得到重修保護。上世紀90年代初我應邀去海鹽講課並參觀張元濟圖書館，歸途專程去參觀西澗草堂，曾攜去《浙江藏書家藏書樓》一冊，寫了幾句話置於草堂書樓原藏書處。十多年後的新世紀某年，我參加在南北湖召開的一個會議，我一早獨自一人再訪書樓，看到我當年贈於書樓的一冊書已然不在。我心中暗喜，書有人看，畢竟是件好事。此次我發現樓下多了一所亭子，亭名「定亭」，管門的人悄悄告訴我：陳從周先生的夫人名蔣定，她的骨灰就安葬在亭下。我是相信的，回歸故里（蔣光焴的先人本是海鹽吳敘橋蔣家村人，乾隆中遷海寧硤石聚族而居），是最好的歸宿。
《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原來只是想寫成一部通俗讀物，但在道靜師的指導下，最終寫成一部學術著作。我一直以為沒有道靜老師的指導我是沒有這部書的。
書稿成，道靜師抱病為作長序，序寫好後以至無力執筆寫信，只在稿紙上寫了幾個字「因甚疲睏，不寫信了」。書名是請杭大讀書時的夏承燾老師題寫的，老人家時亦患病，後來我和陸堅師兄委託師母吳無聞先生在夏老健康允許時執筆題寫的，這提高了這部書的品位。
《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出版後，道靜師特此給我寫了封信，要我將書分寄在上海的蔡尚思、周子美、鄭逸梅、陳從周、黃裳諸位前輩，要我聽聽他們的意見，為爾後修訂做些準備工作，信中還附來了他們寓所的詳細地址。我知道老師的深意，是將我這個學生向前輩們引見，讓他們多多指導幫助。當然我也不忘給蔣雨田先生寄了書，他不僅和陳從周先生一樣提供資料，還在我寫蔣光焴那節的原稿上仔細修改過，使史料更為翔實。我知道這幾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不忍去打擾他們，何況除鄭逸梅先生外，都給我寫了回信。回信中以蔡尚思先生的信最長，除了鼓勵以外，還特別告訴我，將來如果修訂要加強藏書樓作用的論述，指出藏書樓在學術發展中的作用。後來我撰《浙江藏書史》，特彆強調這方面的內容，專門寫了一章五節。周子美先生因別的事我去拜訪過，老人已經九十二三歲了，身體十分硬朗，他是華師大的退休教授，還有個身份更使我崇敬，他是湖州嘉業堂藏書樓的第一代編目部主任。談話結束，老人要我等一下，在書櫥里翻了一會兒，找出兩頁橫格十行紙手寫的材料，一定要送給我，並說：這是早年寫的一份寧波蔡氏墨海樓的材料，現在送給你，將來你寫《浙江藏書全史》時可能有用。
我的這部書初版於1987年，印了兩千冊，三年後的1990年又重印了兩千冊，在學術著作印數不多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差足自慰，但我知道這和南京大學的徐雁教授應是分不開的。上世紀80年代起，出現了傳統藏書樓研究熱，且不斷在慢慢升溫，其中徐雁算是一個。後來我讀到他的大著《中國歷史藏書論著讀本》的著述篇里介紹了我的這本《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其中頗多美言，其中說到此書是研究地域藏書文化史的第一部，又說什麼「考證仔細」等等，可能引起了一些藏書愛好者的興趣，因而在尋覓這本書，我至少收到一二十封來自邊遠省份的來信，來信人素不相識，托我購買我的那本書，言明只要書購到、寄到，即行將書款、郵資寄上云云。我怎麼好意思收人家這區區書款？只能贈送，將出版社給我的樣書和自己買的一本一本地寄出去，最後只剩下初版本一冊和重印本一冊，只能自己收藏的了。前幾年我院歷史所的一位研究員打電話告訴我：你的那本書《文匯讀書周報》的中縫中有人求售，出價原書十倍，你還有嗎？找來一看，果有此事，但書已沒有了，感到很對不起那位讀者，應該送他一本，無奈之下只能裝聾作啞的了。
還有件事，因為此書的著述，傅璇琮先生主編《中國藏書通史》時，通過我的同事徐輝先生邀約我撰稿，我認真地完成了明代編的任務，並應傅先生之邀對清代一部分作了修訂。我還寫了一本《文瀾閣與四庫全書》的專著，應該說也是這本書的其中一節的延伸，當然是另下了功夫的。字數達《浙江藏書家藏書樓》的三分之二以上，在「浙藏」中文瀾閣只寫了二三千字。
《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出版後，我特別高興的是認識了在蘇州的徐楨基先生。徐先生是大名鼎鼎的晚清湖州皕宋樓主人陸心源的五世玄外孫，屬長房陸樹藩這一源支。他受母親的遺命，整理家族史。研究藏書史的人都知道，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陸樹藩作主將皕宋樓全部藏書售與日本靜嘉堂文庫。消息傳出，中國文化界、藏書界受到極大的震動，許多老先生痛心疾首，以至傷心落淚，對陸樹藩是一片斥罵，而其影響一直到當代。我見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浙江省政協的多位委員的聯署提案，要求有關部門設法與日方聯繫，贖回這批藏書。徐先生讀到我的那本書，就寫信給浙江人民出版社，因而我倆建立了聯繫，對於皕宋樓藏書艦載東去流入日本的事，我是知道的，寫那本書的時候也搜集材料，請教老先生，但還是在迷霧之中。當事人陸樹藩背負罵名，但從未見有他本人的聲辯和說明。收到徐先生的信，我敏感地感覺到，這重迷霧可能要散去，皕宋樓藏書東去的謎底有望揭開。從1987年到2007年的這二十年間，徐先生以衰病之身奔走蘇州和上海之間，找到了許多當年的文獻（有些文獻遠在台北），我則在杭州查《申報》，找陸氏譜系，最終在2007年他寫出了《藏書家陸心源》一書，由我撰了一篇序文公開出版。我那些年寫了幾篇文章，將這件事的真相逐步適時地告知國內藏書研究者。到2007年，也就是皕宋樓藏書去國一百周年之際，湖州召開了一個國際學術討論會，記得到會的有美國、日本、韓國以及海峽兩岸的藏書史研究專家，我宣讀了一篇論文揭示了真相，基本上解清了皕宋樓事件的迷霧。至今十年來，對這個問題未聞有什麼不同意見。《浙藏》一書的皕宋樓文字約三千左右，到2006年我的《浙江藏書史》出版時字數增加了一倍，到2008年我修訂《浙江藏書史》，字數增加到萬字以上。我想這部分內容也是這部書的亮點之一。
記得莊子說過「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的話。《浙江藏書家藏書樓》全書不足24萬字，2006年我寫《浙江藏書史》是66萬餘字，2008年修訂《浙江藏書史》時達到75萬多字，2006年還獲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頒發的浙江社科成果二等獎，似乎這本書該畫上句號了。但這八九年來我在一本自用書上還不斷地用紅筆塗塗改改，感到還有可增補和修改的地方，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將這本書改得更好些、更有價值些？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已經年過不惑，但抓住了一個機遇，就是有些有真學問的老先生雖歷經劫難，有的人雖身殘而志堅（胡先生親口告訴我，「文革」中被打斷了腿發配到里弄倒馬桶），對後輩請益總是傾囊相授，彼時有的還身份未明，但熱情地幫助我，胡先生是一位，還有別的幾位。這書遲十年也不行，許多老先生太老了，或已作古，隨著他們的離去，有些鮮活的材料再也見不到和聽不到了。
我是幸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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