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近代史研究熱點綜述

原標題：2017年近代史研究熱點綜述

2017年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可謂新意迭現，成果豐碩。2017年11月底，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國史研究室召開的第四屆「民國史高峰論壇」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若要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國，就必須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重新審視中與西，內與外，上與下，新與舊，並且應以新的問題意識，帶動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研究領域，以期獲得新的歷史認識。這一共識，似乎可以用來總結2017年的研究概況。本文擬以專題形式對本年度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熱點問題作一梳理。

政治與外交

政治史一向是晚清史研究的重鎮。2017年這一領域也是佳作頻出。李細珠在新書《變局與抉擇：晚清人物研究》中不僅關注高層政治人物在面臨千古變局時的政治抉擇，同時也注意中下層人士管庭芬、魏源、容閎、譚嗣同的心路歷程，呈現出多變時代中各色人物的多歧面相。賈小葉的《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研究——以「康黨」為視角》，以「康黨」為切入點，研究康門師徒與戊戌學術政治紛爭之關係，跨越戊戌「新舊之爭」的框架，探尋背後的思想差異，學派紛爭，更著重考察權力角逐、利益紛爭、派系隔閡等矛盾。崔志海的《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對1949年以來近60年來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個專題，作了高度凝練的總結和概括。該書大體採取以問題為中心的學科史寫作方法，並從縱橫兩個維度進行學術梳理，明鑒不足的同時，提示了下一步值得探索的研究方向。

民國政治史領域，唐啟華通過比對中、日、英三國檔案，指出袁世凱並未出賣國權以換取日本同意帝制，反倒因為拒絕日本要求，而開罪日方，給自己稱帝製造了障礙。（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深町英夫以身體視角重新審視新生活運動，考察了蔣介石的思想、黨派鬥爭以及不同國家、社會群體對於新生活運動的反應。（[日]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

近來，以人物為切入點，觀察民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制度建設與實際運作，已成學界主流的研究方法之一。其中又以蔣介石研究的成果最為豐碩。會議方面，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辦第四屆「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集中體現蔣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論文方面，中青年學者從各自領域出發，探討蔣介石與近代中國重要制度、重大事件的複雜關聯，成果有吳景平：《蔣介石與戰時外交體制探析——以宋子文使美為中心》、楊奎松：《對蔣介石「放水長征路」一說若干史實的考析》、黃天華：《四川政潮與蔣介石的因應（1937-1940）》、賀江楓：《「五·二〇」學潮與蔣介石的因應決策》、王才友：《急進與緩圖之間：蔣介石對國民黨新編五師的整編（1927-1931）》、賈欽涵：《蔣介石與戰前中國農民銀行的紙幣發行》等等。

另一個研究的熱點人物是孫中山，相關成果主要有：深町英夫：《同種同文：孫中山的亞洲主義話語》、張金超：《孫中山、南方政府與華盛頓會議——以代表問題為中心》、張華騰：《孫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從民元辭職到宋案前孫中山研究新論》、王傑：《孫中山與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質」探問》、趙立彬：《民國初年孫中山對名譽事件的反應》。資料方面有中山大學歷史系桑兵教授主持撰寫的《孫中山史事編年》和林家有、邱捷、李吉奎、周興梁等學者編纂的《孫中山全集續編》。

思想與文化

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範圍愈發擴大，方法也愈發多樣。王汎森嘗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範疇，走出狹義思想史的局限，圍繞「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的主題展開討論。（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黃興濤的《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拓展了其概念史的研究領域，考察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形成、發展及其內涵。作者指出，「想像共同體」這一建構理論雖有其合理之處，但「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係的基本走向」具有「某種不可選擇性」。「中華民族」的觀念在精英和大眾、歷史和現實、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過程中，得以確立。程夢婧梳理了《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傳播和接受過程，揭示出這與晚清士人的「天賦人權」思想的內在關係。（程夢婧：《〈人權〉宣言》在晚清中國的旅行》）瞿駿的《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從學生生活、教科書、「排滿」革命等層面另闢蹊徑，勾勒出清末民初讀書人的群體形象，探尋思想世界。

近10年來，有意或無意運用新文化史的方法和視角，已成近代史學界的普遍現象。話語、記憶與歷史詮釋，成為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亮點。蔡炯昊探討辛亥鼎革歷史記憶的形成機制，指出這與各方爭奪宣付清史館立傳的主導權有關。（蔡炯昊：《新國體下的舊史學：民國初年的宣付清史館立傳（1914-1927）》）周海建也有類似的觀察，通過梳理南京國民政府審查《清史稿》這一公案，指出歷史記憶的形成與政治考量，社會心理均有關涉。（周海建：《南京國民政府對〈清史稿〉的審查及其社會因應》）。此外，還有劉曉藝的《「西安事變」與「丟失大陸」：失敗者怎樣書寫歷史——兼談國民黨文宣系統的「曲釋」操作》、王衛星的《八十年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馬建標的《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一戰前後中國國恥記憶的形成與演變》。另外，符號與形象的想像與塑造，也成為一個熱點，如葛靜波的《林則徐形象在近代的變遷》、夏清的《「民族」之辯：一九四三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國、偽、共的三方敘事》、劉文楠的《以外國為鑒：新生活運動中蔣介石的外國想像》、武洹宇的《辛亥祭奠的死亡表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骷髏符號釋讀》等等。

話語無疑是2017年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熱詞。王奇生老師梳理了階級話語在中國的興衰過程，指出中共在將馬克思主義原理本土化、具體化、實用化的同時，也存在階級概念被極度泛化的問題。近20年來，「階級」與「階級鬥爭」話語逐漸淡出視野，呈現出「去階級化」的趨勢。潘曉靜、郭台輝則分析了「農民階級」的話語變遷，總結成職業話語、民眾話語、階級話語三個階段。相關的成果還有許多，如鄒小站：《清末民初思想話語中的「民權」與「國權」》、洪煜、韓瑞韜：《話語與秩序:1928年湖社處理壽聖庵地產糾紛案》、趙崢：《國家動員、民族話語與邊疆治理:戰時西康寧屬彝區的政治社會變遷（1937—1945）》、朱英：《民國時期工商界人士的「民國」印象》、周新順：《「民氣」「民智」「民德」:重返晚清國民性問題討論的話語現場——以〈東方雜誌〉為考察中心》等等。

「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現代思想轉型的關鍵時期，總能激發學者的研究興趣。相關文章主要有羅志田：《無共識的共論:五四後關於東西與世界的文化辨析》、羅志田：《體相和個性:以五四為標識的新文化運動再認識》、瞿駿：《老新黨與新文化:五四大風籠罩下的地方讀書人》、周月峰：《「列寧時刻」: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的傳入與五四後思想界的轉變》、周月峰：《五四後「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與早期含義演變》等等。

社會與經濟

區域史、城市史、鄉村史等領域深耕多年的學者，在2017年均有重要成果問世。趙世瑜在《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從區域社會史到歷史人類學》一書中，通過不同地區的個案，表達對時間與空間兩者關係的理解，進而上升到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論高度。王先明的《鄉路漫漫——20世紀之中國鄉村》大致以時間為線索，從政權、教育、醫療、經濟等不同側面梳理鄉村社會的制度變遷，並從區域史的角度思考不同地區之間差異與共性。日本學者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與地域社會》挖掘出大量地方性史料，藉由自下而上的視角，提出許多新的歷史見解。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學者已開始嶄露頭角。韓策聚焦於科舉改章和開進士館兩條脈絡，既在制度層面探討科舉取士的沿襲與鼎革，同時也關注到人的因素，即參與科舉的學人群體在社會變動、政權更迭之際的進退出處。（韓策：《科舉改制與最後的進士》）譚皓考訂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生來華留學的史實，反思近代中外教育交流史中少人關注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譚皓：《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史（1871-1931）》）李俊領的《天變與日常：近代社會轉型中的華北泰山信仰》聚焦於泰山信仰的演進及其境遇，從側面揭示近代華北社會變遷的路徑與機制。黃素娟：《從省城到城市：近代廣州土地產權與城市空間變遷》、劉志剛：《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國洞庭湖圍墾區地方權力結構的生成與變遷》。

近幾年來，區域史的資料編纂可謂突飛猛進。2017年出版的《蘇州商會檔案續編第一輯（1949年—1956年）》《太行山文書精萃》《金陵全書》均編選了許多新的史料。此外，《民國時期地方概況資料續編》《民國時期浙江省地方議會史料續編》等資料也陸續出版。

經濟史領域也有多部重要作品問世。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中，以全球史的關懷書寫中國近代史，將軍事技術與商品貿易視為早期全球化的動力，反思近代中國在這一進程中的得與失。[荷]方德萬(Hans van de Ven) 的著作《潮來潮去：海關與中國現代性的全球起源》只能暫且被歸入經濟史。它很難被歸類，是因為它的研究對象——海關，涉及領域眾多，相關主體繁雜。方德萬指出，海關不僅僅是一個稅收機關，更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交流互動的重要載體，與歷屆中國政府關係密切。

經濟史的論文多有創見，參見柯偉明：《1936—1937年廣東幣制改革的券幣比率之爭》，呂長全：《清代糧價奏報流程及其數據性質再探討》，張俊峰：《清至民國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兼與晉陝地區比較》、燕紅忠：《晚清時期的豆品期貨市場——以東北遼河流域為中心》、潘曉霞：《溫和通脹的期待：1935年法幣政策的出台》、林矗：《通商口岸、新式教育與近代經濟發展:一個歷史計量學的考察》、宋靖野：《水利、市場與社會變遷——對川南五通堰的歷史人類學考察（1877-1941）》等。

今年，經濟史與社會史領域出版的資料有《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日記叢刊》《民國時期經濟統計資料續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資料三編》《東亞同文書院中國調查手稿叢刊續編》《民國賑災史料三編》《民國時期高等教育史料三編》《民國時期地方志所見基層圖書館史料匯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滿鐵剪報」類編第二輯》《〈申報〉招商局史料選輯·晚清卷》等。

中共與革命

2017年，關於中共與中國革命的研究熱度有增無減。「中共制度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毛澤東著作版本及其經典化問題」「中國共產黨百年研究的海外視角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學術會議相繼召開。這些會議有兩大特點，一是在研究領域上不斷創新，尋求在不同角度理解中國共產黨；二是擴大學者參與，邀請美國、日本等海外學者加入，鼓勵青年學者參與對話，增添學術活力，拓展研究視閾。

黃道炫提出抗戰時期中共與日軍、國民黨軍的鬥爭呈「弱平衡」狀態。他提示各方勢力在劍拔弩張的對立之外，還有更為複雜微妙的拉鋸互動。（黃道炫：《刀尖上的舞蹈：弱平衡下的根據地生存》。黃道炫的另一篇文章，以個人、政黨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為切入點，總結中共運用統一戰線時原則與策略的靈活統一，是其在敵後得以生存和發展的要訣。（黃道炫密縣故事:民國時代的地方、人情與政治》）此外，相關研究還有張永：《六屆四中全會與羅章龍另立中央》，歐陽湘：《毛澤東參與國民黨一大期間中共黨團領導考》、王新生：《試論長征前夕共產國際、中共中央與陳濟棠的談判》、董佳：《從美國檔案看中共、西南勢力與蔣介石的戰時博弈》、李軍全：《節慶與政治傳播：中共華北根據地的春節宣傳（1937—1949）》、汪朝光：《民族抗戰與革命建政：中共的抗戰崛起之路》。簡奕：《試論中共早期農民運動對民團的爭取與改造——四川早期黨團組織改造民團的歷史考察》、[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編纂黨史資料的進程（1929—1955）》等等。

抗戰研究

2017年是全面抗戰爆發8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戰爭編輯部》、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等學校及單位相繼組織召開學術會議，推進抗戰史的研究。全球視野，多維度考察，青年學者參與成為這些會議共通的亮點。

海外抗戰史研究再上新的高度。張瑞德通過對蔣介石侍從室的組織流變、制度建設與實踐活動等方面的考察，指出侍從室在國民政府戰時指揮體系中地位突出，作用顯著。（張瑞德：《無聲的要角：蔣介石的侍從室與戰時中國》）齊錫生梳理了中美兩國政府檔案、政要回憶錄等資料，勾勒出從全面抗戰爆發至珍珠港事件之間，中美關係逐步走向密切的歷史過程。（[美]齊錫生：《從舞台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除政治、軍事、外交這些抗戰研究的傳統領域外，社會文化史的相關研究也有新的進展。巫仁恕把目光轉向淪陷區的蘇州，考察了茶館、菜館、旅館與煙館四種休閑行業，指出蘇州的城市生活並不似想像中之凋敝蕭條，反呈「畸形繁榮」之象。（巫仁恕：《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王升遠也選擇了少人關注的領域，即抗戰期間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嘗試尋找日人的文化書寫與侵略行徑之間的內在關聯。（王升遠：《文化殖民與都市空間：侵華戰爭時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體驗」》）

除此之外，臧運祜：《戰時日本對亞太地區的殖民統治機構之演變——以「大東亞省」的設立過程為中心》、王龍飛《中共敵後抗戰與日軍治安困境——以沁源圍困戰為中心》、張楊：《戰時財政擴張與租佃制度變遷:以川西地區為例（1937—1945）》、陳默：《發展歷程、武器裝備、作戰體系:抗戰後期國民黨軍中的美械部隊》、賈迪：《1937—1945年北京西郊新市區的殖民建設》等等。

相關資料有《中國抗日戰爭北美歷史檔案文獻提要》《中流砥柱：卡爾遜抗戰史料》《淞滬抗戰史料續編（Ⅰ）》《淞滬抗戰史料續編（Ⅱ）》《記憶中的淞滬抗戰》《中央檔案館藏日本侵華戰犯筆供選編（第二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藏珍稀抗戰文獻彙刊》等等。

文獻平台

2017年10月，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的試運行，引起了近現代史學界的廣泛反響。該平台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承辦的綜合性文獻共享平台，內容涵蓋海內外有關抗戰和近代中日關係的各類文獻。該平台的顯著特點是開放檢索和下載，且使用簡便，檢索高效。平台集圖書、期刊、報紙、檔案、圖片、輿圖以及音頻、視頻等多種文獻資料形式於一體，實現了跨類深度內容檢索。圖書、期刊已實現章節、篇名目錄、版權頁的檢索，檔案將實現案卷甚至文件目錄級的檢索。這一平台將會極大地促進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提示更多創新研究的可能。

作者：馬思宇

編輯：陳曉燕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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