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盛世，與唐太宗的「表演秀」沒什麼關係 | 短史記

文史 02-08

圖：連環畫里《魏徵與唐太宗》封面

文 | 諶旭彬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僅三月的李世民，主持召開了一場由大部分要臣參加的御前政論會議。會議以「自古理政得失」為主題，希望找出一條適合本朝發展的路線方針。

剛從關東地區巡視歸來的魏徵，在會上信心滿滿：「餓極了的人很樂意吃東西，大亂後的百姓更願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聖哲的教導行事，幾個月就能見效。要是兩三年才見效，那是失職。」

名儒封德彝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夏商周三代之後，人心澆薄，故秦重法律，漢崇霸道，不是秦漢之君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駁斥道：「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相信他的邪說，必會禍亂國家。」

這場著名的辯論，魏徵似乎獲得了勝利。許多年以後，唐太宗曾有感嘆：「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全是魏徵的功勞。」又過了許多年，在史書中，魏徵這個名字，與「貞觀之治」捆綁在了一起。

史書做出這種捆綁時，忽略了這樣一串數字的存在：

西漢初年，全國百姓戶口為300萬上下，人口約1400萬。（《中國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時（57年），全國戶口為427.9634萬，人口2100.7820萬。（《續漢書·郡國志》）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戶口數為245.9840萬，人口數1616.3863萬。（《晉書》）

貞觀初年，戶口不及300萬。（《通典》）

……

在這一串的數字背後，是另一串璀璨的名詞：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太康之治、貞觀之治……

漫長的800年，幾乎永恆不變的數字。

要理解上面這串數字的涵義，下面這串數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統一全國時，人口數約為4000萬。（《中國人口史》）

漢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國戶口數1223.3062萬，人口數5959.4879萬。（《漢書·地理志》）

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全國戶口數大約1067.7690萬，人口數5647.6856萬。（《續漢書·郡國志》）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全國戶口數大約890.7536萬，人口數4601.9956萬。（《通典》）

……

在這一串數字的背後，是另一串災難性的名詞：秦末大亂、綠林赤眉之亂、黃巾之亂、隋末大亂……

二

歷史是符合數學邏輯的。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人口的生殖力與土地的生產力之間，一直在作著殊死搏鬥。朝廷控制下的大多數人口，一直集中在古老的黃河流域。耕地一直是有限的，農作物畝產也一直沒有質的改進。無論先民們如何披星戴月，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

從這個意義上講，王莽時代的大騷亂，未必是「王莽暴政」的結果。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隨著生殖力的提升，漢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不及漢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糧食畝產幾乎沒有提升。

王莽花費半生來經營一個帝國的精神文明，但這解決不了生殖力提升所帶來的生存問題。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先反對王莽的是農民，知識分子直到最後一刻才棄他而去。他滿足了知識分子對「三代之治」的想像，卻滿足不了草民的肚皮。事實上，生殖力提升所帶來的流民問題，在王莽之前，已困擾了漢帝國近百年。

同樣的道理，當東漢人口再次接近6000萬這個極限時，大規模的農民騷亂再次爆發。僅僅用宦官專權、外戚干政，是無法解釋這場騷亂的。

6000萬人口並不是一個絕對的極限。番薯、玉米等新農作物的引進，曾一度將這一上限提升至4個多億（道光年間數據）。但更多的時候，歷史等不及上限的提升，甚至等不到上限的到來。譬如秦、隋兩代。

這是因為，在傳統農業社會，勞動力與生產力之間是成正比的。朝廷對勞動力的大規模徵用，等同於變相地壓低生產力的上限。吃租賦的人口增加，又等於變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長的結果，是秦、隋兩代的生產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萬。隨後是流民的大量湧現，是武裝暴動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國的傳統歷史敘述，長期缺乏對「暴政」和「仁政」的具體定義。但凡社會安定，執政者實行的必是「仁政」；但凡社會動蕩，執政者實行的必是「暴政」。這似乎很有道理，但實際上是從結果去定義前因。王莽被視為逆賊和暴君，但有沒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時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開啟「光武中興」，但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似乎也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時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樣的政績。畢竟，王莽所無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長的戰爭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統一全國時，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也是同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力之間緊張的關係突然鬆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人口已不及隋煬帝年間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後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盛世」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不過是自然調節的結果。

歷史既證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觀，也無法肯定魏徵的「功績」。偉大的「貞觀之治」，也未必與「偉大」的太宗皇帝有什麼必然關係。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執政者擁有正常智力，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似乎不會爽約。

三

當然，作為一個治世傳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偉大政績」之外，「貞觀之治」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一個史上最接近「內聖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普羅大眾有仰望的需要。儒家知識分子們也很重視這種仰望，那種具備偶像氣質、「內聖外王」式的皇帝，一直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孔子曾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在他看來，沒有道德作指導的政治，只能稱之為「霸道」或者暴政，而非「王道」。他們曾經花費了很長時間，試圖找到這種具有完美德性的理想君王，實現道德（內聖）與政治（外王）的完美結合，且一度以為自己找到了，而將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寶座。但最後又不得不接受殘酷的現實——當王莽死於亂刃之下，儒家知識分子們從「內聖」開始以抵達「外王」的理想也隨之宣告破滅。此後，他們不再敢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談及「外王」（譬如「禪讓」），而是轉變思路，將精力傾注在對皇帝的影響上，比如培育或者勸諫。在無法創造皇帝的現實面前，改造皇帝成了儒家知識分子孜孜追求的新理想。

這是一條將「外王」改造成「內聖」的折中之路。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里，曾如此描述萬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學臣僚們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君主作為天命的代表。」——大略也是相同的意思。

儒家政治觀里，一個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應該以自己的德性做天下人的楷模。黃仁宇說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們期望他（萬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儒學臣僚們希望「皇帝」不僅僅只是一個職位、一份職業——這樣太低級趣味了，它應該是一種社會制度。這種制度的核心是德性，而德性的外在表現形式，則是各種抽象化了的禮儀，譬如每年開春，皇帝在侍臣們的攙扶下，去地里顫顫巍巍地「扶犁」。

這種形式主義作風，並不是簡單的虛偽或者做作。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強調過：禮，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現形式。

在《貞觀政要》里，太宗皇帝李世民，確確實實已經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權力對國家作出貢獻」，他確實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經無限地接近於「內聖外王」。

四

不過，從以手足相殘、父子反目的方式登基的那一刻開始，李世民本已不再具備「內聖外王」的資格，

為了粉飾手足相殘、父子反目的事實，太宗皇帝在史書里留下了很多小動作。

貞觀四年，李靖率軍大破突厥。唐太宗對侍臣們「興奮」地說：

「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

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

朕未嘗不痛心疾首，誓滅匈奴……」（《舊唐書·李靖傳》）

李淵早年稱臣於突厥這段秘史，被留存在正史當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證據，就是李世民的這番話。《舊唐書》的史料來源，一是房玄齡等人主持的國史館修撰的《國史》，另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許敬宗編撰的《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等書。

李淵是否真的曾稱臣於突厥，史學界尚存在爭議。如陳寅恪持肯定說，李樹桐持否定說，且認為此說的留存，是許敬宗秉持太宗旨意，刻意竄入，以掩飾太宗自己向突厥求和的「渭水之恥」。

其實，秉承太宗旨意，為高祖捏造不光彩履歷這種事情，許敬宗確實幹過。譬如，《資治通鑒》記載，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軍自晉州還夏縣，屠之」。司馬光在這段話後面附了一段《考異》，大意是：「據《高祖實錄》記載，唐高祖曾說，『當年平定薛舉，沒有殺俘，以至於他們再次叛亂，這次一定要把能夠參軍的男子全部殺掉。』這是許敬宗將太宗的罪過推諉給太祖，所以不予採用。」

再如，《通鑒》同一卷里還有一段關於唐軍擊破軍閥劉黑闥的記載。司馬光也留下了一段《考異》：「據《太宗實錄》記載，劉黑闥再次造反，高祖對太宗說：『上次擊破劉黑闥，我想殺光他的黨羽和部隊，將崤山以東變成無人區，你不聽我言，落了現在這個結局。』高祖隨後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殺叛區所有15歲以上的男丁。最後，在李世民的苦苦勸諫下，此事方才作罷。」司馬光對《太宗實錄》中的這段記載很不滿：「高祖再不仁，也不至有殺光崤山以東百姓之念，史臣們想把所有優點送給太宗，但對高祖的污衊也未免太過。」

留存或者捏造高祖這些「劣跡」，對李世民而言，有很強烈的現實目的。

「高祖稱臣」這件事情，往大了說，和將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樣，可以凸顯出自己在創立唐帝國過程中的主導地位——在自己手裡，帝國才得以脫離對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絕對的獨立性。往小了說，則是諱疾忌醫，借強調高祖「稱臣突厥」，來掩飾自己即位初年與突厥「結盟」的那場「渭水之恥」（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來犯，太宗在渭水與之訂立屈辱性盟約）。既然在老父手裡帝國已向突厥稱臣，那麼自己當年在渭水河畔，雖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稱臣的恥辱來，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種進步。

這些最後都成了李世民用來規避走向「內聖」的各種障礙的手段。

玄武門前的血跡與太上皇的「禪位」舉世皆知，是李世民需要繞過去的道德難題。這個難題有兩層含義：家庭倫理道德中的「孝悌」，與政治倫理道德中的「正統」。史上曾有許多暴君面臨過類似的道德難題，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像李世民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決這一難題。一方面，這與李世民當日所面臨的險惡局勢有關，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殘餘勢力仍足夠龐大，李世民很擔心李建成舊部打出「誅篡逆，復正統」的旗號。另一方面，李世民所獲得的輿論支持，主要來自儒家知識分子，他早年設立的文學館，網羅了以「十八學士」為代表的四方名流賢達。為換取這些儒家知識分子們所把持的社會輿論的支持，李世民必須勉為其難地去解開這個道德難題。

也就是說，解決上述道德難題的原始動力，並不是成為「內聖」，而是為了獲取儘可能多的支持，以證明自己的「正統」地位。故此，李世民將自己打扮成了太原起兵的首倡者，抹殺了父親作為創業之主的地位，也抹殺了兄長李建成在創業過程中的功績，以證明他不夠資格擁有這個帝國。以功而論，帝國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親一不小心做了高祖，明擺著是佔了便宜。然後再在史書中偽造幾條「高祖許諾以秦王為太子」之類的記載，「正統」問題就算勉強解決了。

至於「孝悌」問題，李世民採取了一種迂迴策略。渲染父親喪心病狂的大屠殺的「劣跡」，將兄長李建成虛構成執行老父大屠殺政策的劊子手，旨在用「仁」之大義來規避「孝」之小義。高祖不仁，其反對者李世民強行接替權柄，雖屬不孝，卻符合「仁德」，可謂瑕不掩瑜。

五

「孝悌」在儒家政治觀中具有綱領性的地位。漢儒們很早就說過，如果一個人在家裡不能夠做到「孝悌」，出來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誠。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問題上獲得儒家知識分子們的諒解，並不那麼容易。

貞觀六年春天，監察御史馬周曾尖銳地指責過李世民「大不孝」。馬周說：年邁的太上皇，獨自住在狹窄潮濕的大安宮內已經很久。東宮皇太子的宅邸尚且處在宮城之內，太上皇作為至尊，居所竟被置於宮城外面，這像什麼話？況且陛下也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馬周還說，陛下眼下正興緻勃勃地準備去九成宮消夏避暑，卻從來沒有想過太上皇留在濕熱的大安宮裡所受到的煎熬，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馬周的激烈言詞，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為補救，他邀請老父親隨自己一同前去九成宮避暑，結果遭到拒絕，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宮。這一邀一拒中，不難看出這父子二人的感情裂痕已深。

為太上皇建造單獨的避暑行宮，成了解決這場「孝道」糾紛的最終方案。不過，大明宮尚未落成，李淵已經去世。

貞觀七年的冬天，從少陵原狩獵歸來的李世民，在未央宮舉行宴會，邀請唐高祖一同參加。個中盛況，《資治通鑒》有詳細記載。李淵在宴會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吟詩，笑道：「如今胡、漢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向老父親敬酒，說道：「我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全是您的教導之功。以前漢高祖劉邦也曾在這個地方大擺筵席，向他的老父親敬酒，卻在老父親面前誇耀自己的成就。對此我不願意效仿。」李淵大悅。

父子間似乎已隔閡盡除。

其實不然。李淵在貞觀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長孫皇后死於貞觀十年。儒家知識分子們驚訝地發現：偉大的「天可汗」，為他的父親所修築的陵寢，規模居然明顯小於為長孫皇后修築的陵寢（也是未來李世民的陵寢）。

這對父子自玄武門喋血之後，從來沒有達成過真正的和解。

孝悌難圓，儒家知識分子「改造皇帝」的熱情再次燃燒起來。貞觀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請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徵，一起登上皇宮新修築的高台。李世民眺望遠方起伏的山巒，魏徵卻說自己視力不好，什麼也看不見。李世民把規模宏大的昭陵（長孫皇后所葬之處）指給魏徵看，卻遭到這位剛直大臣的無情搶白：「臣以為陛下爬這麼高，是為了眺望獻陵（唐高祖所葬之處）。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見了！」

六

對於儒家知識分子們的這種「改造」熱情，李世民一直都表現得相當配合。

貞觀二年的夏天特別長，秋雨來了，暑熱卻還沒過去。宮中炎熱潮濕，大臣們聯名上奏太宗，請求營建一座乾燥避暑的閣樓。李世民說：「朕呼吸系統有病（氣疾），確實不適合長期住在潮濕的地方。不過若答應你們的請求，耗費恐怕會很多。當年漢文帝珍惜十戶中人之家的資產，而放棄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漢文帝，如果耗費卻比漢文帝還多，又哪裡有資格做百姓們的父母？」

貞觀四年，唐太宗又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池苑、台閣，是帝王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決於朕。但朕能夠自我控制，只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願。」魏徵在邊上補刀：「吾皇英明，隋煬帝是個慘痛的教訓。」

可惜，李世民並不是一個真的能夠自我控制的人。

同樣是在貞觀四年，就在說這番自誇之言的前後，他曾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東都洛陽的皇宮。大臣張玄素對此極為不滿，上奏說：「陛下以前去東都，把那些華麗的建築給拆了，以示節儉，天下人交口稱頌。如今又去重建，這算什麼？陛下天天說巡幸不是什麼要緊事，只會浪費錢財。如今國庫空虛，陛下又要營建宮殿，這又算什麼？當日太上皇要燒毀東都多餘的宮殿，陛下覺得如果不燒，拆下來的瓦木還有用，可以賜給貧民，雖然太上皇沒採納，但天下人都稱讚陛下仁德。事情才過去五六年，陛下卻又要大興土木，這又算什麼？」

張玄素的擠兌沒留餘地，李世民很尷尬，只好回頭對房玄齡「解釋」說：「朕營建東都的本意，是因為洛陽處在國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來朝貢。如今玄素既然這麼說了，日後朕去洛陽，就算露天而坐，也不會覺得苦。」房玄齡當然知道「方便朝貢」是個很蹩腳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給自己找了個台階想要下去，他也只好附和一句「陛下聖明」。

儒家知識分子心目中「內聖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慾而好仁德。唐太宗善於納諫和勇於改過的事迹史不絕書，其「鏡鑒理論」和「水舟關係論」深入人心，看起來也很符合寡私慾而好仁德的標準，不過讓一個活生生的人，嚴格按照某種既定的模板運作，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徵激贊張玄素阻止太宗營建洛陽宮、實有「回天之力」的同時，貞觀五年，剛剛建完仁壽宮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將營建洛陽宮提上了日程。民部尚書戴胄再三勸諫，太宗稱讚了戴胄的直言並提升了他的官爵，同時也沒忘了將洛陽宮修成，且極為奢華，如《資治通鑒》所載，「鑿池築山，雕飾華靡」。

李世民徘徊在個體慾望與仁德表演之間，深受煎熬。出於私慾，他一心想要修築洛陽宮；為了那眾人稱頌的仁德，他又屢次接受大臣們的勸諫，放棄了修築。當屈從於個體私慾而不顧一切把洛陽宮華麗地修築起來之後，他似乎又受不了滿朝士大夫們打量他的異樣目光。最終，洛陽宮問題演變成了一場鬧劇：他狠下心，把負責工程的建設部部長（將作大匠）找來痛罵了一頓，指責他營造得過於奢華，免了他的官，然後把剛剛落成的宮殿，又給拆毀了。

七

這種煎熬一直伴隨著李世民。

貞觀六年正月，太宗準備從皇宮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莊」九成宮裡居住。九成宮距離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覺得皇帝去那裡住對處理國家政務極不方便，於是極力勸阻，但李世民卻堅持要去，理由是「氣疾」。

貞觀二年，李世民曾表示為了不損耗天下百姓，自己可以忍受「氣疾」，拒絕大臣們為他興建避暑閣樓的提議。現在拿「氣疾」辯護，多少有自食其言的味道。不過若真因「氣疾」之苦，倒也可以理解。只是當時還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實在難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想去九成宮，不過是因為新落成的九成宮的居住條件，要遠遠好於現在居住的寢宮。

姚思廉的勸阻暫時讓太宗留在了京城。到了三月份，長安城剛剛春暖花開，李世民還是車轔轔、馬蕭蕭地去了九成宮。一直在那裡呆到這年的十月份，冬天快來了，實在無「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貞觀年間漫長的進諫與納諫遊戲中，唐太宗與他的臣僚們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了諫臣之後，太宗想去遊獵，仍然會去；太宗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

一個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偶爾也會出軌宣洩一下，太宗自然也不例外。貞觀八年，一個小官僚皇甫德參進諫說：「陛下往日修築洛陽宮，耗費民力；收取地租，則過分征斂；民間女子都喜歡梳高髻，也是向宮裡學的。」太宗聽了大怒，對著房玄齡發飆：「這個皇甫德參，是不是國家不徵用一個勞動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後朕的宮女們都剃著光頭，他才滿意？！」太宗還曾對著長孫皇后說，要找機會殺了魏徵這個「田舍漢」。也正是在貞觀八年，魏徵敏感地覺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變化，他直言不諱地說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歡直言了。雖然還勉強接受，但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豁達。」

也是在這段時間，魏徵開始以「目疾」為借口，屢屢「求為散官」。

八

按照儒家經典教義來改造皇帝，自王莽死於亂刃之中以後，乃是儒家知識分子退而求其次的政治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這種理想的產物。

追溯起來，這種改造與被改造，其實是從玄武門事變後開始的。事變後的太宗，急於獲得社會輿論的認可，與懷有「內聖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識分子們遂一拍即合，開啟了一場名曰「貞觀之治」的表演秀。

這種合作，帶有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的顯著特徵，與王莽當年對「內聖」的主動（或者說變態）追求，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王莽逼死自己的兒子，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潔癖所帶來的強烈快感。但對太宗來說，這種快感是不存在的，在對「內聖」的偽追求中，他無時無刻感受著物慾被壓制所帶來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動，最終演變成了單純的進諫和納諫遊戲。太宗不斷地納諫，不斷地獎賞進諫者，但對於執行進諫的內容，一直興趣索然。

這種形式主義遊戲玩久了，也會讓人感到很厭倦。貞觀十一年，李世民對魏徵發牢騷說：「進諫的人都指責朕遊獵過於頻繁，但朕以為如今天下雖然無事，武備還是不能鬆弛，時而與左右之人在後苑狩獵，又沒有勞民傷財，這有什麼錯呢？」魏徵無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勵進諫，應該讓人暢所欲言。說得對，陛下採納，對國家自然有好處；說得不對，陛下不理會，也沒什麼損失。」李世民聞言大悅：「愛卿說得很對！」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強烈的悲觀。太宗的牢騷里清晰地傳達出一種抗拒「改造」的情緒。這種抗拒，也凸顯在同年發生的另一件事情上——這年十月，御史柳范彈劾吳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頻繁外出遊獵。結果李恪遭罰。李世民憤慨道：「長史權萬紀輔佐我兒，卻不能有所匡正，論罪當死。」柳范梗著脖子回答：「房玄齡輔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處遊獵，該死的不光權萬紀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臣僚們在這一年裡屢次勸諫李世民不要頻繁遊獵，李世民則借遊獵一事屢屢向臣僚們發難，反抗「改造」的情緒是明顯的。

一個人如果不是發自內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只是勉強在接受外界所施加的「改造」，最終都不免會有這種反抗情緒。

作為一個極為重視歷史存在感和歷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多次違制向史官索求關於自己的歷史記錄。貞觀九年，他希望能夠閱讀國史，結果被諫議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貞觀十三年，他又詢問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體內容，擔心裏面記載了自己的缺點……最終，太宗從房玄齡手裡看到了國史，並對撰史工作給出了「重要指示」。這一行為，既是對儒家「內聖外王」理想的認可（希望自己在史書里留下「內聖」的美好形象），同時也是對這一理想的背離（一個抵達「內聖」境界的人，不應去干涉史書對自己的記載）。

九

貞觀年間李世民，是一位表演藝術家。

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在這些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後，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動工。九成宮被輿論指責修建得過於華麗，太宗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原因卻是修出來後不合自己的心意。

貞觀的20多年裡，太宗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所以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場景：頭一天他還在表彰勸諫自己不要沉迷於遊獵的大臣，第二天他就已經在野外縱馬引弓了。

對儒家知識分子們而言，重要的其實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行納諫的內容。他們需要的，也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在他們的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聖外王」。

一場心照不宣的表演，這才是「貞觀之治」的真實涵義。

貞觀十三年，魏徵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麼"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麼歪理！」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說給輿論聽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才是唐太宗真實信仰的「治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