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夜讀書——一款罕見蛐蛐罐（上）

蟋蟀盆，蛐蛐罐，其實說的是同一類器物，南方稱盆，北方稱罐。其不同之處在於南方蟋蟀盆壁薄，北方蛐蛐罐壁厚，都是為了適應當地氣候條件，因地制宜而設。

南方蟋蟀盆起始較早，宋末周密的《武林舊事》記杭州景象，就曾記錄過有專門賣蟋蟀盆的店家。北方蛐蛐罐出現較晚，雖然宣德皇帝曾迷戀鬥蟋蟀，但是北方民間成規模的燒造，當系明代晚期萬曆朝的事。

北方燒罐，康熙時期有過一個高峰，康熙帝屬於十分敬業的皇帝，本人並不玩蟲，但是他曾命宮裡孵化蟋蟀鳴蟲，以便讓春節的家宴溢滿生氣。道光以降，北方燒造蛐蛐罐的風氣延綿不絕，也出現了一些名家。

初，以北京為中心，延至清末民初，燒造中心轉至天津。所以北方蛐蛐罐又分京路罐和津路罐。兩者造型風格略有差異，塘底方式則差異較大。京路罐填土很厚，為的是便於過風，又能保潮；津路罐填土很淺，著眼於避光靜養。各有千秋。「秋雨梧桐夜讀書」蛐蛐罐即屬北罐之京路罐。

初次知道「秋雨梧桐夜讀書」蛐蛐罐，還是在鄧之誠的筆記里。鄧之誠，字文如，清末舉人，民初曾任國史編纂處纂輯，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說起來還是王世襄的史學老師。王世襄就讀燕京時，有一回懷揣蟈蟈葫蘆進了課堂，不意蟈蟈暖過身來放了叫，屢觸不止，惹得課堂上哄堂大笑。鄧先生斥曰：是聽我講課，還是聽你蟈蟈叫？遂將大玩家逐出課堂。不過鄧先生行事公允，期末仍按成績給了王世襄優等。暢安先生晚年言及此事，仍忍俊不禁，燦爛如兒童。

其實鄧之誠也是個愛玩之人，他玩古董，遂有《古董瑣記》八卷。該書初刊於1926年，其卷六「蛐蛐罐」一節記曰：「石虎衚衕蒙藏學校，上年掘土種花，得蛐蛐罐極多。有姑蘇彩山窯常德盛制者十一，永樂制也。淡園主人制，外青內紫者十一，秋雨梧桐夜讀軒制者三十四，康熙制也。趙子玉制，署恭信主人之盆凡四，署西明公凡一，署古燕趙子玉制或造者凡六十，書制者較精美。又敬齋主人之盆一，彩勝主人之盆二，韻亭主人之盆一，寄敬堂制一，清溪主人、珍香外史各一。

相傳該校為吳三桂舊邸，即周延儒宅，為京城四大凶宅之一，居者率不安。此不知何人埋藏。聞故老言，道光時長安貴人斗蟲之風極盛，今淡園等制，流傳尚多，且有志蟲名者，予數見之，信皆佳制，但不古樸爾。大抵其時新制，特窖藏之，為去火氣，使不傷蟲。康熙容或有之，永樂、宣德，吾未之能信。又聞貴人蓄蟲，率同式廿四罐，列之几案，呼為一桌，蓄多者至數十桌。今此流風消歇久矣。」

「上年」是哪一年，鄧之誠交代的不清楚，總之應當在1925年之前。這宗蛐蛐罐究竟是何人、何時所埋，鄧之誠亦未加考辨，蓋因其並非蟋蟀玩家，對蟋蟀罐的了解不深所致。今日據鄧之誠著述年代近一個世紀，如若考辨，更是困難。但是鄧之札記仍然提供了諸多信息。

從鄧之誠行文看，此公顯然不玩蟲，對於北平當日的玩蟲習俗亦不甚了解。其「長安貴人」云云，依稀可以看出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的影子。其實斗蟋風習自明宣德以來，已由蘇杭漸及北方，至明代晚期，北京城玩蟲風氣大熾，延至民國時此風未之稍減。他的學生王世襄即是此道中人。

鄧公對蟋蟀罐的認知，尤其是對趙子玉罐的認知多有錯訛。比如「西明公」顯非趙子玉所制。（余藏有一對，從器物特徵看，當為清中晚期的產品。）「淡園主人」、「敬齋主人之盆」、「韻亭主人之盆」均為趙子玉定製八種序列，鄧文反不列於趙子玉名下。「古燕趙子玉造」與「古燕趙子玉制」之間，「造」為真品，「制」為仿品，已有定論。而且從傳世品看，「造」之精美遠勝「制」者。而鄧著倒置，或為誤傳、誤記，亦或署「造」者亦為後世仿製，皆未可知。倒是他的學生王世襄在半個多世紀以後，撰《秋蟲六憶》，才算首次對萬禮張、趙子玉所制蟋蟀罐做出了系統的整理和研究。

古之大戶蛩家，有定製蟲盆風習。比如道光年間北京大戶即有「含芳園定製」蛐蛐罐、過籠、水槽等全套器物；再如，花恭信、花淡園之類即為晚清時北京左家仿趙子玉款定燒，但泥質遠遜，造型能力亦有不逮。另，余歷年收得「光緒己亥」、「丙寅天字」等幫戳，署款「始平耀亭氏制」、「耀奎士榮氏制」之蟲盆數種，蓋底款識之側並注有「天字第某某號」排序。須以千字文排序，料知數量可觀。歷代蛩家，亦不乏文人雅士，但能定製蛩盆者，非有一定財力莫辦。蓋因一經開窯，必需相當數量，個人定燒，加蓋私家款，即非商品，自然無回收成本之預設。雖為雅玩，但所費不菲。故，大路貨常見，而定製款稀見。

以書卷氣雅言志盆者，則極其罕見。「秋雨梧桐夜讀書」信為執牛耳者。且因「夜讀書」與「夜賭輸」諧音，更可以斷定此罐斷非賭蟲家所為，必是文人器物。實為罕見之品種。

蛩家埋罐、窖藏是對新罐處理的一個環節，是為了去新罐之火氣。複雜的還要冬日裡填雪，夏日裡沉於井底，如是三番，目的是避免盆中所殘火氣燒了蟲爪。埋於土內更是為了得土氣，滋養蟲體。蟋蟀為秋蟲，屬金，土生金，而火克金，去除火氣，具足土氣，始可養蟲，甚合物理。

但一般處理蟲罐，多是整桌。古制，一桌為二十四隻。從鄧文可知此處埋藏多者為三十四隻，少者竟至於一隻、兩隻。且南盆北罐都有，其中姑蘇彩山窯確為明代早期之南盆，為蘇州陸墓鎮所燒制，可以視為宣德器；趙子玉系列如若確為真品，則出自康熙時期；趙子玉「制」者，當系後世仿製。此宗盆罐年代既不統一，數量也參差不齊，顯然不是為處理火氣而刻意埋藏，從情理上分析應當是突發變故，主人不及帶走而又不甘就此丟掉而採取的掩埋措施。顯繫心有掛記，尚存一念，希冀將來還有機會取出，不然大可以直接扔在花園裡，沒必要費這些功夫。

從上述資料，可知埋藏時間不早於康熙時期，必在其後，但仍難以斷定此罐為何人何時所藏。如是，則仍需考辨石虎衚衕前後的擁有者和居住者。（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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