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津濤

一、方先覺彈盡糧絕之際，選擇了有條件投降

衡陽保衛戰乃是中國抗戰史上最輝煌的戰役之一。此役，方先覺率第10軍，從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守衛衡陽四十七天，戰鬥之慘烈，令時人動容。但方先覺未能殺身成仁，而於最後關頭選擇投降日軍，亦頗令時人遺憾。

按當日情形，衡陽戰事至8月7日，守軍已彈盡糧絕。方先覺在軍部召集高級將領，討論最後對敵方略。時為預備第10師政治部副主任的楊正華回憶，「方先覺身邊常佩的手槍，早於一日前被跟隨多年的王副官取走，以防他自殺。」新編第54師師長饒少偉則說，他當日「看到方先覺裝著啼哭的樣子，一面說：『我的手槍呢？』一面打開抽屜尋找，好像要自殺。其實，他的手槍早已被收拾起來了……」稍後，方先覺選擇聽從周慶祥建議，投降日軍。

在投降以前，方先覺擬定了七項條件，包括要求日軍保留第10軍建制、不殺俘虜、優待受傷官兵等。他還要日軍，派飛機送自己「到南京見汪精衛」。戰事結束後，方先覺也對記者表示，「今後必將本人之一切，獻於英明之汪主席，協力新中國之進展」。其投敵性質，當無疑義。

在軍部討論後第二天，方先覺率周慶祥、葛先才、饒少偉等與日軍談判。日軍指揮官當場拒絕了方先覺的七項條件，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方先覺表示：「服從這個要求」，隨後被任命為汪偽「先和軍」軍長。

需要說明的是，方先覺投降之時，衡陽防線尚未被完全攻破。日軍在8月7日攻勢後，「依然不得進展, 估計進攻戰還需要幾天時間」。在這一天前後，國民政府派出的援軍已至衡陽外圍，給日軍造成很大壓力。攻陷衡陽後，日軍暗自慶幸，「戰爭的勝負誠然在於最後的5分鐘。如固守衡陽之敵誓死決一死戰, 或將出現『英帕爾 的結局」。英帕爾一役，英軍與日軍激戰數月，終於防守成功。

對方先覺之降日，重慶方面至晚在8月16日即已完全了解實情。當日，國軍最高軍事執法長官何成濬，在日記中慨然嘆息道：

「方將軍等苦戰四十餘日，聲名烈烈，雖庸人孺子莫不稱道其忠勇，如堅持到底以身殉職，則在中國史冊上，張巡之守睢陽不能專美於前也，奈何當最後關頭，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變而為降將軍，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恥辱，我聞之，實不勝太息痛恨之至。」

二、蔣介石堅持讚譽方先覺為「當代軍人之楷模」

遺憾之餘，令時人更感疑惑的是，方先覺從日佔區逃回重慶後，蔣介石及軍令部對其非但沒有處罰，反而一再嘉獎，乃至譽其為「當代軍人之楷模」。

究其原因，與國民政府當日在盟國中所處之尷尬地位有很大關係。當時，不獨英國一再詆毀中國所起到的抗日作用，美國亦對國民政府的抵抗能力失去信心，一再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指揮權交予史迪威。為證明中國抗日之決心及中國軍隊之戰鬥力，蔣介石對衡陽保衛戰極為看重，且不遺餘力進行國際宣傳。譬如，當其「收到」方先覺等發誓「以一死報黨國」的所謂「最後一電」後，立即指示發表，盡量擴大影響。

其實這個「最後一電」，頗為可疑。首先，電文沒有按正常程序通過軍令部，而直接發到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其次，包括蔣介石等軍政高層在內，至今無人見過電文原件。退一步說，即使這個「最後一電」確為方先覺所發，在衡陽戰局不明的情況，貿然將其發表，也欠妥當。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所言，此電一旦發表，「萬一方等被俘後有不名譽情事, 豈不遺笑於人。」

徐永昌竟一語成讖。電文發表後次日，方先覺投敵的消息就相繼傳來。徐永昌在日記中說，「二廳報告,收敵廣播,述方先覺率師長等舉白旗投降經過」，後又「據由衡陽逃出工人述,該軍曾舉出大的白旗派官長向敵講條件,不允,又經炮擊,乃降云云」。方先覺投敵一事已然確鑿，但蔣介石為維護早先的宣傳口徑，只能無視事實，下令反駁。

其後，中國報刊遂統一口徑，對方先覺投敵之事一概不予承認。至12月周慶祥、方先覺等衡陽守將先後逃回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向方先覺軍長歡呼》，仍讚譽這些人是「力竭被俘」，方先覺「脫敵囚而回到重慶」，「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

至於如何處理歸來的方先覺等人，軍令部主張不再任用。但蔣介石出於將方先覺形象維護到底的目的，直接任命其為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兼第10軍軍長，以堵塞衡陽守將投降日軍的「謠言」。

只是這種近乎自欺欺人的做法，並未能阻止「方先覺投敵」這一事實的傳播。如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曾在一次會議上，指責蔣介石「功罪不分」：「若認為方先覺守城有功，則賞之尚輕；如認為降敵有罪，則不應該不罰。」

在方先覺一事上，蔣介石如此「不理性」，有其必然性。國民政府抗戰的總體方略是「苦撐待變」，但若無盟國援助，中國勢必無法單獨支撐戰局。在既不能失去美國信任，又不能讓出軍隊指揮權的情況下，蔣介石惟有希冀方先覺在衡陽擊敗日軍，顯示國軍實力；蔣氏發表所謂的「方先覺最後一電」，或許亦有代立遺囑，暗示兼勒令方先覺必須戰死之用心。但結局沒有按照腳本上演，蔣介石亦只能罔顧事實，繼續讚譽降日歸來的方先覺，乃「當代軍人之楷模」。其無奈與尷尬，自可想而知。

注釋

楊正華：《長沙衡陽會戰中的方先覺》，《蕭縣抗日烽火》，2005年，第312—313頁；饒少偉：《衡陽降日情況》，《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7、380頁；《解放日報》1944年12月25日，《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4卷，中國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3頁；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3冊)》，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119頁，轉引自羅玉明《方先覺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湖南會戰(下冊)，中華書局1984年，轉引自自羅玉明《方先覺投降及其原因探析》，《衡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徐永昌日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1991年，轉引自鄧野《蔣介石對方先覺投敵案的裁決》，《歷史研究》2006年第5期；《向方先覺軍長歡呼》，《大公報》1944年12月13日，政協衡陽市委員會編《衡陽抗戰鑄名城》，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4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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