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全部的努力就是為了擺脫文人的臭毛病

小時候，我的家雖然比鄰居的條件要好一些，依然屬於貧寒，但不知為什麼，我從小似乎就接受了做生意低人一等的觀念，以至於到了20歲左右，依然看不起做生意的人。

後來，我做過老師、記者，還做過專門給領導寫報告的秘書，每種職業大概都與文人有關。到了北京之後，開始用財經作家而不用學者、詩人的名頭。這麼做的目的，就是想扭轉我心中的這種關於財富的觀念。我認為財經比較接地氣，學經濟學的人不會窮。但經濟學也是一門非常專業的學科，我可不敢說自己是經濟學家，有時候我會說自己是經濟學者，但這也屬於裝學問，屬於文人的臭毛病了。

是的，我全部的努力就是為了擺脫文人的臭毛病。

第一個努力，就是努力脫去文人的窮酸勁兒，尤其是窮。

對於任何人而言，貧窮都是一種恥辱。所以我理直氣壯改學經濟學，改學企業家理論和商業批評。這個改變對於我的生活而言，應該說是一個撕心裂肺的改變。事實證明，這個改變有道理，在過去20年的時間之內，我雖然屬於典型的社會閑散人員（傳說中的自由職業），沒有任何人給我發工資，我靠我自己的專業和我的勤奮養活自己，做到了衣食無憂。

在天朝，一切的資源都在體制內，自由職業者的生存問題向來沉重，我沒有丟失掉我的讀書人的趣味，沒有去迎合市面上亂七八糟的成功學，沒有寫口水文章，但我做到了衣食無憂。做到這一點，其實很難。很多人為了擺脫貧窮的狀態，經歷過大半生，可能賺到了錢，但卻丟失了心靈的自由和人的意義。正如聖經所言，一個人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觀念的改變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現在的境況，經常會有人問我，你怎麼說自己是財經作家呢，你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真正的詩人啊。按照我現在的觀念秩序，我認為說這些話的人，還處在中國文人的習慣性觀念秩序里。人們以為讀書人即使窮困潦倒也有清高之氣，也會德高照人。我才不來這一套，我既不相信「倉廩實而知禮節」的膚淺倫理學，也不相信「君子固窮」之類對人性拔高的虛偽之詞。

我想起我一開始學習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日子，真是苦啊。一開始真是一頭霧水，學了兩年，連成本這個概念都不會用。但是現在，我的知識結構基本上已經是一個經濟學專業進路的結構了。連我自己都無法理解，一個曾經靠寫詩抒情混日子找存在感的人變成一個經濟學者，到底有多麼難。但我做到了。我寫的《百年經濟史筆記》被很多專業導師級別的學者認為「很有創見」，有出版界的朋友甚至說我的這三本書的價值可以持續20年。我的經濟學讀書筆記《我們怎樣閱讀中國》《我的自由選擇》出版已經11年，現在還被人閱讀、引用，成為名副其實的長銷書。很多大公司請我撰寫公司史，說明我的寫作有市場。我的企業家調查報告成為很多企業家的案頭書，廣告宣傳打到了紐約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面。

改變，更新，開放式糾錯，這是人生最重要的工作，我一直在為此而努力。

我的第二個努力，就是不要因為讀了幾本書就瞧不起沒讀書的人，有這種腔調的讀書人，是中了儒家君子小人的毒。什麼是君子，根本就沒有具體指標，惟一可以量化的就是讀書人能夠背誦四書五經。但常識告訴我，知識並不能最終影響人的倫理秩序。事實上，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看上去學富五車的讀書人，很有可能是一個倫理上的垃圾。一個頭頭是道的知識人在關於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某個節點上所表現出來的判斷力非常短視，經常把自己和家人帶到陰溝里。

過去一年美國總統選舉的事情再一次加深了我的這種判斷。是的，川普是美國總統，總統必須被批評，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把他鎖在籠子里，知識分子無論怎麼批評總統，都有制度上的優勢。這種優勢賦予批評者胡說八道的正當性。但是，川普在競選階段就遭到知識分子的一邊倒的反對與醜化，用無知粗鄙一類的詞語攻擊一個候選人，這就失去了批評者的制度優勢，變成了知識分子的傲慢，變成了希拉里的打手。

而在前兩天，一位英國人在自媒體上開了一個與川普有關的股票玩笑，說川普三年前曾經說過，如果股市突降1000點，現任總統應該用大炮射出去。有些讀書人立即信以為真，對川普大加嘲諷。這基本上就不再是觀念的判斷問題，而是不顧事實，死不認錯的姿勢。

所以我想說的是，知識就是一個工具，工具當然重要，但工具真的無法影響一個人的觀念，無法影響一個人的倫理水平和生命格局，甚至無法讓一個知識人擁有遠見卓識。那些以為自己讀了一摞書就成了君子的認知習慣，那些以為自己的家中藏書萬冊就擁有先知能力的習慣性觀念，該反思一下了。

當然，我也不會反過來說一個不讀書的人就是一個倫理的英雄，就是一個說預言的人。一個不讀書的人，必然缺少管理這個世界的工具與技術，缺少工具理性，缺少工匠精神。某種意義上，這是對上帝創造秩序的忽略和失職。

我的觀點是，每個人都是無賴，每個人都是無知的，每個人都是無力的，這才是人性論的一般秩序。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這世界上的人們都被灰塵蒙住了眼睛。

丹尼斯普拉格是一位保守主義者，專欄作家，他寫了一本書，《十誡，依然是最佳的道德守則》。他說，當代社會美國和歐洲的主要危機就在於摒棄了猶太教－基督教的價值觀，換句話說，就是人們普遍蔑視《聖經》。這使得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尖銳的對立。多數知識分子認為多數的聖經信徒都是蠢貨，而類似於普拉格這種的保守主義者也反過來認為今天混跡於歐美大學的多數文科教授都是蠢貨，他們不僅在道德命題上是困惑的，在人的智慧命題上也是蒼白的。

我同意普拉格的判斷，也深知知識分子視我們這些有基督信仰的人為蠢貨的事實，雖然我過去是一名標準的知識分子。

事實上這是一個人類的持久現象，2000年前，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18就這麼說過：

「對於那些處於死亡和毀滅狀態的人而言，十字架的信息是愚昧的，可笑的；但是對於我們這些存在著的人們而言，十字架的信息卻是上帝拯救的力量。因為聖經如此寫道，我要毀滅智慧之人的智慧，我要挫敗聰明人的聰明。智慧之人在哪裡呢？學者在哪裡呢？這個時代的哲學家在哪裡呢？上帝不是已經讓這個世界上的智者變成愚昧之人嗎？因為在上帝智慧的意義上，世人靠著他們的智慧，已經不認識上帝。上帝樂意通過那些愚昧可笑之人傳講福音，以此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們。」

我的第三個努力，就是脫離「文人相輕」的臭毛病。

我讀書寫字，遇到我熱愛的學者，喜歡就是喜歡，大大方方的喜歡，人家就是比我優秀，就是比我深刻。所以我這些年總是在讚美一些我喜歡的學者，比如張五常，楊小凱，汪丁丁，韋森，劉軍寧，等等。好就是好，至少在這個階段比我好太多。

我努力去掉那種看見別人好就不舒服的「紅眼病人性」，在我看來，妒忌是所有的人性缺陷中最沒有價值的缺陷，因為無論我怎麼妒忌一個人，我也不能因為我的妒忌而增加我的知識和財富。

但我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我見誰都一臉笑容，見誰都說好話。不好就是不好，至少我認為你不好，如果有必要，我就會說出不足之處。當我這麼做，我並不是對別人挑剔，而是在反思我自己的觀念秩序是否已經得到了某種開放式的糾錯。

比如過去我超級喜歡胡適先生，家裡藏著他所有的書，寫了很多文章讚美他，也以他為自己讀書做人的榜樣。但現在回頭看，胡適的毛病很多啊，視野有限，對人性論缺乏足夠了解，對認識論基本還沒開竅，學問基本屬於實用主義，缺乏形而上的問題意識。雖然一輩子批評儒家，但他骨子裡就是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生。

還比如蔡元培先生，早年聽到他的芳名，多麼激動，他的「重視美育」的教育思想，一度讓人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但回頭來看，很多問題的追問意識是缺席的。什麼是美？讀書聲吵得一塌糊塗。康德說，要理解什麼是美，必須要界定美的目的。所以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觀點。但是，在康德的傳統觀念秩序之下，人是上帝所造之人，不是從類人猿進化來的人。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強大的觀念秩序的支撐，所謂的「以美育替代教育」的觀點，有什麼太多的意義呢？事實上就是如此，在關於基督信仰的命題上，我們的蔡元培先生就是當年「非基運動」的先鋒。一個連人的意義都沒有展開深刻思考的讀書人，怎麼可能教書育人呢？

比如顧准，早年我讀了他的書，熱淚盈眶，覺得中國思想界也是有大師的，現在回頭看，顧準的學問基本也是沒有入門，完全不入流。所謂不如流，就是沒有理解人類文明的基本流變，自己瞎琢磨。看到某個局部的知識，就以為看到了真理。

好啦，話說多了。我這些年最大的樂趣，就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而不是跟別人過不去。所以我早年從一個窮酸文人，變成了一個財經作家。這個改變讓我不再受窮，過上了「恩典夠用」的好日子。現在我正在從一個中國式的自命清高自以為正義在握整天思考國家向何處去的讀書人，變成一個傾聽上帝話語，思考我自己的人性論和認識論的基督徒。這件工作才是有益處的工作，我就打算這麼幹下去，有空的時候寫寫讚美詩和哀歌，更多的時候要捲入到歐美神學思想史的流變之中，發現自己的無知之處，爭取在死去之前，成為一個有常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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