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仁波齊》：虛實交織的朝聖之路
6月20日，《岡仁波齊》上映，首日僅以1.6％的排片量開畫，上座率卻位居第一。接下來，它的排片量增加，票房一路猛進，累計票房已逾8000萬。與此同時，它也擁有不俗的口碑，在喧囂的電影市場之中，被形容為「一股清流」。
這部影片講述的是4組家庭11位藏民懷著不同的心愿踏上朝聖之路的故事。影片的開始部分，導演以旁觀者的視角耐心細緻地描寫了藏民的起居與生活，攝影機盡量與人物保持著距離，鏡頭緩緩掠過他們，如同擷取了藏民真實生活的只光片影。
接著，影片帶出了不同人物前往朝聖的心理，老人沒有出過遠門，一直有去朝聖的願望；中年人是為報答叔叔的養育恩情；屠夫是為洗刷因殺生產生的罪孽感；一個家庭是為了超度亡魂。總之，朝聖實際上是給了他們疏通心理劫難的一個通道，張楊並未將朝聖這一行為神聖化，甚至可以說，它也擁有非常世俗的層面。
落實到動作上，他們是用身體行進，整個過程的儀式感非常強，他們要在頭頂、胸前和腹部三擊掌後，全身仆地，額頭碰觸地面，同時雙手在頭頂合十。在路途中，需要不斷地重複這一動作，克服由此帶來的身體創痛和路上遭遇的雨雪與山體滑坡等外在阻力，這是影片的主體內容。
從人物年齡層次與他們各種朝聖的心愿上看，張楊並非停留於「紀錄」下充滿信仰意味的儀式這一層面，他是想通過這次朝聖之旅講述人在生命中的不同階段，張楊在訪談中談到：「之所以選擇這些從即將出生的嬰兒到七十多歲的老人，實際上可以理解為朝聖之路就是人生都要經歷的一條路」。
如果這是一部紀錄片，那麼它會是一部佳作。可惜它不是。討論這部影片，還是要回到這部影片的創作方式開始談起。
導演張楊很久之前就有拍攝朝聖題材影片的想法，在他的構思之中，影片里要有老人、孕婦、屠夫、中年男人等等，涉及到人的生老病死，融入他所見過的朝聖者在路途中發生過或者可能會發生的情形，實際上它是一部經由設計的劇情片。
片中的演員是導演在藏區的一個名為普拉村的村子中找到的，他們符合導演的設定，經由多次勸說才跟劇組踏上了朝聖之路。張楊導演及整個拍攝團隊，跟隨這支朝聖隊伍，全程記錄，在過程中，攝影機依然與人物保持著距離，盡量給出客觀視角。
張楊的這種拍法接近於「偽紀錄片」，這是很多小成本恐怖片常用的拍攝策略，但又有所不同，一般的偽紀錄片經常玩「視點遊戲」，通過主觀視角與客觀視角的轉變來提高影片的真實感和觀眾的參與感，經典如《女巫布萊爾》、《鬼影實錄》都是如此。雖然這類影片努力營造出真實感，但是觀眾明白它是虛假的。
（女巫布萊爾）
（靈動·鬼影實錄）
而張楊的做法是，盡量讓鏡頭接近於觀看者的視角，讓眼前發生的一切都接近於真實。他將這部影片稱作「真實電影」，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成功了，他成功地為觀眾帶來了如同紀錄片一般真實的場景。但從電影美學上看，它不可避免地會引起爭議。
因為這種真實感恰恰帶來了欺騙性，很多觀眾會誤以為看的是一部紀錄片，而這些朝聖者走上朝聖之路也並非自主的，那麼，這場關於信仰之旅的前提就是虛假的。片中有句台詞，「磕長頭的關鍵，就是心念虔誠，朝聖就是要為眾生祈福。」而在過程中，為了保證鏡頭的衝擊力，勢必會有擺拍與重拍，他們也並未真的走完全程，也就是說，影片的過程也是虛假的。於是，影片所要表現的信仰的純粹性與表現形式產生了抵牾。
荷蘭著名導演伊文思說過：當代影片的趨勢是，故事片向紀錄片靠攏，紀錄片向故事片靠攏。也就是說，真實與虛構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這讓人聯想起去年上映的一部紀錄片《生門》，導演用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了幾組家庭誕生孩子的過程，他們遭遇諸如經濟、道德和世俗輿論等壓力。導演在組織這些素材的時候，運用了省略和剪輯方面的技巧，讓影片產生了懸念，使其能夠引人入勝，這接近於劇情片的做法。這種「妥協」的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它的素材是真實的。
《岡仁波齊》正與之相反，它模糊真實與虛構的做法是用紀錄片的拍法製作劇情片。但從根本上講，它的內容與其形式是相違背的。
張楊追求的是一種藝術上的真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影片中的老人的死亡是設計出來的，這也是他所要呈現出的「人生之路」的終點。張楊的看法是「電影的真實是銀幕呈現的真實，並不是生活本身，（電影）還是一種藝術的真實。」其實，攝製組確實遇到騎行摔死的小夥子，並有一群人幫他念經的情形，張楊認為將這樣的段落加入影片中，「編的痕迹特別重」。
初看影片，觀眾熟悉了影片的人物設定，跟隨人物展開一段旅程，對其產生了移情，對老人的「死亡」很容易信以為真。而當看完回想，加之紀錄片式的拍攝方式，很容易對於影片內容真實與虛假產生質疑，這種質疑對一部呈現信仰的影片來說，無疑是一種損傷。
從主題上說，拍攝這個題材，最合適的形式應該是紀錄片。以《生門》式的多組人物跟拍與《少年時代》般的耐心捕捉，使得形式與主題無限契合，信仰的力量將會更加純粹與深厚。而《岡仁波齊》，只能說是在努力切入現實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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