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清史看宋元史：「連續遞進」的歷史研究法
如果我們真的跳出王朝史的藩籬，就會跨越一個朝代、一個時期去思考相關的問題……
——趙世瑜
本文的主題來自於這些年我在研究明清史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想法。其實從明清看宋元或更早的歷史，或者反過來說，從唐宋變革期一直看到明清，這樣的思考並不新鮮。特別是像研究經濟史、社會經濟史的人，更是經常從比較長的時段來考慮。如果我們真的跳出王朝史的藩籬，就會跨越一個朝代、一個時期去思考相關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是提倡一種「連續遞進」的方法，就是從某一個具體問題的研究，引發出相關的另一項具體研究，然後再連續遞進，最後可以放到很多，甚至全方位的對歷史的思考或者關注當中，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可以改變我們以往的歷史認識。
一
從一段關於移民傳說的材料說起
這些問題是怎樣被另一些問題引發出來的呢?比如說，我一直在關註明清時期華北移民及其傳說的問題，也提出過一些並非定論的假設。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過一段材料，是這樣說的:
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遷自洪洞，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付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於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
這個地方志的作者顯然是民國年間一個有了一些新思想的人，也是一個難得的明白人。他說，現在在本地，多數家族最早來自於什麼地方已經不太說得清楚了，獲嘉這個地方的人都說自己是從山西洪洞遷來的，很少有人說自己是這裡土生土長的人，或者是明初的軍士。為什麼我說這個讀書人是個難得的明白人，甚至比我們後來的學者都明白呢?就是因為他發現有兩個問題非常重要:一個是土著的問題，就是世世代代、土生土長，從明初甚至宋、元開始就住在這裡的人，為什麼沒有人關注?另一個就是明朝衛所軍戶的問題。明朝的軍戶制度也是繼承元朝的，在當時是與州縣民戶的系統並立而存的，以往研究的也比較薄弱。這些軍隊的調防在各地人口移動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背後的問題則是為什麼人口流動的制度因素沒有人關注，而都在講洪洞的故事?
這兩個問題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按我個人的看法，今天關於移民史研究的問題意識，都沒有超出，甚至遠沒有達到縣誌這段話的作者的程度。這段話又說:「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即使很多人遷到南方去了，這個攀附的毛病還保留下來。比如說現在的客家人，都說來自中原;福建的幾個大姓，也都溯源到中原。按作者的口氣，並不是真的相信這些說法就是事實，而是以之為攀附之風的表現。
接下來，這個作者口風一轉，說「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當然這句話里的「異類」這個詞有點貶義，我們今天不能這麼說，但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指唐末以來，特別是宋、元以來，很多北方的族群進入到中原，造成了北方歷史的一大變局。在這個時期，「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付兵燹」，與南方形成對比。他的意思是說，族群變複雜了，戰亂又把譜系搞亂了，就是想像南方那樣攀附也做不到。直到清代中葉，開始講究敬宗收族，但關於祖先的事情已經說不清了，於是民間關於洪洞的說法就越來越正式了。
這個作者講到的所有有關的重要問題的時間，我通常稱之為對某一地區來講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時刻」（historic moment），包括清中葉宗族復興等等，都非常清楚，非常準確，只是他沒有講具體原因或者背後隱藏的具體故事就是了。他很有歷史感，不像今天很多人說到宗族的時候，把它追溯得很久遠，好像很早就有很多人在做宗族。他就是講敬宗收族這一套在社會上是從清代中葉才慢慢多起來的，他沒有被少數幾個倡導搞宗族的名人士大夫的幾段話騙倒。另外他所說的「異類逼處」可能不僅僅指金、元以來的情況，甚至可能包括更早的時段，從十六國以來，至少是唐宋以來。作者暗示，要想理解為何人們選擇講洪洞的故事，為何講到自己祖先的時候說不清楚，其中就有這個族群的因素。
不管是什麼因素，不管這裡牽扯族群的問題還是制度的問題，這個例子還說明我們做明清史研究沒辦法迴避對宋、元歷史的追溯。這樣的追溯就是「連續遞進」方法的結果，幾乎是不得已的，自然而然的。在珠江三角洲也有同樣的例子。明末清初廣東的一個很有名的學者屈大均在他的《廣東新語》中寫了一段話:「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為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這段話說，我們廣東人（其實他所說的廣東人不是全部廣東人，是指珠江三角洲這一帶的廣東人）的祖先多是從南雄珠璣巷遷過來的。因為北宋首都汴梁的祥符有個地方叫做珠璣巷，靖康南渡的時候，諸朝臣最南走到粵北的南雄，為了不忘祖宗的地方，所以也把他們所到之地叫作珠璣巷。這段話其實說得不清不楚，屈大均提到祥符，表示這個事情的背景應該是北宋滅亡後的靖康南渡，但朝廷到了臨安，怎麼會「入嶺」呢?朝臣「從駕入嶺」應該是南宋末躲避元軍吧。當然在民間還有很多傳說，講南宋宮廷里的胡妃或者蘇妃到南雄珠璣巷避難的故事，後來官兵追來，那裡的人就繼續逃往珠江三角洲。
《廣東新語》
對這個寫在大批廣東族譜里的故事，按現一些研究華南的學者的解釋，實際上是因明初時入籍問題所引起的。一些原本不在國家戶籍系統里的人在這個地方定居下來之後，要取得合法的身份，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要在這個地方站穩腳跟，並且獲得隨著入籍而來的一系列利益，便製造出來這麼一個關於祖先來源的傳說。實際上，很多通過這個祖先故事證明自己有中原血統的人，其實就是本地的疍民，或者是被垛籍為軍的人，或者是別的什麼人。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需要對明清以前的歷史投放關注。
二
對一種史觀的反思
以上例子本來只是想說明我們應該如何審視和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即我所謂「連續遞進」的方法，但在某種意義上，通過這樣的方法，我們可能會對歷史進程產生不同的認識。美國的一些學者曾經開過一次會，討論從唐宋變革期到明中葉的變革之間的歷史變遷，後來會議論文被編成一本書，叫做《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編者認為，他們這個變遷時期的起點並不是籠統的「宋代」，而明確是指南宋的建立，從而與「唐宋變革期」所牽涉的北宋相區別。他們認為，在這個時期的兩端有兩個被認為是有很大變化、很大發展的時期，一個是日本學者提出的「唐宋變革期」，另一個是西方學者的所謂「帝制晚期」或「早期現代」，中間這個時段，即12世紀初到15世紀末，或南宋到明中葉這一段被忽視或被貶低了。他們主張這是一個獨特的歷史階段，構成了一個真正的歷史過渡，可以被稱為「宋元明變遷」。
清明上河圖（局部）
作者認為，持「唐宋變革期」和「帝制晚期」這兩種觀點的學者並沒有很好地思考這兩大「變遷」之間的關係，後者尤其認為明中後期以降的變遷是前所未有的，變化不僅是量上的，也是質上的。當然，也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的主要經濟動力始自宋代，或者認為明清的發展是唐宋發展的繼續（比如伊懋可的《中國歷史的模式》，1973年）。無論如何，作者似乎主要是反對把這個階段看作是「黑暗時代」（dark ages），而是力圖證明這近四個世紀的變遷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的發展進程中都有利於唐宋變革的趨勢向明清延伸。
此書出版後，產生了一些反響，也有不同意見。羅禕楠認為，該書並未超過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的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他既質疑了唐宋以來國家控制力減弱而地方精英力量增強的觀點，也質疑了以江南的區域性發展作為整個中國歷史發展之代表的做法，順便也對區域性研究表示了審慎的保留態度。但羅氏似乎應該注意到二者有一個也許不太明顯的區別，即郝若貝討論的時間範圍是750年到1550年，大約從唐代安史之亂到明嘉靖「庚戌之變」前後，而《宋元明變遷》一書卻是以南宋為起點的。這說明，南北宋之交是被該書編者視為一個重要的斷裂點的，或者至少是「唐宋變革期」的終點，從此以後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而郝若貝似乎是把唐中葉以後看成是一個連續的發展的歷史序列。
北宋疆域圖
另外，在《清華歷史講堂初編》中，收有台灣「中研院」蕭啟慶院士的一講。他這一講，題目是《中國近世前期南北發展的歧異與統合———以南宋金元時期的經濟社會文化為中心》，其內容主要就是質疑美國學者編的這本書，其主要觀點基本上是堅持傳統的看法，就是在兩宋之際，金，特別是蒙古人進來以後，對中國北方破壞比較厲害。他認為，在「唐宋變革」與「明清變革」之間，是斷裂而非連續的時代，而這一特點正「是由於金、元等征服王朝的介入」。他認為李伯重所指出的江南此時期的持續發展不過只是江南一地的情況而已，而北方則大異其趣。「征服王朝的統治卻為全國社會，尤其是北方帶回了幾許中古風貌，中國近世社會的進展因而受到甚大的延宕。」
對《中國歷史上的宋元明變遷》一書，蕭先生指出其「對征服王朝及北方社會注意不足」，隨即又指出一個普遍性的缺憾，「即是南北兩方現存史料與相關研究之多寡非常不平衡。有關遼、金兩代及元代北方的史籍、文集、方誌遠少於南方，以至研究北方區域歷史者往往因資料欠缺而裹足不前。」
這就等於把問題重新提出來，就是怎樣評估這個時期的歷史。特別是像蕭啟慶院士以及其他的評論者所說的那樣，就是對金、元時期的華北地區，整個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麼情況，實際上研究甚少。但是問題畢竟還是需要提出來，即使是假設，即使沒有定論，也可以提出來供大家思考。不過在提出問題的時候，以往有些歷史觀念是需要調整的。
我們可以看一看北宋時期的疆域圖，它清楚地表現出這一時期各個政權版圖的情況。過去我們常說南宋是偏安的，而北宋還是一個統一的帝國，但實際上北宋的版圖並不比南宋大太多。與元、清以及現在的中國版圖比相差很大。我展示地圖的意思是說，我們是否可以通過了解北宋或者南宋這麼大一塊地方，表示我們對地圖上呈現的全部地域都了解了;或者說，通常我們的頭腦里有一個中國的概念，但這個中國究竟是今天的中國還是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國，在腦子裡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也就是說，並沒有強烈地意識到現在的中國並不等同於歷史時期的中國，而是以為北宋或者南宋就能代表一個抽象意義上的或者現實意義上的中國。因此，我們需要扭轉一種觀念，就是用宋人的眼光來看待、用宋人的材料來說明所謂的中國，因為這種眼光或者材料只能說明宋，而不能說明別的地方。而當時的北宋或者南宋，就是東南角那麼小的一塊地方。我們過去的一些觀念是以兩宋為主導的，以它們為基本取向，來審視、判別、褒貶其他地方，或者來概括整體，顯然是容易失之偏頗的。
元代疆域圖
同樣，只是從地圖上觀察就可以知道，元代和剛才我們看到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元代的版圖到了很北邊，到了巴爾喀什湖以北，到了很多現在已經不在中國版圖之內的地方，此外還向西南大大擴展。只有西北角，也就是現在新疆這塊地方沒有被劃在元帝國的版圖之內，是察哈台汗國。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在這樣一種大版圖的空間中去感知歷史，而不是在南宋或在現代中國的版圖中看。要在這樣一個版圖的視野下去審視這個版圖內部的不同地方，看這些不同的地方如何在一個大版圖裡面發生具有嶄新意義的聯繫。這兩幅地圖告訴我們一大一小兩個觀察歷史的角度，但反思的問題，反思的史觀都是相同的。看了這些地圖也許會有助於我們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研究明清史，卻要去關注宋元?
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個新的問題，即試圖觀察宋元明之連續性的學者，大多是從對唐宋的思考歷時性地向下推演他們的思考的，與之相較，很少有關註明清史的學者向上回溯宋元的歷史及其與明清的關係。這可能是歷史敘事的習慣使然，因為故事都是從前向後講，逆時序的邏輯很容易使敘事變得混亂。人們對歷史的回顧是逆時序的，但把歷史講述出來又必須是順時序的。
但原因也可能不僅如此。在王朝史的敘事中，元朝與宋朝是截然對立的，這不僅是因為元滅亡了南宋，本質上還是因為元是蒙古人的政權，與南宋的漢人政權不同，所以元末民變以「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相號召，而實際上此時期在貧富方面這兩個地區正好可以調過來概括。同樣因為這個原因，明朝與元朝也是截然斷裂的。葛兆光已經提到，雖然已有研究說明，元明之間並無民族革命之色彩，倡導華夷之防是明中葉以後邊患日大的結果，但還是可以看出明太祖建國後重建漢人傳統的努力。事實確乎如此。一方面我們的確看到元明之間許多制度上的連續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同樣看到朱元璋在反覆強調「一反胡元之政」，無論在禮制建設還是重典治國的問題上，元朝的弊政始終是他掛在嘴邊的靶子。這種現象不僅不自相矛盾，反而相輔相成:延續元朝的制度是為了統治初期的穩固，強調自己推翻元朝的合法性也是為了統治的穩固。此外，革命史敘事也為這一界限的劃分推波助瀾———元朝是被元末農民戰爭傾覆的，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新王朝應該不同於舊王朝，這樣的改朝換代與軍閥混戰造就的新王朝是不同的。
元大都
帶著這樣的視角回到北方，我想強調的是兩宋之交和明清之際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這就是為什麼要想很好地理解明清就要很好地了解宋元的道理所在，也是我們今後與前輩學者就宋、金、元進行討論的基礎。明代中葉在北方興起的民間宗教傳遍全國，甚至走向世界，不僅在清代影響很大，而且一直影響到當代，但如果局限於明清是無法很好理解的。清初滿洲人以少數兵力一舉征服華北，人們一直在尋求原因，但如果僅限於明末清初的史事也不能給予圓滿的解釋。
兩宋之交之所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是因為此時期出現了北方歷史上的一次大轉折。《宋元明變遷》一書的作者為什麼採用南宋作為一個新的歷史時段的起點?這以後有怎樣的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又怎樣與明清的歷史連接起來?該書的作者特彆強調江南地區的發展，理由是江南是中國唯一免受戰爭破壞的地區，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宋元明變遷視為走向江南的地方化，因為江南表現了唐宋變革的最為重要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走向」。我理解作者的意思並非像評論者以為的那樣，試圖以江南一隅代表整個中國，而是說唐宋變革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江南地位的凸顯，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正如陳正祥所論，這個過程由「永嘉南渡」啟動，經「安史之亂」後的推進，至「靖康之變」後形成定局，南宋偏安的壓力更促成了東南沿海的發展，使後者漸成中國最發達區域，次第由中部到西部，發展水平漸低，這一格局在明清時期已幾與今日無差。討論江南和作為時代起點的南宋，意義即在於此。
永嘉南渡
由此，江南地位的凸顯與農牧關係的緊張化產生了直接的聯繫。該書之所以強調南宋的開端意義，在於強調草原帝國或游牧政權南下擴張的影響。在五代與北宋時期，契丹、西夏和金先後在北方與宋對峙，最後金滅宋，其後一方面可依中原政權的立場將其理解為南宋與金劃江而治，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為北方民族政權將華北變成了它版圖的一部分。顯然，兩宋統治者都無力解決這樣一種多民族政權並立的局面，金解決了一部分，元朝則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僅據有原來宋、金的版圖，而且據有了西南的大理，與青藏政權的關係也更密切。在這個意義上說，不完全是元繼承了宋的正統，更毋寧說元締造了一個新的中國，一個具有草原帝國意義的中國。更為重要的是，元把這份遺產留給了明，只是這份家業在明的手中略有萎縮，而到清才得到發揚光大。
在這個問題上，北京或許是個很好的例子。眾所周知，所謂北京成為都城的歷史，是從遼南京或者金中都開始的，也許遼南京只是雛形，因為它只是契丹人同等重要的幾個都城之一，不具有至高的地位，而金中都則不同。隨後就是蒙古人的元大都。但也許很少有人反過來想，沒有這些北方的草原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強盛，究竟還會不會有北京?也許北京就永遠是被稱為燕、薊或者幽州的北方邊城。甚至明朝在永樂以後亦以北京為都城，也是拜元朝所賜，因為沒有蒙古的問題，也就不會有「塞王」守邊，不會有燕王建邸於此，當然也沒有這個都城的基礎。而所有人都應該清楚，北京成為帝國都城給近800年的中國歷史帶來了多大的影響，所以，我把這件事稱為近800年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變化。草原民族造就的都城，其影響絕不僅在於對華北乃至更南部的影響，還在於這些民族的生存空間在更西、更北。這就是把這一變遷時期的開端定於兩宋之交，並一直延伸入明的道理所在。有論者以為《宋元明變遷》一書的編者「忽視了北部中國的情況」，雖意在強調對中國北方的研究亟待加強，但恰恰沒有意識到這正是這一時段在北方的歷史脈絡，認識北方在這一時段的某種連續性，並不需要與討論江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路數同出一轍。同時，如前所述，理解此時期江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並形成經濟—文化繁榮的核心區域，離開草原民族「南下牧馬」，恐怕也會失之偏頗。
金中都復原模型
以上意見有幾層意思。第一，草原民族的興起是從唐中後期開始的，遼、金、元的南下趨勢不能只從北宋算起，甚至還有可能是北朝和隋時期的內亞和東亞歷史運動的餘緒。這場運動與所謂「唐宋變革」諸面向的關係有多密切，恐怕還不是可以遽下結論的事。第二，自宋至明是否就缺乏了連續性，從上述運動來看就未必可以證實。我看這一連續性不僅進入了明代，甚至進入了清代和當代。誠如蕭先生強調的前提，由於經濟重心的南移，北方經濟已露疲態，這個趨勢的開始顯然不應算在金、元頭上，而且繼續顯現於明清。更為重要的是，這個連續性表現為另外的特點，不能完全用與江南或華南相同的標準去衡量。第三，對金、元華北社會的判斷恐怕要基於更為豐富的材料。現有的估計，以蕭先生文中所示，農業畝產並不低於南宋，破壞是因災害和戰亂，而所謂猛安謀克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也都語焉不詳;冶鐵的情況究竟如何，也還缺乏史料證明;至於北方人口頓減，除了戰爭的原因外，尚未可知是否對脫籍人口給予了足夠的估計;而在這裡是否復成「族群等級社會」，亦需分析證明。此外，如何超越這樣一些指標，對這一地區進行新的考慮，是我們面對的更重要的問題。
TAG:博雅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