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兒童」忘不了德國「最黑暗一頁」

原標題：「戰爭兒童」忘不了德國「最黑暗一頁」

《Kriegskinder》新書封面

孩子們在廢墟上嬉戲

波蘭街頭，德軍士兵對猶太人進行盤查。

希特勒與少年士兵

在德國「戰爭兒童」支離破碎卻生動清晰的記憶中，有槍炮帶來的破壞與恐懼，有生命消逝的悲傷，更讓他們痛苦的，是親人與罪犯兩重身份在父輩身上的重疊。有人逃避，有人辯解，也有人直面真相，用自己的方式向今天的孩子們解讀歷史。

「我的父母和我兒子一樣大的時候，經歷了什麼？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他們？」這是德國攝影師弗雷德里克·赫爾維格和作家安妮·瓦克在新書《Kriegskinder》中探討的問題。

在德國，「Kriegskinder」即「戰爭兒童」，特指在童年時經歷了二戰的一代人。赫爾維格拍下44名「戰爭兒童」的照片，記錄了他們眼中的戰爭年代和納粹德國。這個在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生的群體，記憶中大都留有童年的烙印，支離破碎卻生動清晰。

如今，他們已垂垂老矣，殘存的記憶很快就會消逝。沉默多年後，他們漸漸有勇氣打破禁忌，站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故事，談論德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看來，他們的回憶也許不夠客觀，但提供了一種前所未見的解讀歷史的方式。

「我反對死刑，但我的父親罪不容赦」

「想像一下，大屠殺兇手的孩子長大後會是什麼樣？」這是紀錄片《我的納粹遺產》中的第一句話。

出生於1939年的尼克拉斯·弗蘭克，不得不用一生的時間面對這個提問。

尼克拉斯的父親漢斯曾任納粹德國駐波蘭總督，他把這個國家變成了屠宰場，人稱「波蘭屠夫」。二戰期間，600萬猶太人在波蘭的集中營里遇害。漢斯曾誇口：「如果每殺7個猶太人就貼一張海報，那麼就算伐盡波蘭的森林，也造不出那麼多紙！」

尼克拉斯記得童年時跟母親一起購物的情景。他們驅車穿過貧民區，母親為自己挑選皮草和圍巾。猶太商人們看到這位「皇后」，搶著把最好的皮草賣給她，只求得到後者「寬恕」。

年幼的尼克拉斯穿著黑白相間的昂貴套裝，和保姆一起坐在賓士車后座上。「人們用哀傷的眼神看著我們。我向一個男孩吐舌頭做鬼臉，他轉身走開了。」他回憶道，「我覺得自己贏了，得意地笑著，但保姆悄悄把我拉回座位。」

這段混雜著幼稚和殘忍的記憶，讓如今的他深感不安。

父親留給尼克拉斯的記憶大多是苦澀的。只有一次，他在城堡的浴缸里洗澡，父親走進浴室刮鬍子，把一點肥皂泡沫抹在他的鼻尖。這是他唯一能回憶起來的父子間的溫馨時刻。漢斯與妻子感情不和，也不喜歡尼克拉斯，甚至不相信他是自己的親生骨肉。

尼克拉斯告訴英國《每日郵報》，父親多次帶著他觀看納粹士兵折磨集中營里的囚犯。瘦骨嶙峋的猶太人騎在驢背上，納粹士兵抽打驢，他們便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再慢慢爬起來，艱難地爬上驢背。尼克拉斯記得，看到這一幕，父親輕輕笑出了聲。

作為「戰爭兒童」中的特權者，尼克拉斯享受了權力帶來的種種好處。但他鄙視和厭惡父親，說他是「卑鄙小人」、「希特勒狂熱分子」。他十幾歲時的畫作上，滿是被害者的慘狀。

「我反對死刑，」他曾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但我的父親罪不容赦。」

1946年，漢斯在紐倫堡審判後被判死刑。尼克拉斯把父親的遺像放在錢包里，時時提醒自己過去的罪惡。

他始終無法擺脫有關父親的記憶，「我一生都為他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恥」。他不時夢見集中營里成堆的屍體：「我的國家永遠無法擺脫過去，這段歷史還沒有結束。」

作為納粹軍人的後代，81歲的蕾妮體驗過相似的羞恥感。

因為營養不良，她小時候被送到瑞士的姨媽家。姨父是傢具商，家裡總是充斥著一股皮革味，客廳里放著漂亮的沙發，上面擺著很多小冊子。

趁著姨媽去蘇黎世，她偷偷翻看了那些小冊子。當意識到上面記載的是關於集中營的內容時，她遭受了人生中最嚴重的打擊。有人在街上當眾抽她耳光，大喊「你這個可惡的德國佬」。蕾妮痛哭流涕，卻無言以對。

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歲的漢尼洛爾記得母親去世前後的每一個細節。

那天，母親突然腹痛難忍，等了很久才有鄰居把她送進醫院。醫生說，她的闌尾破裂，唯一能救她的只有盤尼西林。戰爭時期，普通人在黑市上才能弄到這種珍貴的藥物。漢尼洛爾的姑媽想辦法買到了葯，但已經來不及了。

奄奄一息的母親被丟在醫院的走廊，被腐肉的氣味包圍著。她說自己口渴，漢尼洛爾急匆匆地跑到商店，設法買檸檬水。檸檬水終於買到了，但母親離開了。

在那個人命如草芥的亂世，死亡司空見慣。許多「戰爭兒童」在追憶往事時，試圖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描述死亡。

82歲的沃納說，一天，自己發現大門前有一具屍體。那個人試圖藏進一幢廢棄的建築，但還是被納粹士兵拖了出來，處以絞刑。遺體在沃納家門口躺了好幾天，孩子們毫不畏懼地在一旁玩耍，還把鵝卵石扔進死者嘴裡。

遺體被草草掩埋，沒過幾天，一輛卡車開來，把遺體從路邊的土坑裡挖出來運走。沃納和小夥伴好奇地圍在一旁觀看。那天吃午飯時，他突然想到屍身破破爛爛的衣服和暴露在外的骨頭，隨即想要嘔吐。

1937年出生在多特蒙德的布麗吉特記得，她路過一個池塘，看到一個女人臉朝下漂在水面上，一陣風吹過，她的裙子鼓了起來。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場景，長久地停留在她的腦海中。

轟炸機在天空盤旋、震耳欲聾的炮聲、防空洞、成年人的恐懼、死亡、被炸毀的房屋和廢墟……拼合成了「戰爭兒童」們共同的記憶。

4歲生日那天，比布麗吉特小4歲的彼得被母親帶著走上逃亡之路。匆忙中，母親把他左右腳的鞋穿反了。他們走了整整一天，母親始終無法靜下心來聽彼得說一句話。

他們在穀倉中、廢棄的工廠里、火車上藏身，有時在無人的田間廚房裡熬點湯水，或是匆忙洗個澡，為的是消滅身上的虱子。炮聲不時響起，路邊經常能看到人和馬的屍體。逃亡路上，彼得的很多親人永遠消失了，只有母親、妹妹和他活了下來。

77歲的沃爾夫·迪特爾記得，蘇聯軍隊攻入德國境內時，他們家的玻璃窗被震得粉碎。母親帶著孩子們躲在沙坑裡，驚恐地看著陌生的士兵飲酒狂歡，然後挨家挨戶搜查。幾天後，孩子們的祖母走進隔壁的一所別墅，發現住在那裡的一對母女被割斷了喉嚨。

相比之下，吉塞拉幸運得多。逃難途中，一位好心的老婦人收留了她和祖母。突然，屋子裡的貓開始在桌子和椅子上瘋狂地蹦跳。老婦人立刻帶著她們離開公寓，躲進一個舊礦井。空襲警報響起時，恐慌爆發了，越來越多的人想擠進礦井，卻被同伴踩踏致死。

沉默，逃避，還是直面現實？

很多無辜的德國人背負著本應由納粹政權承擔的罪責，卻始終對此保持沉默。也有人鼓起勇氣直面黑暗的歷史，用大聲否認的方式尋找內心的平靜。

尼克拉斯·弗蘭克兒時的朋友霍斯特·馮·瓦赫特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相信，自己身為納粹高官的父親奧托是好人，「他什麼都沒做」。就像對父親漢斯的憎恨已經成了尼克拉斯日常生活的主題一樣，為父親辯護成了霍斯特生活的重心。

童年不幸的尼克拉斯很容易把父親當作惡棍，霍斯特卻堅信自己的父親是個「大體正派」的角色。「身為自由主義者，他盡了最大的努力，試圖在邪惡政府的控制下做些好事，只是無法離開。」他拒絕譴責父親，渴望在他身上找到一些積極的東西。

「我知道整個納粹政權都是罪惡的，我的父親是其中一員，但他不像罪人。」霍斯特說，「我的一生都被他主宰。他真有罪嗎？」

《Kriegskinder》的作者之一赫爾維格指出，對德國的「戰爭兒童」來說，要在父母身上尋找兇手的影子，並將這種看法和對他們的愛相協調，是充滿矛盾的行為。被成年人刻意隱藏的罪行異常沉重，以至於孩子們幾乎無法面對：慈愛的父親怎麼會是個殺人犯？

面對父輩的罪行，有人與父母斷絕關係，有人逃避現實。

貝蒂娜·戈林是納粹德國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的侄孫女。祖父去世後，她的父親亨茨被赫爾曼收養，後在二戰中成了蘇聯人的俘虜。1952年回到德國後，他才發現，兩個兄弟因為無法忍受戰犯家屬身份帶來的羞辱，自殺身亡。

直到1981年離開人世，亨茨從沒在女兒面前談論過納粹大屠殺，也從未提及她聲名狼藉的堂祖父。為了不再將戈林家族的「納粹基因」遺傳給後代，貝蒂娜和弟弟主動接受了絕育手術。

事實上，貝蒂娜對堂祖父懷有複雜的感情。她既對他的血腥暴行充滿憎惡，稱他為「怪物」，又承認自己「可能有點喜歡他」。就此，她自己都感到震驚。

在尼克拉斯和人權律師菲利普·桑茲接連不斷的「攻勢」下，霍斯特·馮·瓦赫特堅持維護父親的態度出現了細微變化。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完全出自納粹體系。」他說，「間接地，他對發生的一切罪行負責。」

「間接的？」桑茲窮追不捨。霍斯特陷入了長久的沉默，眼睛似乎有些濕潤。

本文刊載於《青年參考》報2月7日A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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