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激進天文學：關於穹頂的神秘與幻想

知識 02-09

利維坦按：想想上世紀20年代的蘇聯還真挺激動人心。一個新社會剛剛建立，人們對於未來的樂觀不僅僅體現在現實中，更頻頻投射到對於未來的構想：不論建築、電影、繪畫，還是詩歌、戲劇、小說，蘇聯人均頗有建樹。阿列克謝·托爾斯泰、齊奧爾科夫斯基都算是1920年代科幻作家的代表人物，而科幻作品本身就滲透著作家對於當時政治、軍事乃至宇宙觀的認知

（比如文中提到的《

阿利塔

》）

，同時，加上神秘主義等元素，使得當時各個領域的成果風格錯綜複雜，難以歸為單一元素的影響。莫斯科天文館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另外，推薦一部俄羅斯科幻電影，阿列克謝·日爾曼（Aleksei German）執導的長片《上帝難為》（Трудно быть Богом），改編自科幻作家斯特魯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1964年的同名小說

（塔可夫斯基《潛行者》也改編自

斯特魯加茨基兄弟作品

）

。

阿列克謝·日爾曼一生只拍過6部長片

（如果算上未完成的《殺虐史》的話）

，影片長期被禁是主要原因之一。

文/William Firebrace

譯/

遊程

校對/

Anthony

原文/nautil.us/issue/56/perspective/the-radical-humanism-of-the-soviet-planetarium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

遊程

在利維坦發布

加加林紀念碑。圖源：Shutterstock

「1964太空征服者」紀念碑。

圖源：Rebrn

在蘇聯解體的數年之前，莫斯科上空一直佇立著象徵軍備競賽時代的三個符號：

火箭、宇航員和紅星

。這艘火箭依舊佇立在位於和平大道站

（Prospekt Mira，莫斯科地鐵站站名）

附近110米高的「1964太空征服者」紀念碑頂端，我們通過「太空人大道」

（Alley of Cosmonauts）

可以直達其底部。而在列寧斯基大街（Leninsky Prospekt），則可以看到宇航員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站在一座30米高的立柱上——他的手臂向下伸直，如鋼鐵俠一般彷彿想要衝入太空。這兩座紀念碑回顧了蘇聯探索太空的時代，並展望了行星探測和空間站的時代。太空競賽之前，位於薩多瓦亞-庫迪瑞斯卡亞（Sadovaya-Kudrinskaya）大街的莫斯科天文館，紅星作為共產主義和天文學的象徵被高高地刻在這座建築物的穹頂。

莫斯科天文館。圖源：Zeiss Archiv

這座天文館深受政治、工程學、美學風格、戲劇、天文學、太空探索和宗教多種因素的交互影響。

它是最後那批被稱作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風格的建築之一，既經歷過新蘇維埃政府剛建成時的狂熱，也經歷過社會主義國家時期的艱難。

在莫斯科建一座天文台，從來就不僅僅是出於展示星體、宇宙運行規律的教育目的，這一點從鮑爾斯費爾德天象儀（Bauersfeld projector）就可以看出。長期以來，

俄國人對宇宙有著多元的態度，它包含著科學、神秘主義、諾斯替主義，

相信世界並非僅僅是物質的，並認為自己的國家註定要探索宇宙的奧秘。

作為「宇宙主義」的創始人，19世紀作家尼古拉·費奧多羅夫（Nikolai Fyodorov）

認為宇宙中彌散著死人分解後的原子，

人類應該藉助於此將死者復活，出於地球生存空間不足的考慮，再讓他們去其他星球生活。

塔可夫斯基《索拉里斯》電影海報。圖源：Southern Vision

這種「星際復活」的想法滲透進此後出版的俄國科幻小說里，例如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72年拍攝的電影《索拉里斯》

（Solaris，又名《飛向太空》）

中，死者在水星上的飛船中復活。然而，費奧多羅夫也啟發了俄國早期關於星際旅行的想法。俄國首位火箭設計師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曾是費奧多羅夫的追隨者，他在沙皇時期就已經推導出，火箭逃離大氣層引擎所要提供推力的公式。

齊奧爾科夫斯基沉溺於那些揭示宇宙真相的複雜且半神秘的理論，寫了多本有關俄國太空探險者在其他星球「邂逅」外星人的科幻小說，同時他是第一批火箭和飛船的建造者。

齊奧爾科夫斯基是一個極為古怪的人，圖裡可以看到滿頭飄逸的長髮的他把自己置於一堆火箭和飛船模型之中，把號角狀助聽筒插進耳朵里，好似為了接收來自宇宙那端的信號。

火箭專家和宇航先驅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可能永遠生活在搖籃中。」圖源：Spaceth

內科醫生、哲學家、科幻小說作家

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左）在與列寧下象棋。圖源：Pholder

俄國早期的科幻作家曾描述過即將到來的星際航行時代。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他於1908年發表在《紅星報》的文章中曾這樣描述火星：

一顆丹紅的星球，這顆星球上居住著熱衷與俄國人打交道的優勢種族。

阿列克謝·托爾斯泰（Aleksei Tolstoy）1923年出版中篇小說《阿利塔》（Aelita）時，「紅色」仍是具有政治意義的。該小說的主角是

兩名訪問火星的蘇聯宇航員，他們發現火星人被腐敗的統治者和牧師所奴役，並協助火星人發動了類似十月革命的政變，劇情隨著領頭宇航員愛上火星女王而變得耐人尋味。

1924年，《阿利塔》被雅科夫·普羅薩贊諾夫（Yakov Protazanov）改編成電影，影版《阿利塔》的拍攝風格明顯受到結構主義的啟發，上映之後得到廣泛關注和好評。

1924年電影《阿利塔》劇照。圖源：SciFi Film Festival

上個世紀20年代，蘇聯為了推進「蘇聯飛行計劃」在莫斯科創立了眾多社團。全蘇聯對宇宙萬物的狂熱追求最終促使了天文館的建造。

社會主義蘇聯與魏瑪德國有相當多的共同點：他們都將自己視為新興國度，想在多種流行文化之上創造新的世界

（雖然後來都認為自己被誤導了）

；19世紀20年代，兩個國家都曾地開展過領先於時代的藝術、戲劇和電影運動。

關於鮑爾斯費爾德的發明的傳聞迅速蔓延到莫斯科。流亡中的大衛·里亞諾夫

【里昂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曾經的夥伴兼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致力於蘇聯哲學和歷史相關研究）主任】

於1926年提出建造天文館。

最初的設計中，天文館只是一個大型科學綜合建築的一部分，

為了體現出逐漸增長的科學的力量，該綜合體還包括一個動物園，一個博物館和一個圖書館。

動物園負責展示生物進化的奧妙，而天文台負責展示大千宇宙的神奇，兩者都與當時的東正教教義相違背。里亞諾夫前往德國參觀各種天文館，並委託鮑爾斯費爾德和工程師弗朗茨·迪欽傑爾（Franz Dischinger）為莫斯科建造天文館。鮑爾斯費爾德和迪欽傑爾擁有當時蘇聯尚未掌握的技能：造出投影機和搭建鋼絲網水泥圓頂的技術。因而將輕架構設計和光線投影技巧巧妙結合，開啟了建築設計的新時代。莫斯科天文館設計的規模在當時頗具野心——內部直徑27米，可容納1440名觀眾。而鮑爾斯費爾德提供的蔡司啞鈴型天象儀（Zeiss dumbbell projector）也是最新型號，

即便是現在，還能夠觀測到8956顆恆星，並可在不同緯度間切換，考慮到蘇聯幅員遼闊，這部投影機是一個相當有用的發明。

蔡司啞鈴型天文星象儀。圖源：Zeiss

天文館雖然旨在教育大眾，但它也有不為人知的神秘一面。

莫斯科天文館的大部分設計是由蔡司投影系統的技術要求決定的。這座建築是三層設計：地下室、地面入口和門廳。為了支撐頂層的主投影大廳，門廳上方安放了一套放射狀門架。為了將附加的服務空間加入這種圓形的設計中，四個功能室從中央的圓形空間中伸展開來——牆面呈垂直彎的入口；被用來存放投影機的空間；裝有優雅玻璃螺旋樓梯的另一個空間；以及工作人員的辦公室。

這四室的方位是多變的，既可以呈環形移動，也可以徑向運動

（編者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蘇聯建築師弗拉基米爾·塔特林的塔特林塔，該塔主要形式是一個雙螺旋，高達400米。主要框架將包含四個巨大的懸掛幾何結構，並將以不同的速率旋轉）

。

塔特林塔（也稱「第三國際紀念塔」）的想像圖。圖源：Tatlin

外部穹頂是用水泥鋼絲網建造的，呈拋物線狀，在那個年代是極為不尋常的一種設計——事實上，它是當時歷史上唯一一座以拋物線設計樓頂的天文館。

這個圓頂外殼的頂端只有8厘米厚，底部也只有12厘米厚，殼厚與內部體積的比例比蛋殼相比於雞蛋的1：280還要小。

穹頂根據木材模型鋪設的鋼筋框架構建而成的，建好之後在其上噴洒混凝土。

由於莫斯科的材料短缺，

水泥替代品是由地面蛤殼製成的

，一方面因為蛤殼的化學成分與水泥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因為在莫斯科內陸地區這種蛤殼便於獲得。

穹頂的絕緣層材料則是苔蘚。

這種生活在海陸邊緣的植物被用作製成人造穹頂的材料，從德國進口而來的鋁板則會被覆蓋在穹頂的最外一層。

蘇維埃宮（Дворец Советов）是1930年代開始策劃的紀念建築，

1933年博倫斯·盧凡（Boris Iofan）的候選方案勝出，昭示蘇聯政府的建築物風格由現代主義轉向斯大林式建築。

競標方案高達1410英尺（約430米），矗立在莫斯科河河岸。經過25年的方案設計與修訂，始終未能建成。其地基在上世紀70年代被改建為莫斯科最大的露天泳池（直徑129.5米）。

圖源：Википедия

這種圓形穹頂的設計在德國也有先例：未建造的邁耶天文館（Meyer planetarium），以及

在科隆建造的布魯諾·陶特玻璃館（Glass Pavilion of Bruno Taut）。

陶特的玻璃館出現

在1914年德意志交易展覽會上，

被德國作家保羅·舍爾巴特（Paul Scheerbart）稱為「星月的神思之光」。

建造中的莫斯科天文館。圖源：Pinterest

但也有其他受到蘇俄設計影響的例子。

米哈伊爾·巴什赫（Mikhail Barshch）在曾屬蘇聯區域的亞洲國家遊歷，對沿路發現的各種清真寺圓頂產生了興趣，其中一些是以拋物線型設計的。

拋物線型圓頂設計一度風靡莫斯科，實例有：伊萬·列昂尼多夫（Ivan Leonidov）於1928年提出的頗具遠見的新型社會俱樂部項目，以及莫伊西·金茨堡（Moisei Ginzburg）於1931年提議但未建成的蘇維埃宮殿。

蘇維埃宮的建設計劃在1931年7月18日刊載於報紙，公開徵集設計方案。圖為1931年莫伊西·金茨堡所提出的蘇維埃宮建築方案模型。

圖源：archi

從外觀上看，天文館就像一個托著巨大雞蛋的圓形蛋杯，天文館的這一外形設計對於俄國慶祝復活節的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在俄國，復活節象徵著重生，是日復一日的日出和靈魂轉世的聯接，提醒著人們這一能夠追溯至埃及女神努特的古老主題。

天文館穹頂的紅星也不可避免會讓人想起俄國傳統洋蔥式穹頂的星星。這並非表明這些建築就受到這些因素的決定性影響，一棟建築的設計可以從眾多甚至是相悖的來源里找到靈感。

莫斯科天文館。圖源：Zeiss Archiv

某些早期的蘇聯藝術家，如卡齊米爾·馬列維奇（Kazimir Malevich），他的創作主題之一就是試圖

削弱客體，而以抽象形狀和動態線條來取而代之。

莫斯科天文館可以視作根據這個主題創造的。天文館的剖面示意圖裡，可以看到外部圓頂的拋物線高出內部投影屏幕的半圓內徑，外部圓頂拋物線勾畫出行星運動的橢圓路徑，而內部半圓形則展示了遠古的天空完美球體這一概念。

底層徑向門框內的曲線和入口冠層的部分拋物線與頂端的拋物線交相呼應，使得整個剖面都包含了可以移動的曲線。與此同時，

天文館的規劃是以圓周和離心運動為基礎的，圓形大廳的圓形線以向外的四種形式相互平衡，優雅的玻璃圓柱形螺旋樓梯亦是如此。

該建築動態性決定了觀眾的行動方式，觀眾只能通過彎曲的入口軸進入，在從門廳中央輻射出來的門框之間循環遊覽，想要參觀投影大廳，則需要通過圍繞天文館運行的台階拾級而上。在投影大廳，可以觀賞到蔡司投影儀創造的行星運動軌跡。然而，圓頂的消失以及天空只有夜晚的設想最終導致了天文台的沒落。

1927年，建築雜誌《現代建築》的編輯、建構主義理論家阿列克謝·甘（Aleksei Gan）出版了天文館的第一版設計圖紙，宣稱天文館的建造沿襲了傳統俄國劇院和東正教教堂的設計理念：

直至今日，俄國的劇院不過是朝拜宗教信仰的場所，而究竟朝拜何種宗教，或者以何種形式朝拜，這一點也不重要。

我們的劇院得與眾不同，它應讓觀眾愛上科學。天文館從某種意義上也是劇院的一種形式——它是光學劇場。

在天文館的內部，人們除了擺弄各種複雜的設備，不能做其他事情。而在劇院里，這一切都是機械化的。因此，劇場的職能從服務宗教逐漸轉變為服務科學。人們在劇院里可以增強感官能力，從而得以看見大千宇宙複雜的運動機理。這有助於人們科學地認識這個世界，從對野蠻牧師的盲目崇拜、偏見以及歐洲派的偽科學中解脫。出於這種目的，我們繼續建立一個全新的、不同於以往的「劇院」。

對於甘來說，革命前的傳統劇院不過是服務於教會的場所，而

天文館可以創造出更加精緻的戲劇表演

，梅耶侯德（Vsevolod Meyerhold）和柳博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是這種全新表演的提倡者，她們主張拋棄傳統的敘述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演員們精準的表演，而布景則變成了配合演員們表演的大型儀器。但是到了1927年，由於最初推動劇院發展的動力不斷衰減，這種全新的表演方式就成為了過去式。對於像甘這樣仍舊希望復興早期革命劇院的熱情的人們來說，天文館就為他們實現想法提供了一個機會。

天文館形似寺廟，觀眾們坐置其中，宇宙的奧秘就可在穹頂一覽無餘，而傳統東正教教堂的穹頂則只能看到上帝俯視你的畫像。

羅德琴科拍攝的莫斯科Shukhov無線電塔，1929年。圖源：Pinterest

蘇聯文化先鋒隊的其他成員們也被天文館的魅力深深吸引。亞歷山大·羅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多次造訪了這座天文館，並以自己獨有的創作風格拍攝了一系列照片——他會使照相機保持一定的角度，讓圖像有一種不穩定的感覺，就好似地球表面不知何故地偏離了軸線。羅德琴科曾在下雪天拍攝過穹頂，照片里可以看見一台蔡司的投影機，一隻被壓扁的箱子，以及一個身覆麻布走下旋梯的無產階級革命者；類似的攝影風格在他拍攝的Shukhov無線電塔中也可看到。

我們

在

甘發表於

《現代建築》的文章里看到的這些照片。羅德琴科在1939年出版的自傳《黑與白》中曾這樣寫道：

A planetarium appeared in Moscow.

This was an enormous fantastical apparatus.

It was the realisation of his fantasy.

Made of black metal and glass.

With forms that resembled no living creature.

It was called The Martian ...

It made him search and search for a fantastical reality.

Or for the fantasy in reality.

And to show a world that people had not yet learned to see,

from new perspectives, from points of view, and in new

Forms.

在莫斯科有一座天文館。

它是一件無與倫比的藝術品。

它是對自己幻想的實現。

它由暗黑的金屬與玻璃製成。

它的外形世間無可搜尋。

它被稱為「火星人」。

它使我努力找尋奇蹟般的現實。

或者說現實中的奇蹟。

為了向世人展示如何以新的視角、新的觀點去觀察這個前所未見的世界。

在這首詩把天文館與火星、神奇的外星人聯繫起來，為俄國人所熟知的H.G威爾斯（H.G. Wells）所著的《世界大戰》中描述過這種新的生命形式。

羅德琴科認為攝影師的工作與天文館的職責是緊密相關的。天文館提供給人們了觀察宇宙星系的新視角，這也鼓舞著他通過攝像機鏡頭以全新的方式來捕捉日常生活中以往未被發現的驚喜瞬間。

詩人馬雅可夫斯基。圖源：Open Culture

羅德琴科的同事兼密友——詩人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對把天文館作為革命性建築的觀點也深以為然，馬雅可夫斯基與羅德琴科可能曾一同造訪過天文台。

這位詩人是另一個令人著迷的早期蘇聯名人：有時他是不起眼的俄國普通青年，有時他會變成革命國度的憤青。馬雅可夫斯基於1930年自殺，自殺前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後一篇詩歌，詩里展現了他極具個人色彩的措辭：

Proletarian woman

proletarian man

come to the planetarium.

Come in

hear the lively buzz.

In the lecture hall.

Spectators sit awaiting the sky to be shown

The head-sky-manager comes

the expert in sky matters

He comes

pushes and twirls the million celestial bodies.

無產階級的女人們

無產階級的男人們

都來天文館看看吧

都進來吧

在演講大廳里

聽一聽生動的咕噥聲

觀眾們靜待天空的出現

天空的管家

宇宙的大師

他來啦

他操控著百萬天體

他來啦

無產階級群眾被一些天體無形的力量所控制。「天空的管家」是指投影儀的放映員，用馬雅可夫斯基的話來說，他是科學家、牧師、薩滿教徒和劇院導演的集合。

對於馬雅可夫斯基來說，他對社會主義新世界的支持具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天文館是為了教育群眾，但也是神秘的，神奇的。投影儀加速了時間的發展，召集來了廣闊的宇宙，並可以隨意切換觀察距離。對於恢復正在衰退的革命動力，投影儀是最佳的器物。

天文館頂部一度裝上了紅星。圖源：Pinterest

1941年，二戰期間的莫斯科天文館。圖源：The Moscow Times

來到莫斯科天文台觀看行星運動規律展示的人們也就能理解，天文台的展覽啟發了未來蘇聯人們對進入太空擴張的想法。伴隨著蘇聯殖民其他星球的圖片，齊奧爾科夫斯基的火箭模型在天文台的大廳里尤為顯眼。兩枚火箭柱子一般地被放在入口處，彷彿火箭和建築融為一體。20世紀40年代初，莫斯科神奇劇場展出了有關哥白尼、布魯諾和伽利略的節目。20世紀60年代初，天文館底層的大廳展出了蘇聯的飛船，比如在尤里·加加林飛行任務前不久，與太空狗茲韋多奇卡（Zvezdochka）一起發射的球形沃斯托克3KA-2飛船。1957年，一個大型地球儀被擺放在天文館的底層大廳，地球儀上方繪製了人造衛星在軌道上的變化軌跡。遊客們也被蘇聯這種對外太空的逐步擴張計劃所鼓舞。

20世紀60年代，天文館被用來向諸如加加林這樣的潛在宇航員展示太陽系的運作機理，待他們返航之後再向廣大觀眾分享自己的體驗。

因此，天文館與蘇聯早期在太空計劃中所取得的成就息息相關——這是蘇聯科技與其他西方競爭對手相比的一個非常顯著的成功標誌。

關於莫斯科天文館的後續故事則契合了蘇聯的歷史。上個世紀30年代，當時蘇聯的政治體系正向斯大林獨裁轉變，對於革命的想往一度衰減，蘇聯的社會形態正急劇的變化，天文館曾重煥生機。那時，斯大林政府為天文館穹頂增加了紅星

（原始設計中並沒有該特徵）

，以便將天文館與政權聯繫起來。曾有一段時間，天文館的外牆被粉刷成了鮮艷的藍色，彷彿否認天文館與20年代白色現代主義的聯繫，而彎曲的入口門廊也被無情的拆除。20世紀40年代早期的一張照片（上圖）向我們展示出了這棟建築衰敗的樣子，四周都是防空部隊挖出的碎石，就好像隨時準備一把火燒毀，而非去探索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