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要略】（331）嘉慶一詩垂千古，可資當朝後世警
原標題：【讀史要略】（331）嘉慶一詩垂千古，可資當朝後世警
客觀而言，在學習領悟漢文化方面，清朝皇帝比元朝皇帝有成就。乾隆一生寫詩四萬餘首，多次下江南，到處題詩留墨。即便不以詩聞名的嘉慶皇帝，也以一首「御制罵廷臣詩」流傳後世。有評者以為，其詩可與杜甫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相提並論。現錄以析之：
滿朝文武著錦袍，閭閻與朕無分毫。
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
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
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
若以文采論，此詩絕算不上乘。然以帝王之口而言之有物，直抒胸臆論，直指當朝政治黑暗，確可流傳千古。
嘉慶寫此詩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心理憤懣。作為清朝十帝中難得的「仁君」，嘉慶在位期間，清朝統治開始出現嚴重不穩定局面。在乾隆把帝位「禪讓」給兒子嘉慶的1796年，震動川、楚、陝三省的白蓮教起義已經開始。清朝傾全部之軍事、財政力量，並千方百計組織「團練」剿匪，先後用時九年才把起義鎮壓下去。在此期間，還發生過1803年貧民陳德在紫禁城門口行刺嘉慶之案。1813年，華北又發生「天理教」起義，一支幾十人的起義者竟然衝進了皇宮，把大內攪得天翻地覆，故宮的隆宗門至今還保留著起義者的一枚箭鏃。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幾十人的農民軍就打進宮廷，這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見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到何等地步。嘉慶在天理教起義平定後，頒布「罪己詔」，在自怨自艾後，嘉慶以此詩嚴飭告誡「諸臣」。嘉慶寫此詩七年之後去世。再過三十年，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起義即行爆發。
嘉慶的悲哀在於，他的父親乾隆留給他的不僅有一個超級貪官和珅，還有一個已經腐敗透頂的官僚機構和敗壞不堪的世道人心。乾隆中後期，腐敗已經呈現集團化趨勢。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連查出了五起貪污大案，都是「辦一案，牽一串；查一個，帶一窩」。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體系隨之癱瘓。甘肅冒賑大案就幾乎把甘肅全省縣以上官員都牽連在內。他們上下聯手，相互配合做假賬，把八百多萬兩國庫銀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處，甘肅全省政府運作立刻癱瘓，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條「兩萬兩」的「死亡線」。即使如此，前後被處死者仍達五十六名之多。到了嘉慶時期，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前後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按理說並沒有什麼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而且在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如同一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
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於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裡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於治河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件件「豆腐渣」工程。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裡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佔編製，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製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有不交，即刻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隨意勒索小商小販，並經常鬧出人命案子。
雖然殺了和珅，全國十一個總督，被嘉慶撤換了六個，然而，「反腐高潮」過後，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嘉慶即位初期，官員們的腐敗熱情已經高漲到了「前仆後繼」的程度，前任頭一天因腐敗落馬，繼任者第二天繼續腐敗。
很顯然，嘉慶皇帝在其親政初期的運動式懲貪，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太高，而腐敗風險又太低。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這種情況使得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的「走過場」，震懾力越來越低。事實上，舉朝官員從乾隆晚年開始，對懲貪風暴的反應就已經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經多次哀嘆：「外省總督和巡撫們，一見我懲治腐敗，當時也未嘗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過則忘。這種錮習相沿成風，身陷法網而不知後悔，真是沒有辦法。」
痛定思痛，嘉慶皇帝最終選擇了另外一種保守治療方式：他採用東巡的方式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乾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於是乎，嘉慶皇帝開始以身作則，厲行節約，同時頒發《宗室訓》等「學習文件」，要求皇親宗室認真學習，厲行節約，反對享樂主義，反對貪污腐敗，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後，皇帝召見宗親，問他們的學習心得，結果是他們壓根兒沒讀過《宗室訓》！
清朝諸帝中，嘉慶不可謂不聰明，不可謂不清醒，不可謂不盡心，不可謂不仁厚，然最終還是扭轉不了乾坤，使清朝之治，同樣跌入興衰更替的頑固周期。舉凡中央專制集權王朝，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幾乎已經成為歷史的鐵律。當腐敗成為全民行為時，反腐亦成為一種不痛不癢的皮膚科療法。在中國這樣一個官本位集權社會裡，殺不完的貪官，反不完的腐敗。當一個王朝走入一個死胡同的時候，運動式反腐和思想路線教育充其量只是延緩了王朝的苟延殘喘。青山留不住，畢竟東流去，嘉慶以一首罵詩，宣告了大清王朝的行將消亡，也宣告了沒有制約的中央集權體制的無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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