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讀點二十四史：劉劭與《人物誌》

劉劭是三國時期曹魏政權的思想家，他博覽群書，精通儒家經典，其《人物誌》一書是闡述魏晉時期人物品評理論的重要著作，全書分為十二篇，在對人性深刻洞察的基礎上，於甄別人物、任用人才等方面都有細緻的探討和精深的論述。

劉劭（生卒年不詳，圖片來源於網路）

劉劭認為「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也就是說，構成人之根本的是人的本性和情慾。而通過外在的「形質」可以體察這種內在的「情性」。因為人的儀容舉止都發自於心氣，而心氣又可以通過聲音、外貌等顯露出來，所以通過人的形體可以知道人的神智和精氣，如果能知道人的神智和精氣，那麼便可以盡曉人的情性。情性是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這九種材質的徵象，如果此九種材質都具備，就是至德之人。如果有所違背，便只能是偏雜之材了。

人又有偏材、兼材、兼德之分，他們在德才上具備不同的程度。兼具各種道德達到極致，可稱為中庸，這也是聖人的稱號。對於中庸，劉劭認為「其質無名」，「故咸而不鹼，淡而不嘳，質而不縵，文而不繢。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為節」。聯繫「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等語，可以看出作者在論述中庸之道時，是引道入儒，以平淡解釋中庸，而非純儒之說。作者隨後列出強毅之人、柔順之人、雄悍之人等十二種各有所長和偏頗之人，強調偏材之人即使接受學習或是用推己及人的方法來教化他們也無濟於事，他們仍然會按照自己的偏見去行事，因為他們的偏執性格已經形成。

德、法、術三種才能是各種才能的源頭，人由於天性和後天習得的不同和限制，往往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就有了不同的人才類別。作者將其劃分為十二種——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辨、雄傑，並用歷史人物一一加以對照。但這十二種人只是人臣之任，即使如兼有德、法、術三材的伊尹和呂望也只得居三公之位。君主則要「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如果不能平淡執政，而是「與一材同用好」，那麼便會造成「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的局面。在這裡，作者遵循的是一種無為的政治觀。無為不代表真的無所作為，而是強調君主應盡量減少對於國家事務的直接干預。君主的職責在於合理地利用賢能，不必躬親下事。

不同的人既然從事的事業和才能都不盡相同，那麼所奉行的道理也就不同，所以就產生了九種情性偏頗之人，他們在處理事情時也就有所不足。如「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回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等。人的情性如果不能精純暢達，就又會在人際交往中出現七種似是而非的情況。如「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說合意，似若贊解者」等等。如果人能具備「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這八種才能，並且「行之以道」，在與人的交流中察言觀色、順從人情，那麼這樣的人就可以與他「論經世而理物」了。這裡作者仍然強調「通材之人」存在的必要，而「偏材之人」由於思想和眼界所限，往往在處事之時失之偏頗。

人的才能不一，所以君主的能力就在於將不同才能的人安排到合適的職位上。而各個人才類型又都有其利害，法家之業「功大而不終」，術家之業「奇而希用」，智意之業「先利而後害」，臧否之業「先得而後離眾」，伎倆之業則「為治之末」。而對於清節家，作者則推崇備至，稱其為業「無弊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

人在交往中容易「推己接物」，即以自己的觀點和喜好對待他人和事物。作者分析了清節、法制、術謀、器能、智意、伎倆、臧否、言語等八種流派之人觀察別人的方法的優劣之處，認為他們對於他人的認知都不全面，這種片面也是由於自以為是，不肯接受他人的長處而造成的。若要舉薦人才，同一種流派的人自然就只會舉薦該一流派內的人，但如果兼具各流派才能的人便可以舉薦不同流派的人。其實這說的還是偏才與兼才的區別。那麼如何區分偏才和兼才呢？作者認為「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這段話不僅僅是論「兼」「偏」之別，也是作者對於人性的剖析。人的價值存在於別人的讚頌之中，所以人人都欲自己獨美，殊不知實際上已經畫地為牢。

劉劭論英雄謂「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像劉邦、項羽這樣身兼英才和雄才成分的人可被稱為英雄。但由劉、項二人的成敗可知，在英雄的身上英才的成分應該大過雄才。

面對性情、品質、志向各異的人才，該如何觀察他們呢？作者提出了「八觀」之法，即觀察他在救濟窮困之時的表現，了解他的品質；觀察他感受外界變化的反應，了解他的處世態度；觀察他的特殊品質，了解他的名實是否相符；觀察他行為的來由，了解他是否似是而非；觀察他的愛和敬，了解他的情感交流是暢通還是堵塞；觀察他的情感變化，了解他寬容還是困惑；觀察他的短處，發現他的長處；觀察他的聰明程度，預測他事業所能達到的程度。這八觀是劉劭從情感、行為、能力、智力等方面的觀察入手，給出的較為具體的察人、選人方法，旨在提示人們在觀察時要注意細節。比如人與人的某些行為看起來非常相似，但實質上是不同的。行為放蕩不代表通曉事理之後的豁達，揭人隱私不代表公正直言。又如愛和敬都是最高的道德規範，但於個人來說，愛人之心不能比敬人之情少，因為一旦以敬作為處世準則，那麼與他人之間必定有所隔閡。若以愛為處世準則，那麼便能感化眾人。

同樣，辨別人才時由於人的見識所限，也會出現謬誤。所以舉薦人才確實極其困難，除了難以充分知曉、了解人才的困難外，還有無法舉薦的困難。而且所薦之人如果不受君王賞識，或沒有被安排在合適的位置上，都會荒廢人才。

最後，作者提到了對於人才在人際交往中的要求，那就是「釋忿去爭」。

《人物誌》一書對了解曹魏時期的思想觀念甚有幫助。並且作為一部談論人的著作，對於身處千年之後的我們來說，仍有較大的啟發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