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水利事業，京杭大運河

大運河，又稱京杭大運河，它與萬里長城一樣，是中國歷史上由人力所構建的兩大奇蹟之一。它的最大特點是長，現今全長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以今天的地理概念而言，北起北京，穿越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南抵杭州，途經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

大運河的形成，是歷代努力的結果，然在其中用力最多且最具規模效應的是隋代，尤其是隋煬帝一朝。故而，提起大運河，人們總要聯想到隋煬帝。

因而，隋朝水利事業的主要成績，在於運河。

隋文帝登基後，雖沒有直接用力於今天意義上的大運河，但卻開了造運河的先聲。當時政治中心設在長安，因人口眾多，糧食供應成了嚴重的問題。隋文帝於開皇四年（公元584年），令人從大興城到潼關，，開鑿一條運河，引入渭水。工程完成後，全長三百多里，起名廣通渠，又名富民渠。此運河溝通了關中與關東的漕運，有效地解決了關中糧食供應問題。

隋文帝對廣通渠的經營，應該說，對隋煬帝開大運河是有啟發的。

隋煬帝上台，政治中心遷移到洛陽，為保證洛陽的糧食供應，為保證軍事戰略的便捷，為保證自己巡幸江南的排場，遂以洛陽為中心，下令修建了三個水利大工程。三個工程的連通，構成了大運河。

第一個工程，始於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是開鑿通濟渠。

通濟渠以洛陽為起點，引谷水和洛水入黃河，在滎陽（今屬河南）和開封（今屬河南）之間改造汴渠，然後在開封東向挖一條新渠，與汴渠分道，在盱眙（今屬江蘇）直入淮河。

經淮河，在山陽（今江蘇淮安），通濟渠與春秋吳王夫差所開的邗溝相連。邗溝因年久多有淤塞，而加以疏浚。

通濟渠連通邗溝，直達江都（今江蘇揚州），形成了大運河的南段，全長一千一百公里。

第二個工程，始於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是開鑿永濟渠。

永濟渠也是以洛陽為起點，在疏浚三國魏所築的舊渠的基礎上，加上利用部分天然河道，南引沁水入黃河，北向直貫涿郡（今北京），全長一千公里。

第三個工程，始於大業六年（公元610年），是開鑿江南河。

江南河以京口（今江蘇鎮江）為起點，引長江水經太湖流域，直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多公里。

通濟渠、永濟渠、江南河，構成了大運河，全長二千五百多公里。

大運河的三大段，各有其開鑿的具體目的。

通濟渠加邗溝，能將洛陽與揚州聯為一氣，便於隋煬帝下揚州。揚州是隋煬帝早年的發跡之地，即所謂「龍興之地」，故定名為江都。此外，揚州是當年天下最繁華的所在，是風流的隋煬帝魂牽夢縈的地方。所以，這一段造的特別豪華，特別壯觀。《大業雜記》說：「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為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為停頓之所，自京師之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將大運河向南延伸，除了隋煬帝的個人意圖外，還有在政治上控制南方、在經濟上依靠南方的政府行為。

永濟渠，是為了征高麗。《隋書·閻毗傳》云：「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漕運。」

江南河，應當說是通濟渠的延長，其流經的太湖流域，以及末端的杭嘉湖平原，乃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由此可以更深入的通進富庶的江南，使江南的財富和糧食源源不斷的運向洛陽。

對隋煬帝開大運河一事，歷來毀譽參半。

持否定觀點者認為：開挖大運河調發了大量的民役，開通濟渠，徵集河南、淮北一百多萬民工；疏浚邗溝，徵集淮南十多萬民工；挖永濟渠，徵集河北一百多萬民工；通江南河，又徵集了數量龐大的民工。這些民工的調發，都是強行的、無條件的，迫使農民放棄了田間生產，並受到極其嚴重的經濟剝奪。

再者，民工在工程中的生活及其命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悲慘。唐傳奇《開河記》從一個側面描述道：隋煬帝以著名的酷吏麻叔謀主管開河工程，他動用彪形大漢與刑杖，來督促民工們無休止的幹活，結果不到一年，三百六十萬民工竟然死了二百五十萬，白骨積盈於兩岸。

大運河的開通，猶如隋煬帝製造了一根特大的吸血管，將北方的民力與南方的民脂民膏，盡數吸入了他慾壑難填的血盆大口中。他下揚州的龍舟，長二十多丈，上建四層樓閣，分正殿和東西朝房；此外，還為蕭皇后建造了翔縭舟，為嬪妃建造了浮景舟，為隨行人員和護駕將士各建造了三千多艘戰艦。這六千多舟船，配備了八萬多縴夫。整個船隊行在大運河上，連綿不絕，長達一百多公里。如此的船隊，其耗費之多是難以估計的。此外，從南方運向洛陽或運向揚州供隋煬帝揮霍的賦稅，更是個天文數字。唐代詩人李敬的一首詩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為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

由於隋煬帝通過大運河來進行窮奢極侈的遊樂，致使民眾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以致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爆發了農民大起義，導致了隋王朝的崩潰。故而，隋朝的滅亡，與此河有關。李商隱《汴河亭》一詩云：「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劈崑崙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鼓震星辰動，拂浪旗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是景陽樓。」

持讚賞觀點者認為：大運河的開通，使中國從此有了經濟大動脈，它貫穿南北，「商旅往還，船乘不絕」（《舊唐書·李勣傳》），極大地便利了漕運，便利了商業流通，不僅如此，還便利了文化交流，便利了政治運作，使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有機地凝為一體。唐人皮日休撰《汴水銘》說：「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

大運河促進了南方的經濟發展，特別是使長江中下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其包括商業的開發，手工業的開發，城市的開發。

對大運河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然往往貶者過於貶，褒者過於褒，較為客觀且能調和的說法，當推唐代的皮日休和明代的于慎行。

前者在《汴河懷古》（其二）中云：「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論禹功不較多。」

後者在《谷山筆塵》中說：隋煬帝「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矣」。

在盛大的文化古迹上，幾乎都存在著這樣一個「悖論」：越是能在後世為本民族贏得文化奇蹟盛譽的東西，越是在建造時要付出損民損國的代價，代價越大，盛譽越重，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是這樣，秦始皇修萬里長城也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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