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第一CEO（7）：王安石與蘇東坡

原標題：大宋第一CEO（7）：王安石與蘇東坡

在王安石的那些」政敵」之中，最值得玩味的一是司馬光，而是蘇東坡。

王安石與司馬光」初見」之時，二人有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而王安石與蘇東坡」初見」之時，頗多恩怨，而當二人都」曾經滄海」之後，兩人也互相敬慕，相約置田買宅為鄰，終生切磋學問。

蘇軾生於1037年，較王安石小16歲，但二人都是少年得志的人。王安石22歲考中進士，蘇軾23歲那年考中進士，兩人都被視為棟樑之才，而且皆以詩文名世，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其實，二人」初見」之時，在文學才華上也是互生愛慕的，王安石在《西清詩話》中評價蘇軾為：」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同樣，蘇軾在讀到王安石的詞作《桂枝香·金陵懷古》後，更是由衷佩服，讚歎到」此老乃野狐精也」。

本來，以蘇軾的豁達和王安石的正直，兩人應該成為難得的文友。可惜，他們的政治見解有著太大的不同，同朝為官，也就註定了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而蘇軾對變法的態度則是動搖不定的，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並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因此，當王安石推行新法，從變更政治、經濟制度入手實行改革時，蘇東坡便隨反對新法的領銜人物司馬光，站在了反對派的立場上，與王安石產生了不少的矛盾。

1069年（熙寧二年），王安石推行青苗、均輸、市易等新法後，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宋神宗猶豫再三，召集了許多大臣討論。而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見。

王安石聽說後，很不高興。後來，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時，王安石強烈反對，他說：」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王安石知曉蘇軾直言不諱的個性，偏偏又站在舊派的立場，當神宗幾次準備用蘇軾當諫官時，王安石便推薦他做個府推雜事的小官。

王安石本意是想用繁瑣的事務困住蘇軾，使他不能再發表意見反對自己。可是蘇軾很有辦事能力，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竟然還有時間給神宗又上了兩個表，全面反對新法。

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主張」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甚至還有許多」四海騷動，行路怨咨」之類的敏感語句，使得王安石更加惱怒。

最使王安石忍無可忍的，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變法的最大支持者即是皇帝，蘇軾出的這道題，影射了神宗與王安石變法過程中不顧阻撓似的」獨斷」。

這次王安石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向神宗舉薦說：」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

幾天之後，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

由此可見，即使王安石在被激怒的情況下，依然是愛惜人才的。

e@B

恰巧朝中有人告發蘇軾兄弟運父靈回鄉的過程中偷運私鹽，於是王安石下令調查，並拘捕了相關人員訊問。雖然後來查明此事純為虛有，但經歷了這一次又一次的衝突，蘇軾覺得自己已無法在朝廷中待下去了，於是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在蘇軾外任期間，朝廷中變法派爭異乎激烈，由於新派當權，舊派官員紛紛去職，一大批資歷甚淺的新官員被迅速提拔，加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常被地方官僚集團異化，成了盤剝農民的工具，這一切對新法實施產生了許多負面的影響，地方上下一時怨聲載道。

1074年（熙寧七年），天下久旱，人心散亂，反對派趁機起鬨，造謠說這次旱災都是由王安石引起的。繼而，朝中又有人企圖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在諸多壓力排擠的情況下，王安石只好罷相。但這個罪名太離譜了，王安石很快恢復清譽。次年，王安石復相。

1076年（熙寧九年），由於宋神宗對變法態度的動搖，變法派內部也發生了紛爭，同是變法內部的呂惠卿，把王安石曾寫給他幾封有」無使上知」字樣的信件交給了神宗，給王安石帶來了不少麻煩。

與此同時，反對變法的呼聲依舊日益高漲，最後連皇太后也站出來了。就在這一年，王安石的愛子王雱33歲早逝，心灰意冷的王安石，終究再次罷相，回到了江寧（今南京市），他在城外築了座」半山園」，從此吟詩念佛，結交高僧，清心寡欲，儼然如出世之人。

時年，蘇軾正在密州任上，蘇軾在外任期間，雖不滿新法，卻因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處，從而認識到了反對派的偏執與保守。他在給友人滕達道信中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迴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蘇軾對新法認識的改變及其誠懇的回顧，淡化了在政治上對王安石的對立情緒，而王安石罷相之後，他不想再參與任何與政治有關的事了，心態也逐漸歸於平淡。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蘇軾與王安石之間淡化了昔日政敵關係，而是更欣賞對方的才氣與學問了。

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遭誣陷，以」作詩攻擊朝廷」之罪被捕入獄。由於事關重大，除了蘇軾弟弟蘇轍肯丟掉烏紗帽救兄，其他親友及官員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此時，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卻極力在神宗面前開脫。

那時王安石正在江寧隱居，等他知曉」烏台詩案」一事，蘇軾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了。想起國家多難，人才難得，王安石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給神宗。信中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覺得很有道理，便下旨將蘇軾放了，將其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王安石在關鍵時刻，以國家為重，對往日的政敵表示了最大的寬恕，由此可見一個人的品格。也許正是由於這種高尚的品德，贏得了蘇軾對他的敬重與佩服。

於王安石、王安禮兄弟等人的請求，蘇軾終於大難不死。蘇軾1084年路過金陵（南京），專門拜見閑居的王安石，兩人談詩論文多日，互相敬慕，相約置田買宅為鄰，終生切磋學問。

1085年（元豐八年），神宗駕崩，哲宗繼位，舊黨復辟，眾人想把變法全部推翻，蘇軾一反常態堅持新法不可盡廢。

次年，當最後一條新法」免役法」也被廢除時，王安石抑止不住內心的苦痛，悲憤離世。哲宗追贈王安石太傅之位，蘇軾奉旨擬敕。那敕文贊道：」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萬物，足以風動四方。」

可嘆的是，蘇軾在後來反對全盤否定新法的過程中，又導致了他與司馬光等舊黨人物的分歧。在新舊兩黨的攻擊與誣陷下，他自求調離京城，出知杭州。輾轉於潁州、揚州、定州，最後還被貶到地處偏遠的嶺南、海南島。直到1100年（元符三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舊黨，他才北歸，次年到達常州。

由於長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長途跋涉的艱辛，一代文豪從此一病不起。

蘇軾可謂是中國千年難遇的文藝全才，而王安石更是千年難遇的改革家。其實，王安石的文學才能並不亞於蘇軾，只是他一生都在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奮鬥，他只是把文學創作看作餘事，把文學看成政治鬥爭的工具。著名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認為，王安石變法是」企圖以現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國事」。

由此可見，王安石的遠見與卓行已經超越了蘇東坡，但二人的真性情，又成就了中國文人」相親」的另一個典型。

牛恆剛：2011年5月28日於北京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