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小悠：從自陳疏御批看雍正帝的用人之道
雍正帝是一位專制、英察、善變的君主，其手腕之強勢、察吏之精明，論事之尖銳，透過故紙，也足以讓讀者汗透重襟。史學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講義》中對雍正帝有透闢的評價，他說：「雍正朝事，又是一種氣象。雖多所責難，亦不輕於戮辱，亦未視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換言之，雍正帝雖然力行強人政治，卻並非一個睥睨臣僚皆為草芥的剛愎自用之君、甚至暴君。相反，他是一個情緒外露的性情中人，對於自己欣賞的大臣，不但不吝惜物質與職位上的賞賚，且在精神上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君臣的界限，引為知己，形成近似於私人的友誼，對親信大臣和對政敵形成強烈反差。
一、自陳疏批複——皇帝為大臣出具的考核意見
對於雍正帝的待臣屬之道，可以從京察的自陳疏批複上看個究竟。按照清代制度，大小官員三年考核一次，其中京官的考核稱為京察。其中三品以下官員由吏部和都察院負責考核。三品以上閣部大臣，以及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總督和巡撫在清代雖然實際上已經成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長官，但延續明代的慣例，他們一直掛著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的名銜，所以在制度上仍然被視為京官，參加京察考核），則先自陳政事得失，最後由皇帝直接出具考核評語。
自陳的結果有三種：最常見的一種是順利通過，繼續任職。對這種情況的大臣，皇帝的批複有一個標準「模板」，即：「卿（或王、或某）簡任xx，（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對於不同級別的大臣，模板的用詞稍有不同。其中一品大臣以「卿」相稱，二、三品則直呼其名，宗室王公則稱「王」。xx是這位大臣職任的雅稱，如大學士稱「簡任機務」，戶部尚書稱「簡任司農」，左都御史稱「簡任風憲」等等。此外，一品官有「正資料理」字樣，以示尊重，二、三品則無。因為是制式文件，措辭大體相同，這樣的批複一般由內閣先票簽，皇帝照樣批答即可。
如果這位大臣在三年任職中處分過多，京察不合格。對於他的自陳疏，皇帝的批複按程序就會寫為：「該部院察議具奏。」意思是交給主管組織人事工作的吏部，以及監察工作的都察院按相關條例處理。
除了以上兩種，還有一種情況，是皇帝認為該大臣工作不能僅以程序化的批答形式予以答覆，需要在批答自陳疏時加上特殊說明。因為需要說明的內容因人而異，內閣無法做統一處理，所以這類批答當由皇帝本人自由發揮。
二、雍正七年的京察考核
雍正初年政治鬥爭形式嚴峻，人事變動較為劇烈。雍正四年（1726）以後，雍正帝親自培養的人事班底基本取代前朝老臣，全面佔據中央、地方的重要位置，人事變動趨於常態化。常態化後的第一次京察大典在雍正七年進行，這一年的《雍正朝起居注》共記載了御批自陳疏三十八條。其中自陳不合格、交部察議者兩人。合格中「模板」批答者十八人。其餘十八人則超越「模板」，由皇帝自行批寫。比例如此之高的「自由發揮」，不大可能發生在其他皇帝身上。因為親自為大臣寫評語，不但要求皇帝對大臣的工作情況足夠了解，還會在短時間內為自己平添不少工作量。而雍正帝恰恰精於此道，且樂此不疲。
排比研究這「自由發揮」的十八條批語，大臣們在皇帝心中的三六九等就躍然紙上。十八條批語中的十六條是對考核對象提出重點表彰與鼓勵，只有兩條皮裡陽秋，別有用意。
兩條中有一條針對福建總督高其倬。御批寫道：「卿老成謹慎，行止端莊，簡任總督，奉公雖不及，潔己甚有餘，著照舊供職。」所謂「奉公雖不及，潔己甚有餘」是說高總督個人操守雖然廉潔，但奉行公事做得卻很不夠。身為總督，主管一省軍、民二政，卻被皇帝評價只能潔己、不能奉公，恐怕難稱勝任。果然，雍正後期高其倬動輒得咎，差一點頂戴不保。
另一條是針對安徽巡撫魏廷珍錯用自陳疏上奏形式的問題。清初京察高級官員自陳應用「奏本」，而魏巡撫一時未審，用了「題本」形式，換做其他皇帝，這本是一件小事，令其退回修正即可。而雍正帝則對此長篇大論，大做文章。他批評說：魏廷珍從內閣學士外放巡撫，歷任多年，已經參加京察考核、書寫自陳疏多次了。既不是新官上任，又不是沒有文化、不通文書格式的武官，怎麼會不知道相關的條例規定呢？可見他這次犯錯，絕不是無心之失。他以為之前經常有文武大臣錯用題本、奏本，朕每每原諒這些人。又揣摩朕對他懷有成見，所以故意用錯文書，給朕一個機會，讓朕用這樣一件小事處分他，向天下人顯示朕對他處處苛求，連這樣的細枝末節也不放過。這樣一來，就可以掩蓋他平時的種種過錯，用心何其奸詐！想想那些平時雖然用錯了文書但被原諒的大臣，或者是武官文字粗疏，或者是新任官員不了解制度，都是有情可原的。或者是一些平時勤勉忠誠，實心為國效力的大臣，碰到這些小過錯，朕也不忍心責備他們，而是格外開恩，免除他們的處分。所以朕賞罰大臣，一向是參酌情理、至公至正的！像魏廷珍這樣平時因循苟且，視國家大事如同陌路的人，讓朕念他哪一條功勞來寬免他的小過錯呢？何況他今天又耍這樣的詭計，故意用錯文書讓朕處分，顯示朕的刻薄寡恩，這難道是大臣對待君主的道理嗎！一番痛斥之後，雍正帝命令內閣將這篇自陳疏發回，讓魏廷珍「明白回奏」。
既然沒有淪落到「該部院察議」的地步，可見魏廷珍在巡撫的三年任期內，表現還是合格的，但因為這樣一件小事招來皇帝如此痛斥，可見雍正帝對他的不滿之嚴重。對於魏廷珍這個人，雍正一向有「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勞怨」的評價，大約與高其倬的「奉公不及，潔己有餘」相類似，而更甚。因為一時沒有合適的巡撫人選，雍正帝勉強將一直作京官的魏廷珍外放巡撫要職。但幾件事後，對他「苟且因循」的看法愈加強烈，此次借誤用題本發誅心之言，措辭銳利刻薄，是雍正帝對待懷有成見大臣的典型態度。
另有十六條「自由發揮」的御批是對批複對象提出重點表揚，但通過不同的措辭，足可見其態度的差別。
對稍加青眼者的批複比模板多用一個形容詞。如：理藩院尚書特古忒自陳一疏，奉上諭：「卿老成歷練，簡任藩院，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理藩院侍郎納延泰自陳一疏，奉上諭：「納延泰勤慎供職，簡佐藩院，著照舊供職。」
再加一等者則多出兩個形容詞，且措辭頗切批複對象的特點。如對河東總督田文鏡用：「卿老成練達、公正廉明，簡任總督，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田文鏡強硬的作風隱現其間。對吏部尚書兼領河道總督嵇曾鈞用：「卿老成謹慎，懋著才猷，特簡銓衡，總督河南山東河道，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突出其謹慎而精明強幹的河臣之才。對大學士朱軾用：「卿敬謹端莊，老成練達，簡任機務，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久居內閣的理學老臣形象躍然紙上。
同樣是比「模板」增加了兩個形容詞，對大學士蔣廷錫的批語又與其他人有些區別。批語寫道：「卿敬謹持躬，明敏練達，簡任機務，正資輔弼，著照舊供職。」蔣廷錫與朱軾同為大學士，官樣職務無差，但一直主持戶部，是雍正年間財政得以集聚清理的主要功臣，格外受到雍正帝的青睞，此時正擔當最機密的西北用兵軍需轉運工作，後來成為首任軍機大臣。是以雍正帝對他不用慣常使用的「正資料理」，改用「正資輔弼」。料理是處理政務，輔弼是輔佐君主，輕重有別，用輔弼一詞，以心腹近臣視之。
比兩個形容詞更高級一等的是四個形容詞的批複，親信寵臣張廷玉、李衛兩人有此殊榮。作為雍正帝身邊「秘書長」的張廷玉獲得的考語是：「卿和平端正，學問優長，自簡任機務，夙夜匪懈，協贊朕之不逮，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協贊朕之不逮」一說，是說張廷玉能夠想皇帝所未想，在他身邊起到拾遺補闕的重要作用，可見二人的關係較前面幾位大臣有質的飛躍。「正資倚任」的使用也頗有親密的意味，用雍正帝後來的話說，是「名曰君臣，情同契友」。
對李衛的評語則是：「卿才猷懋著，正直廉明，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庶務振舉，民風遷善。正資料理，著照舊供職。」不但點明李衛個人為官的優點，還肯定其作為封疆大吏的政績，這是前面幾個督撫的自陳疏批複中未見的。
比張、李二人待遇更優的是兩位正在指揮作戰的總督，對他們的評語比「模板」增加了七個形容詞。一位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改土歸流」行動的最高指揮官——雲貴總督鄂爾泰。皇帝對他的評價是：「卿忠誠體國，公正廉明，自簡任總督以來，正己率屬，和輯兵民，撫綏苗眾，百度俱舉，懋著勛勤，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另一位西向準噶爾作戰的陝西總督岳鍾琪則被表揚為：「卿敬謹練達，才兼文武，體國公忠，實心任事，簡任總督，和輯兵民，撫綏邊境，凡所辦理軍務功勛懋著，正資倚任，著照舊供職。」對二人的評語大致相同，都突出其治理邊疆的政績和辦理軍務的功勞，比針對其他大臣的措辭要豐富得多，顯示出二人坐擁節鉞、國家柱石的特殊作用和在皇帝心目中勢均力敵的地位。當然，這樣的平衡維持的時間並不長，隨著改土歸流較為順利的推進和對準部作戰的幾次失敗，二人在雍正朝的命運也發生了天壤之別——前者入朝擔任首輔，後者罷官入獄險些喪命。
在所有的自陳疏御批中，有一個人得到的評價——無論批複長度還是用語措辭都遠遠優於其他人，這就是雍正帝的十三弟、怡親王允祥。皇帝在給乃弟自陳疏的批語中寫道：「王公忠體國，清正持躬，蒞事恪勤，居心誠敬，自總理戶部事務兼管營田水利以來，悉心宣力，經畫周詳，裕國富民，具有成效。其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體朕心，辦理妥協，朕實嘉賴焉。正資贊襄治理，不必引例求解。」
這樣的批複並非因為親王的身份高於異性大臣，除了怡親王之外，管理理藩院事務的果親王允禮、管理內務府事務的庄親王允祿，都只獲得了「模板」一級的批複。怡親王允祥完全是憑藉其個人政治作為，特別是與雍正帝的特殊關係，獲得了「凡有委任之事，咸能深體朕心」這樣極不尋常的評價。二人之間超越一般君臣的特殊關係，在允祥去世後的一段時間內被雍正帝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寫了長篇書信，向遠在昆明、親近程度僅次於允祥的鄂爾泰傾訴自己失去賢弟的痛苦，甚至用上了「如失倚護」「方寸亂矣」「心忐忑矣」這樣頗失君主身份的辭彙。
三、雍正帝用人特點
這一系列的自陳批答，是雍正帝識人待人風格的生動展現。再與其他史料相結合，可對雍正帝的君臣相處之道總結出以下五點認識。
第一，雍正帝對「識人」「用人」一事親歷親為，重視程度高於其他一切政務。他多次聲明：「國君圖治，首在用人。」並說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只有兩件大事，一是用人，一是理財。而與理財相比，用人更尤為重要。畢竟只要用人得當，理財自然不是問題。 在他看來，用人是君主的「專政」，如果只是按照一般的制度要求，在用人上論資排輩，就是「權移於下」，君主就喪失了用人的主動權。基於這些認識，他經常下旨，令群臣不限資格保舉人才，密封上達，供自己斟酌。是以他雖然穩坐京城，但對各地主要官員的任職情況非常了解，自陳疏上極有針對性的批答就是很好的例證。
第二，唯才是舉，不論出身，重要大臣多系破格提拔而來。康熙帝晚年懶於政事，同樣也喜歡大臣安靜穩重，不要惹是生非。自然，在那段時間，政風就比較沉悶，勇於任事的官員很難獲得皇帝的青睞。雍正帝上台之後，第一要務是洗刷康熙後期的疲怠風氣，將一眾高齡老臣、八旗勛戚迅速清除出重要崗位，拔擢家世相對簡單的少壯派精英支撐新君新政。鄂爾泰、李衛、岳鍾琪等人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異軍突起的。如鄂爾泰出身滿洲中下級文官家庭，雖然夙有雄才大志，但中舉後常年徘徊在四五品閑散京官的位置。在康熙六十年四十二歲生日時，他曾感嘆：「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而在雍正帝即位以後，僅用了三年時間，他就坐上了雲貴總督的高位，全面主持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李衛的出身更加糟糕，是被士大夫鄙夷的捐納人員（即花錢買來的官職）。雍正元年，李衛在戶部獲得怡親王允祥的青眼，一經引薦，即外放雲南鹽驛道。雍正三年，年僅三十八歲的李衛就擔任了浙江巡撫，兩年後授為總督。即便在權力穩固之後，雍正帝仍然堅持破格任用青年才俊的原則，乾隆年間的名臣尹繼善、陳宏謀、劉統勛等人都是雍正初年的進士，雍正末年已經做到二品高官。
第三，對賞識的大臣充分信任，授以重權。史家多言雍正帝專制集權，事實上，他並非僅僅個人熱衷攬權、獨斷，而是在理念上推崇權力集中於精英人才帶來的行政效率，而極端厭惡各個層面上的推諉、掣肘、議而不決。對於親信大臣，他不但肯於接受其意見，且信任甚專，樂於為其集權。如在改土歸流的問題上，他就自稱「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破例將鄂氏任命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雍正年間擬寫機密諭旨的工作則全部委託漢大臣張廷玉一人，日日獨對，毫無假借。
第四，喜好與自己欣賞的大臣、官員聯絡私人感情。雍正帝將他父親康熙帝發明的「密折」形式發揚光大，拋開內閣等機構，與中高級官員進行一對一、無障礙交流。這一時期君臣之間用密折交流的內容，與乾隆以後很不相同，基本不涉及普通的行政事務，主要用於探討軍國大事和聯絡君臣私人感情。此外，雍正帝很喜歡干預大臣家庭事務。有這樣一件軼事，頗能反映他的行事風格：雍正帝的寵臣尹繼善年輕有為，中進士之後六年就做到了江蘇巡撫。尹繼善的父親尹泰是康熙帝的老臣，並不受雍正帝喜歡，且早已退休在家。為了表示對尹繼善的恩寵，雍正帝復招尹泰出山，並提拔他做協辦大學士。尹繼善是庶出，尹泰家法森嚴，兒子做了高官，可其母在尹家仍然沒有地位，做著端茶倒水這樣卑下的事。一次尹繼善回京述職，雍正帝特意問起他母親有沒有受到封誥。尹繼善欲言又止，很是為難。雍正帝當即表示：朕已經明白了，你是庶出，嫡母受封，生母未封，你放心吧，我這就下旨。尹泰知道這件事後非常生氣，責怪尹繼善拿皇帝壓制父親。雍正帝聽說尹泰的態度，更生捉弄之意，命人大張旗鼓到尹家傳旨，封繼善之母為一品夫人。又責問尹泰如不借繼善之賢，如何能夠入閣？繼善之生，難道不是其母的功勞？命尹泰當著一眾前來賀喜的命婦向繼善之母下拜道謝，再行夫婦合巹之禮。這樣一番出人意料的舉措自然令尹繼善倍加感激，此後更加盡心國事，成為一代名臣。
第五，恩怨分明，翻臉無情。雍正帝無忌賢之病，對有才幹有擔當的大臣不吝授以重權，而一旦對其忠誠度有所懷疑，則毫不留情，迅速轉恩為仇。他早期重用的大臣，如年羹堯、隆科多，一系妻兄、一系母舅，從寵信備至到百般羅織、使其身陷囹圄都不過一年光景。他在警告年羹堯時說：「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若倚功造過，必致返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遍觀他身邊的重臣，全恩者有之，反恩為仇者亦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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