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變法為何失敗？時人看時事

作者：史遇春

日暮江山的滿清統治，在政權末期，依然奮力掙扎，力圖挽回頹勢，但是，深入骨子裡的惡疾，已經積重難返。因為種種因素的合力作用，原本希望可以療疾的藥方，到了後來，都成了讓病情快速惡化的催化劑，結果卻加速了覆亡的速度。

在歷史的長河中，滿清統治末期的做法，並不可笑。所有掌握權力的集團，都想做到既要緊緊把權力捏在手中，面對權力的痼疾，卻又一分一毫也不願意對本階層的利益作出讓步和犧牲，結果往往是，權力丟了，利益也隨之衰減至消失了。

歷史是往複循環還是上升進步，就規律的實質層面看，有時候很難讓人弄清楚。

歷史的進程中，工具的確在進步，這是不容質疑的事實。

如果，工具的進步強化了對人的束縛與禁錮，那麼，試問，這究竟算不算是歷史的倒退？

庄生曉夢迷蝴蝶，想不清楚的事情，只能留給智者了。

歷史上的變法很多，有成功，也有失敗。

成功者當借鑒，失敗者當教訓。

時至清末，面對內憂外患，統治階層也進行了一些主動或被動的變法。但是，就最終結果看，還是以失敗收場。

那麼，清廷變法失敗的原因何在呢？

僅僅是內憂外患的問題？

僅僅是人的問題？

或者還有別的什麼問題？

下面，就看看時人是怎麼看待清末變法失敗的。

清人胡思敬《國聞備乘》卷四《主持新法罪魁》中，對此有他的看法。

胡思敬認為：自古及今的變法，必須有一位獨攬大權、行事專斷、強悍有力的人來主持，他還列舉了歷史上變法的例子：

一是秦國的衛鞅；

二是漢朝的王莽；

三是宋代的王安石。

先不論以上三人變法的成效如何，僅就胡思敬提出的變法主持者的條件看，這三人的確是符合的。

當然，以上三人雖然都符合胡思敬所說的條件，但是，他們還是略有不同：

衛鞅與王安石背後，有掌握實權的主政者的強力支持；王莽可以篡漢建立「新」朝，他自己一直就大權在握。

清德宗光緒時期的變法，情況似乎有所不同，較為複雜。

先是張之洞提倡設立報館；極力主張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堂、派學生出洋留學。

張之洞之後，張百熙繼之。

後來，擁護推行變法的新黨，大都出自張百熙門下。

新黨出來擁護並參與變法時，曾經炙手可熱，傾動一時。但是，此時，變法的主持人物、精神領袖張之洞、張百熙二位已經死去了。

清廷預備立憲一事，主持最力者，是袁世凱和端方。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袁世凱曾參與倡議。

但是這一時期的丙午年【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袁世凱提兵進入京師，之後，他隨心而為，使得清廷的官制大亂；端方則專註於搜刮民財，肆意鋪張浪費。這二位通過學堂、報館、警察、新軍等名目，靡費的國家財政不知道有多少。

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底，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監國攝政王載灃主政，新任伊始，他便以「足疾」為名將袁世凱開缺。

清遜帝宣統元年（公元1909年）十月，曾多次承辦過皇室婚喪慶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籌辦慈禧太后梓宮移陵及相關事宜，但是在慈禧出殯之時，因拍照驚擾隆裕皇太后，被罷官。

這二位便退出了變法的舞台。

隨後的宣統初期，清廷在朝的官員中，沒有一位貴幸大臣能夠以掌握實際權力來主持變法的。

這一時期，像李家駒、汪榮寶、吳廷燮、曹汝霖、董康等人，雖然也曾號稱是變法者，但是，實質上，都是些阿附權貴、諂諛取容的人。這些人一旦失勢，也就如同失群的孤鳥一般。

變法所及的新政中，一些政策措施未享其利，弊端已經廣泛流布。這樣一來，變法在形勢上已經趨弱。

變法之中的利好大家還沒有認識到，變法之中的弊端眾人倒是了如指掌。

變法形勢的黯淡與新政之中的缺失，總督、巡撫心知肚明，政府全然掌握，監國攝政王也十分清楚。

那時的情況是，京師的朝中官員，三五人雜坐時，沒有不搓著手叱罵新政府的。

其實，仔細觀察，那些肆意謾罵新政府的人，沒有一個不是參與操辦新政的人。這些人，也沒有一個不曾享過新政的利好：

那些從東洋遊學歸來的人，口口聲聲謾罵的，都是留學生；他們一邊罵別的留學生不檢點，一邊自己四處鑽營、尋求美差；就這樣，他們還罵得悠然自若。

那些在清廷學部當差的人員，口口聲聲謾罵的，都是新學堂的制度章程；但是，這些制度章程，都是他們親自擬定、簽批、呈進並監督執行的；就這樣，他們也可以罵得泰然自若。

那些在新設法部做事的人員，口口聲聲謾罵的，都是新制定的法律；但是，在具體辦理案件時，他們卻從無異議，對新制定的法律照本援引不斷、仍然按照新制定法律的依章判決；就這樣，他們仍可以罵得坦然自若。

當日，舉國之人，大約都是如此這般，像蟬兒一樣竭力鳴叫，像沸水一樣喧騰翻滾，真所謂妖由人興。這也是末世社會的一大怪象。

袁世凱去職時，幕僚代他草擬的謝恩奏疏中有這樣的句子：

「屬當憲政垂成之時，正值兩宮升遐之日」

據說，袁世凱看完之後，驚懼異常，他馬上拿起筆，將「憲政垂成」四個字塗抹掉。

經過再三斟酌，在塗抹掉的地方添了「庶政待理」。

這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細節，但是，也可以從中得知，當日的預備立憲一事，大約也不是袁世凱真心實意的本初。想來，他也就是想要藉助預備立憲來翻弄手段、攪亂朝政、影響時局罷了。

己被罷黜之後，為了預防再起後禍，袁世凱一定要與預備立憲一事全然撇清，唯恐有朝一日因為自己這般書寫而讓自己坐罪。

胡思敬的看法大體如上。

不過，細細想來，人事的確重要，但是，人事肯定不是最根本的問題。關於變法，即便是有獨攬大權、行事專斷、強悍有力人來主持，但是，也只是變得一時，無法持久。不說別的，王安石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最根本的還是在體制……

（全文結束）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