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 | Lee Bul 我的宏大敘事

原標題：風格 | Lee Bul 我的宏大敘事

藝術家Lee Bul的作品詮釋了她對於烏托邦世界的探索。與Dior的最新合作系列Lady Dior手袋依舊運用了其作品中常見的鏡面元素，而手袋與烏托邦之間的聯繫是什麼？讓我們在她的作品中尋求答案吧。

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後現代思潮理論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對「 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這種總體歷史發展觀念進行批判。利奧塔棄絕宏大敘事的霸權，他說：「在不存在權威的地方存在權威，並給予這種權威以合法性，那麼他們就不再是在真正的思考。」他還認為後現代科學是在尋找悖論與未知性。

韓國藝術家Lee Bul

2005年，韓國藝術家Lee Bul開始了她的《宏大敘事》系列作品，並以《我的宏大敘事：石頭上的淚》（Mon Grand Récit：Weep into Stones）作為該系列的第一件作品（Grand Récit即為Grand Narrative的法語）。縱觀Lee Bul的作品，「悖論」與「未知性」似乎正是這位韓國藝術家的作品所具備的特性。當被問及《我的宏大敘事》這一名稱背後的含義時，她回答道：「我一直對20世紀初的烏托邦建築運動非常地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它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從這一意識的出現，到現實中意識的無法呈現，然後我們又去重構它們。不斷痛苦和反覆地構建未來的生活是我們天生的本性。」「Mon Grand Récit」顯然是對於利奧塔在討論不可能用「宏大敘事」的來敘述歷史時所用的術語的一種有意識調整。Lee Bul通過在這些作品的標題中加上前綴「mon」或「my」，試圖從過去宏大歷史的廢墟中拯救自我，或者說尋找自我。根據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觀點，當我們試圖去介入這種「不確定性」或是「未知性」，真正地改變它們，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幻想層面的時候，在變化發生前擁有一種烏托邦張力，擁有一種創造性的想像力和一股革命熱情是非常必要的。這一說法很好地解釋了Lee Bul在她的作品中表達的對烏托邦的著迷，亦可看作她將這種烏托邦張力作為自己創作的原動力的理由。「烏托邦作為對我們的信念的考驗，考驗我們如何離『完美』更近。當然，『完美』是一個可疑的概念，因為它也包含了『不可能』這一概念。但是這個悖論是它仍然提供了人類的生活和文明不可能沒有的東西。」Lee如是說。

《我的宏大敘事：石頭上的淚》

（Mon Grand Récit：Weep into Stones）

而Lee Bul是如何通過作品去探討烏托邦的？這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Lee在西方藝術界嶄露頭角是因為1997年在MoMA展出她的藝術作品《雄偉輝煌》（Majestic Splendor）——一條條新鮮捕抓的魚閃閃發光，被加上了精緻的亮片、珠子和金花。但這些展品在展覽開幕後不久便被撤除，因為這些精心裝置的生魚讓這座世界級的藝術殿堂充滿惡臭。故意也好無心也罷，Lee的這次以撤品收場的實踐將美的惡化這一短暫過程展現世人，彷彿在隱喻人類對於長眠於冰室並永葆青春的展望。1999年，Lee Bul與我們熟知的藝術家蔡國強在第48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上競爭桂冠之名，而結局我們都知道，是蔡國強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在那一屆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中摘得桂冠。這可以說是Lee兩次不太如意的經歷。

《雄偉輝煌》

（Majestic Splendor）

Lee最出名作品之一肯定少不了她的《賽博》（Cyborg）系列雕塑。該系列從1997年開始，它們的形態大部分是被懸吊在天花板上（當然也有少部分是被基底托著），而雕塑本身全部都缺胳膊少腿，初看有些許《斷臂維納斯》的輪廓，但觀眾會立刻被眼前這些身穿鎧甲或是被安裝了機械殼的無頭類人雕塑拉回至Lee的主題——人類長久以來渴望超越身體局限，為了更完美的自身，人類有了整形，生物基因科技，以及產生了至今仍未被合法化的克隆技術……這些都暗示了人們對這種未來主義形式的渴望。但假設真的有這樣完美的被造物存在，我們又該如何區分「他們」與自然人呢？Lee似乎沒有這樣的擔憂，她說道：「我認為應該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待《賽博》系列，這一系列與我其他的作品都是現代性和建築理念的連續體。」

《賽博》

（Cyborg）系列雕塑

而在接下來的幾年的作品中，Lee更是不遺餘力地展示她對於烏托邦的探討與藝術實踐，並結合了她在建築與哲學上的才華，更宏大地展現其理念。其實也可將這一系列看作是Lee的作品的分水嶺，先前她的作品更作用於個體，而在這之後的裝置，會更突顯其宏觀理念。如上文說到的2005年Lee推出的裝置作品《我的宏大敘事：石頭上的淚》——一座死寂的空城被架在無數鐵杆上，只有一座高聳的白色摩天大樓或是高塔拔地而起；高架橋從高塔的腰部穿出，繞過一片巨大的荒蕪之地再來到高塔頂端；高塔面向荒地的那一面還零散地插著其他同樣是白色的類似建築的物件；在高塔面向荒地的正背面，是一個廣告牌，用LED燈寫著「Weep into stones/fables in snow/our few evil days」。從側面觀賞這一裝置，再加之Lee表示對二十世紀初的建築運動感興趣，不難聯想到弗拉迪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作品《第三國際紀念塔》（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1919-1920），蘇聯人慾藉由此塔來向世界宣告這一高達400米的多功能塔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特別是巴黎那座324米高的埃菲爾鐵塔）都要雄偉輝煌。而塔本身的宏大規模與複雜的運轉模式在此不做贅述，總之，最終以完成草圖宣告項目結束。這一項目無疑是烏托邦的最好例證。不久之後，《我的宏大敘事》系列又迎來了第二件作品——《我的宏大敘事：由於一切》（Mon Grand Récit：Because Everything），若說前者是如休·費理斯（Hugh Ferriss）筆下的宏大建築藍圖，那後者便是註定一切慘敗的結局——白色高塔已經融化，覆蓋了當初的荒地並沿其邊緣流到地下；高架似乎更加過於複雜，只是斷了層；LED燈也永遠熄滅；此外，高塔附近的位置還雜亂地散落著一些粉色的融化掉了一半還剩軀幹的殘骸，像是兩種文明之間爆發了災難性的鬥爭後的現場。

《我的宏大敘事：由於一切》

（Mon Grand Récit：Because Everything）

在2007年之後，Lee的作品中開始出現破碎鏡面元素，這是她的另一種哲思的探究。打頭陣的是她那一年創作的名為《在布魯諾·陶特之後》[After Bruno Taut（Beware the Sweetness of Things）]的作品，該作品啟發自對玻璃著迷的陶特於1917至1918年創作的《阿爾卑斯山上的建築》（Alpine Architecture）——在高聳的阿爾卑斯山上建造著一座光芒萬丈的建築，即便千萬里之外都會被它的光芒照耀著。而Lee的這一作品像是一座巨大的，華麗而殘破的吊燈，從中部凸起幾個不規則的軀幹，而整個弔掛的裝置被覆蓋滿了鐵鏈鐵絲、水晶塊與幾何形玻璃碎片。藉助燈光的折射，裝置就像一個巨大的、幽靜的發光體。而這巨大的發光體又僅僅只有幾條鋼絲吊著，像是羸弱之軀支撐一個搖搖欲墜的盛世，或許這已然又是一具被摧毀的軀幹殘骸了。同年，Lee還有另一個裝置作品《Bunker》，一個如山洞一樣的裝置，外部覆蓋著黑色的亮面與如礦石般凹凸不平的一面，從入口進入到空間很小的洞里，內部覆蓋了破碎的鏡面。在此之後，「破碎鏡面」這一元素在她的多個作品中以不同形式出現，包括《否定神學》（Via Negativa，2012）、《地下室》（Souterrain，2012）、《內殿》（Cella，2013）……

《Bunker》

《Via Negativa》

《Cella》

當然，其運用鏡面元素的作品裡，還包括此次與Dior合作的這款手袋——銀色金屬效果皮革被許多不規則的幾何鏡面覆蓋，並且鏡面恰好錯落有致地在手袋每一面的縫線處留出一點間隙。鏡面之間的凸角處通過縫線被緊密連接，我們很慶幸這些鏡面不是被粗暴地粘附在表面。其實這已經不是藝術家第一次與Dior合作，Lee於2013年第一次參與到Miss Dior的展覽企劃當中，她對Dior的工藝師印象很深刻，特別是他們無懈可擊的工藝技巧，他們的創造性和努力能將一個抽象的形象打造成最終的產品。對於這一具有破碎鏡面效果的手袋，Lee解釋道：「就好比我的《內殿》的內部結構一樣，那是我為Lady Dior製作的一個雕塑，我試圖通過零碎的鏡面創造影響視覺、感官和心理層面的效果，置身其中彷彿就擁有無盡的思考、幻想、夢想、折射和擬像，而且同時一切又是不現實的或難以達到的。」

韓國藝術家Lee Bul與Dior的合作款手袋

是哪種無盡的思考？Lee提出了她的疑問：「看到鏡子里變幻無窮、支離破碎的自我，你還是否會自如地面對自己？」Lee的作品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立即能解決困境的方法，她只是通過作品讓我們自己來解釋與揭示各種敘事和寓言。烏托邦只是Lee所提供的一種情境，如同她反覆強調的那樣，「烏托邦作為對我們的信念的考驗，考驗我們如何離『完美』更近」。烏托邦可以是僭越現實的宏大空想，也可以是實踐的動力。自我意識如何在兩者的博弈中尋找到出路，才是Lee Bul的作品作用於我們的影響。

______________

採訪&撰文 | 朱東日Riri Chu

產品靜物圖| Mark Peckmezian

圖片提供|Dior

______________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