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帶著美國夢來到洛杉磯，那時的總統也是演員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一年前，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創造了當代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政治悲劇。對於他這次出乎意料的勝選，我們是否能夠從歷史中尋找到一些線索呢？

那一天，我搭乘的飛機飛越高山，在沙漠上空開始逐漸降低高度，距離洛杉磯越來越近了，在那座城市郊外的上空，我看到地面上點綴著無數形如腎臟的游泳池，這個畫面一下子把我記憶中的某個角落翻了出來。

30年前，我搭乘的飛機也是沿著同樣的航線飛抵洛杉磯的。我帶著一個英國少年對美國的美好憧憬來到了這個國家。在那個年紀，我一直對美國充滿了想像，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國家，更是我的理想寄託之地。當我終於走進機場的入境登記大廳，看到那位曾做過影星的總統面帶笑容的歡迎畫像時，說我對這個國家「一見鍾情」是不太準確的，因為美國已令我魂牽夢繞很久了。

英國廣播公司駐紐約記者尼克·布萊恩特2017年11月3日在BBC NEWS網站刊發文章：《當美利堅合眾國不再偉大》

在真正到達這個國家之前，我對美國的熱情早已被點燃——那些西部片、警匪片、《西區故事》（West Side Story）和《油脂》（Grease）這樣的愛情片，還有報紙上各種充滿英雄人物的美國漫畫。對當時那個16歲的我來說，紐約要比倫敦更有吸引力，我甚至能叫出很多美國總統的名字，而關於英國首相，我卻知之不多。就像很多剛剛來到美國的尋夢者一樣，就像很多熱愛這個國家的人們一樣，我對這個國家很快就產生了一種歸屬感（an instant sense of belonging）、一種由親切隨和、不拘小節的風土人情而引發的認同感。

80年代美國的繁榮的確名副其實：多車道高速公路、巨大的家用電冰箱、汽車影院還有那些免下車、「得來速」式的漢堡店。我喜歡美國的規模巨大，喜歡她的大膽自信，甚至喜歡她的混亂和嘈雜。在英國，很多人從很小的時候起就習慣於向命運妥協，而美國夢的力量不僅在於物質的誘惑，更在於那種可以掌握自己命運的心理滿足感。

在我的諸多美國同學們看來，向社會上層的流動並不只是一種按道理來說可能發生的事情，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在美國，人們內心並沒有英國人心裡對成功者的那種負面情緒，美國人覺得成功是奮鬥的主題而不是羨慕的對象。一個美國人看見一輛卡迪拉克汽車和一個英國人看見一輛勞斯萊斯汽車時的心態也是不同的。

1984年，洛杉磯舉辦了夏季奧運會。前蘇聯對這屆奧運會的抵制使得美國隊輕鬆地主導了獎牌榜。記得麥當勞當時還推出了刮獎活動（此次活動的策劃是在前蘇聯決定不參賽之前就完成的），如果美國隊在某些項目中贏得了獎牌，根據刮獎結果，人們就有機會免費享用巨無霸、可樂或炸薯條。在連續幾周里，我多次享受了免費的麥當勞大餐，那些高熱量食物支撐著我不斷發出「美國！美國！」的呼喊。

那是美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經歷了越戰、水門事件和伊朗人質危機的漫長國家噩夢之後，美國開始再次展現自己的活力。1984年不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預示的反烏托邦地獄，那一年是充滿著希望和樂觀情緒的。山姆大叔（當時似乎沒人太在意這個國家已被賦予了一個男性化的人格——原注）再一次由內而外展現出一種自信和滿足。

對數百萬美國人來說，羅納德·里根第二次競選的口號「黎明重現美利堅」（Morning Again in America）真是恰如其分。在那一年的總統大選中，里根以絕對優勢戰勝了民主黨對手沃爾特·蒙代爾，拿下了全美50個州中的49個，而且贏得了總票數的58.8%。其實，當時的美國政壇根本稱不上和諧。政府內部依舊是分裂的。共和黨人控制著參議院，而民主黨人則主導了眾議院。1980年，里根提出擴大「州權」的倡議，這在很多人聽起來就像是對民權運動的否定。這一倡議在某種程度上對里根的形象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

里根選擇費城展開了競選活動，但他的「費城」並非那座友愛之城，並非那座誕生了《獨立宣言》的美利堅搖籃之城，他將演說地點選在了三位民權活動人士1964年遭到白人至上主義者刺殺的地方附近。與尼克松相同，里根也在尋求自己的「南方戰略」，他也希望將白人對黑人地位上升的恐懼感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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