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榮昌：土地革命最經典之文物

原標題：洪榮昌：土地革命最經典之文物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布告》第廿七號

筆者收藏一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布告》第廿七號（以下簡稱「27號布告」），此報告是蘇區紙質文物中目前所能看到的最大紙幅，橫139厘米，豎65厘米，拿在手上伸長兩臂還無法完全展開。此布告的來歷，我曾經在《中國收藏》紙品專刊2016年第2期，以《喜獲紅色「官窯」》為題刊登過。當初，由於找不到文物修復部門，只好自己將殘件粘貼在白紙上，雖然能夠看出布告的大概式樣，但給人一個不完整感覺。

直到2017年8月，我認識一個廣州市專門做郵幣卡生意的陳蘇慶先生。在他的介紹下，通過微信和電話溝通，認識了廣東中泉收藏品修復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林世昌先生。在聊天過程中，我覺得林先生是一個既謙虛又非常有責任心的一個人。於是我將這件珍貴文物的修復任務交給了這位年輕有為的人。修復期間，林先生經常用微信聯繫我，徵求修補方案，告之修復進展，商量解決修復難題。期間，還邀請我赴廣州參觀他們的修復工作全部過程，親眼目睹技師們辛勤工作的場景，讓人感動之極。經過他們較長時間的精心修復，這件珍貴文物又恢復了原來面貌。

我非常喜歡這張布告，格外珍惜，因為它是土地革命時期最經典的一件紅色文物。

從1927年至1937年，中國的歷史稱之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國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與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之間的矛盾。土地革命戰爭之前，中國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大大小小的地主和土豪劣紳佔有，他們不勞動，以土地出租的形式，剝削農民的勞動成果。而農民，因為不佔有土地，沒有土地所有權，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終年辛勤勞動，缺衣少食，逃荒要飯，不得溫飽。這種極其不合理的制度，在中國自古以來已經存在幾千年了。雖然歷史上有不少農民起義，提出過「均貧富」、「耕者有其田」等口號，但由於受到歷史條件的限制，終歸沒有實現其提出的政治主張。只有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從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開始，才使「耕者有其田」成為現實，農民才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土地革命最主要、最直接的是土地分配問題。在怎樣分配土地問題上，出現過激烈的爭論，甚至出現過非常殘酷的鬥爭。這就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的鬥爭。從1927年「八七」會議到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是土地革命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里，各個根據地先後制訂了土地政綱和具體政策，有正確，也有錯誤，積累了些經驗。這一階段屬於摸索階段。從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1月，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強令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等一套過「左」政策，給革命事業造成很大損害。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到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是第三階段。這一段，總結了過去土地革命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教訓，逐步轉變了黨對富農和地主的政策，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得以貫徹執行。

很多人不知道當時是怎樣進行分田的，不了解分田為什麼這麼複雜。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於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八七會議」。八七會議將土地問題作為中心議題，把土地革命確定為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尤其是肯定了毛澤東同志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主張。會議以後，全國掀起了農民起義、農民暴動的高潮。毛澤東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去湖南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之後，建立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在井岡山根據地毛澤東寫了《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贛邊區的土地佔有狀況和農村階級關係，使土地革命運動的開展和土地政策的制訂有事實的依據。隨著游擊戰爭的勝利，土地革命運動逐步全面展開，縣、區、鄉都普遍設立了土地革命委員會．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分田。當時分田採取的方法是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土地，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1928年12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共九條十四款。這個土地法，由於經驗不足和受中共中央過「左」政策的影響，存在著三條原則錯誤：（一）主張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規定土地所有權屬於政府而不是屬於農民，（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原則錯誤，後來逐步改正了。儘管存在這些錯誤，這個土地法，在土地革命史上起過重大的積極作用，此後的土地法，大都是在井岡山土地法的基礎上根據實踐經驗不斷修訂而成。

同一時期，其他根據地，如鄂東、閩西、贛東北、湘西等，或先或後地開展土地革命，創造經驗，制訂各自的土地政策。1928年秋，鄂東地區提出「誰種誰收」的政策。1928年8月，鄧子恢、張鼎丞領導成立了永定縣溪南區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提出以鄉為單位，以原耕為基礎，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政策。

綜觀上述，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下達之前，各個根據地都在土地革命實踐中創造經驗，在探索中制訂政策，自然作法不一，爭論較多，主要表現在：（一）對小地主的土地沒收不沒收，是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還是沒收一切土地？（二）對待富農的策略是不是應當同對待地主有所區別，怎樣加以區別？（三）沒收土地以後，如何進行分配，是按農村人口平均分配，還是按勞動力分配？或者是按人口和勞動力兼顧的原則去分配？（四）土地歸誰所有，是歸農民私有還是歸政府公有？在這些重要問題上提法不同，主張各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大會，對於農民土地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討論，總結了經驗教訓，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和《農民問題決議案》，對於土地政策和鬥爭策略，作了許多重要的闡述和明確規定。從此，全黨對土地政策的若干重要問題基本上有了統一的認識，推動了土地革命運動更廣泛地開展起來。

興國調查 馮法祀 1951年

1929年4月，在毛澤東主持下又制訂了《興國土地法》，共八條。內容有一點重要的變更，就是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7月，在毛澤東指導下召開了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根據黨的六大關於土地政策及《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的基本精神，總結了閩西土地鬥爭的經驗，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等，在一些具體政策上有新的發展。對富農不沒收其土地，爭取中立；對小地主要沒收其土地但不要派款及其他過分打擊，以便集中打擊大中地主；對土豪地主反動派的家屬給生活出路；分田以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對商業資產階級的土地，必須沒收。這次會議除了土地所有權歸公和抽肥補瘦這兩個問題以外，由於貫徹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很快就在長汀、連城、上杭、龍岩、永定、武平六縣縱橫300多里內，解決了50多個區500多個鄉的土地問題，約有60多萬人得到了土地，農民生產熱情很高。

這一期間，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湘鄂西等根據地，都在貫徹六大的決議精神，制訂土地綱領和政策，開展分田運動。這時，中國革命開始復興，黨的組織和革命力量有了恢復和發展，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到1930年夏，全國工農紅軍已發展到大約10萬人，開闢了大小十幾塊根據地，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河南、安徽、浙江、陝西等十多省的100多個縣。

但六大規定的原則，並不完備，也沒有具體化，而且本身還存在著某些缺點，因而六大以後，又出現「左」的錯誤。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受共產國際「加緊反對富農」指示的影響，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方黨組織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

為了弄清中國的富農問題及商業狀況，毛澤東於5月間在尋鄔縣進行了周密的社會調查，寫了《尋鄔調查》。以及發表了《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木口村調查》、《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鬥爭中的錯誤》、《分青和出租問題》、《分田後的富農問題》等著作，回答了土地革命中許多具體政策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回憶說：「我作了尋鄔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僱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飢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僱農一定陷於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貧農與僱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後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

經過多次的探索、爭論，甚至是激烈的鬥爭，到1931年初，基本形成了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土地革命路線和各項基本政策。這條路線的內容，在當時，雖然尚未用文字概括出來，但已具備了雛形。這就是：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但是，很遺憾的是，這些土地革命正確的政策和路線剛剛形成，1931年1月7日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佔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土地問題上，否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這些正確政策，強令推行一套「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1931年11月，瑞金又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央提出的《土地法》，以法律手段，強令各地執行。要求在已經分田的地區，「如不合本法令者則須重新分配。」從此，逐步開展查田運動。把在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又給破壞了。

查田運動從1932年開始，直到1934年上半年，經歷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查田運動，是「左」傾教條主義的產物，在蘇區又進行一次重新分配土地。第二階段，毛澤東同志提出了許多正確的主張，起草了一九三三年兩個基本正確的重要文件，力求糾正「左」傾錯誤，正確地開展查田運動。第三階段的查田運動，兩個文件剛剛貫徹，提出了大批更改成分問題，「左」傾教條主義者就颳起一陣批判「翻案」之風，來一個大剎車，完全否定了兩個文件，竟然主張錯劃為地主富農的，不許更改，已經更改者，宣布無效，一律斥之為「翻案」，大興討伐之師。這就是查田運動的實際情況。開始及後面都是「左」傾，只有1933年中間這段時間，毛澤東同志提出了正確的主張。

毛澤東同志

1933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土地革命正確主張，6月17日至21日，中央蘇區召開八縣區以上負責人查田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查田運動的報告》。報告中指出：查田運動的步驟是：（一）講階級；（二）查階級；（三）通過階級；（四）沒收分配。為了正確分析農村階級，搞好查田運動，毛澤東還主持起草了《怎樣分析階級》這個文件，為八縣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所通過，作為解決實際的階級成分的標準。

為貫徹這個政策，毛澤東於8月作了《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並且把這一精神於9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名義，發出第二十七號布告，規定了十條辦法。10月10日，臨時中央政府還頒發了《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批准了《怎樣分析階級》作為劃分階級的標準和依據。這一個布告兩個文件，主要是為糾正當時查田運動中的過「左」觀點而發的，對於糾正過左錯誤起了積極作用。

之後，本應按照《怎樣分析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一些問題的決定》去檢查工作，實事求是的去糾正錯誤。可是，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人，並非如此。他們借口糾偏過程中出現新的問題，就颳起一陣所謂反擊「翻案」風，阻撓這兩個文件的正確執行。

總之，1933年，乇澤東對於查田運動提出許多正確的主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又公布了兩個基本正確的文件，發布了布告，對於糾正「左」傾錯誤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由於毛澤東同志當時在中央並沒有完全的話語權，所提出的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和政策，無法得到很好地貫徹落實，致使查田運動走了一些彎路。

如前所說，1933年9月1日臨時中央政府第27號布告，最突出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內容的正確性。布告的內容所反映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土地革命正確路線、方針、政策和方法。第二是時間的短暫性。布告發布的時間極其短暫，布告剛頒布不久，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就來一個大剎車，給否定了，所印發的布告自然通通地被銷毀了。第三紙張的特大性。布告在使用紙張上是前所未有的大幅，超過一張標準毛邊紙的長度，使用了粘貼的方法，再粘上半截紙，才使布告得以完整刊印。所以，這張布告是土地革命最經典的文物。

作者簡介：

洪榮昌，筆名：紅歌，福建省武平縣人，

大學文化。曾經種過田，當過兵，教過書。從政之後至正縣處級國家公務員退休。退休後任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副主任，票證部部長，全國大型文獻資料38卷《毛澤東像章選集》副總主編，《中國紅色收藏》雜誌執行主編，中國錢幣學會會員，《中國錢幣》雜誌特聘審稿專家，《中國收藏》雜誌學術委員，全國紙品聯盟指導委員會委員，全國錢幣聯盟紙幣委員會副會長，中國錢幣學會紙幣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紅色收藏鑒定師，評估師，福建省錢幣學會理事，龍岩市收藏家協會顧問，龍岩收藏文化研究會顧問，龍岩學院中央蘇區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武平縣博物館特聘研究員，武平縣慈善總會終身榮譽會長，慈善家。

從事收藏幾十年，涉及郵票、錢幣、蘇區文物、毛澤東像章等。對中央蘇區票證和錢幣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出版過《紅色票證》《紅色貨幣》《紅色收藏》《紅色糧票》（均是解放軍出版社出版，全國新華書店經銷）等專題著作。曾在北京、福州、遵義、廈門等地舉辦蘇區紅色文物展覽。其個人事迹在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福建電視台、《人民日報》、《閩西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華兒女》新聞網、紅色收藏網等多家新聞媒體介紹過，享譽全國。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國國家圖書館、全國各大圖書館以及美國哈佛大學等海外知名圖書館收藏。幾十篇學術論文被英國劍橋大學等國內外著名雜誌、網站刊登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