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興「文字獄」背後的文化心理探微

有清一朝，可謂中國曆朝「文字獄」最烈之時。因為清朝以一弱小之民族統治一具有數千年高度文明之龐大民族，以「文字獄」而震懾反清勢力，統一思想，維護統治，可視為歷史之必然。然清王朝的歷史中，順治、康熙時期的「文字獄」還只是個別現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時則成為一種暴虐的「制度」，而在「文字獄」中表現得最為癲狂的人物則是乾隆皇帝。

1753年，乾隆屢次到江南遊歷，民不聊生。江西撫州千總盧魯生假借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撰寫勸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內容有「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的為政之失，並對當時的朝中大臣進行了無情揭露，辭意悲切，全國廣為傳抄。案發後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1755年，內閣大學士胡中藻所著《堅磨室詩抄》中有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他故意把「濁」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測，處斬。廣西巡撫滿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詩唱和，在《塞上吟》一詩中稱蒙古人為「胡兒」，乾隆認為鄂昌自己就是胡兒，詆毀同類，喪心病狂，下令自殺。

1764年，秦州知州賴宏典向北京官員請託謀求升遷，信里說「點將交兵，不失軍機」，乾隆認為他明目張胆謀反，砍頭。

1778年，江蘇東台詩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早已去世，遺著《一柱樓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乾隆認為「壺兒」就是「胡兒」，顯然誹謗政府，嘲諷清朝沒文化。徐某剖棺戮屍，兒孫和地方官員全部斬首。

乾隆非常賞識內閣大學士沈德潛，作詩常請他刪改，乾隆作不出詩時還請他秘密代筆。沈德潛死後，乾隆命他的家人進呈沈的詩集，發現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詩也收錄其中，這對乾隆的虛榮心是一個極大打擊。恰好詩集中有詠黑牡丹一首，有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乾隆認為是影射入主中國的滿族為「異種」，下令剖棺戮屍。

1781年，致仕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銓所著書中自稱「古稀老人」，又有句說「為王者師」。乾隆說「我自稱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麼也敢自稱古稀老人？」下令絞死！

同時，乾隆擔心士人著作中的反動言論，因此下令對中國古代文化書籍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清查和銷毀，像顧炎武、黃宗羲、黃道周和張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違禁之列，這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啻於一場浩劫。

乾隆曾親言其行「文字獄」之因：「……乃近來多效漢人習氣，往往稍解章句，即妄為詩歌，動以浮誇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滿洲，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往複唱和，實為喪心之尤！……著將此通行傳諭八旗……倘有託名讀書，無知妄華，哆口吟詠，自蹈囂凌、惡習者，朕必重治其家！」

誠如我們所知，清代官方與民間史籍的「失真」程度，可以排在我國曆朝歷代之首。原因正是來自於清朝一朝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嚴酷、持續時間最久的文字獄時代。這種註定要被後人永遠詛咒的文字獄，在順治皇帝進入山海關以後，便初露端倪，在康熙皇帝時期鋒芒小試，在雍正皇帝手中頭角猙獰，而在自稱「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時代更是登峰造極。但是，「文字獄」何以於乾隆朝而為最烈呢？細讀乾隆之詩，細思乾隆之文，細究乾隆之事，乃深悟清朝入關以後所以大興文字獄者，實其於文化心理上之極度自卑所致。清朝開國之諸帝，努爾哈赤、皇太極尚未入關，於中國之文化不甚了了；入關後之順治、康熙二帝，忙於治國平天下，於中華文化亦未有深入研究（康熙一方面喜歡學習西洋之術以為炫耀，一方面其個性亦比較仁厚，是以未以大興文字獄為主要統御手段）；雍正帝雖常以中國文化為意，然其勤於政事，且柄國時短，亦未從文化上有所深入探究。獨至乾隆，自小便受教於漢人大臣，自小便深受中華文明之熏陶，稍長後更以即帝位之便（更因為長期執政），得以博覽群書，窮窺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是以觀乾隆一生，寫詩四萬餘首、提字上萬處（書法）、組織《四庫》之編纂以及南巡（遊覽中國園林藝術）諸愛好，實皆心慕華夏文化之具體體現。然而，一旦中華文明之博大精深與清朝皇族落後之歷史文化形成強烈反差，一旦朝野上下漢人們與生俱來的文化素養和他那狗屁不通的詩文形成巨大落差，乾隆帝之內心深處對中華文化的「羨慕、忌妒、恨」便會油然而生；而且，相對於乃祖康熙，乾隆的治理能力和統御手段相對無能，因此，大興「文字獄」以示威權，大殺文人士子以威懾漢人，便成了乾隆的不二手段。以此觀之，乾隆實為清朝一朝鮮見的「文化暴君」和「腹測小人」，而絕非「正史」所宣揚的「十全老人」和「盛世之君」。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