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寫作中的點滴心得
屈指算來，我在南京大學教書已有數十年了。任務多變，開過不少課，其中中國文學批評史課教了四遍，已經算是我開過的課中時間最長的了。
其間我寫了一篇論文《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本書《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兩本教材《中國文學批評重要專著篇目索引》和《文心雕龍解析》；後二者都沒有正式出版，要到將來空閑些時再來考慮如何加工問世。
現在一切都要講效益。回頭看來，這一時期的成果效益不差。《梁代文論三派述要》一文發表在《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上，並列作者都是老一輩的知名學者，如高亨、譚其驟、夏承煮、唐圭璋、唐長孺、俞平伯等，而我當時三十剛出頭，因此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開玩笑，說我是削尖腦袋往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隊伍里鑽的。其後台灣楊家駱將此文編入《中國中古文學叢刊》(世界書局)，羅聯添編入《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學海出版社)、《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學生書局)，改革開放後見到不少台灣朋友，好些人都一見如故，就讀了這篇文章。
《中國文學批評小史》的效益也不差。初版八千多冊，幾個月就賣完了。以後不少人來函索取，但已無貨供應。1 9 8 6年參加汕頭大學舉辦的韓愈國際學術會議，遇到新加坡國立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楊松年先生，承告已將此書列為主要考書。前年韓國學者多人前來南京大學訪問，漢城大學的李炳漢先生告知，他曾用此書作教材，其他幾所大學的教師也先後告知，他們曾用或至今仍在使用此書作教材。而在前年，韓國全弘哲等三位先生又將此書譯成韓文，已由該國理論與實踐出版社出版。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橫山弘教授以此作教材，指導學生譯為日語，且加註釋，最後由其審訂，公開出版。鹿兒島大學高津孝副教授也已將此書譯為日文，正謀求出版。
此書曾被台灣崧高書社盜版私印，韓國某出版社又據此私印。為了滿足社會上的需要，避免以訛傳訛，我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分別於去年與今年由台灣的麗文文化公司和瀋陽的遼寧古籍出版社再版。
此書為什麼具有這麼好的效益?分析起來似有一些問題可供他人參考。
首先是個定位的間題。不論做什麼事，總要先考慮對象，寫一本書，也應考慮對象是誰?文學批評史的讀者對象較窄，連本國一些大學裡的中文系都未必開此課，更不要說是中、小學或其他單位了。它的讀者只能是大學生和一些中國古典文學愛好者，以及部分文學理論研究者。但目下學習中文的學生各種課程負擔很重，不可能抽出時間來讀份量很大的著作。對此我還有另一種體會。年輕時讀書，總想找一本纖悉無遺的大書來看，依仗記憶力還好.可畢其功於一役。事後總結，往往效果不佳，讀後似懂非懂，記不下多少東西。後來明白，學習確是應該循序漸進，先把這一學科的基本問題弄懂記住，然後再求提高。貪多務得，往往欲速不達。目下有關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著作已有一、二十種之多，篇幅一般都很大，寫大書固有難處，但也有容易的地方。篇幅小的批評史，至今為數很少，也可見其難處。我的《小史》定位在「小」上，確是不夠大氣，但我追求的是「少而精」，或許正是在「小」上適合了讀者需要。有的朋友問我是否還有計劃擴展成大書，我可不想動，即使這次略作修訂，也不破壞原有格局。
對象既明，就得考慮他們學習時會遇到哪些困難?批評史中有許多術語，現在的人很難把握，這得想辦法解決。例如《古詩源》、《唐詩別裁》、《清詩別裁》的編者沈德潛屬格調派，這一名詞怎樣理解，李夢陽《潛虯山人記》中說：「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又《駁何氏論文書》曰：「高古者格，宛亮者調。」說明沈氏所追求的藝術境界，以及他所繼承的文學傳統，與七子有關。又如姚鼐在《古文辭類纂》的「序目」中提出：「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我解釋道：神當指精神，理當指義理，氣當指氣魄或氣勢，味當指韻味，格當指體式，律當指法度，聲當指調，色當指辭藻；並引謝應芝《蒙泉子》曰：「文以理為主，神以運之，氣以充之，醞釀以取味，抑揚以取韻，聲貴能沉能飛，色淡而不黯，麗而不耀。」這樣就可讓讀者自行研索，求得正解。我不太喜歡用理論界常用的術語象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等名詞去解釋，因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有時嫌不貼切。
有些風格方面的問題，更是抽象，難以把握，我就試用作品去印證。例如江西詩派中三祖之一的陳師道在《後山詩話》中提出「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不熟悉古代詩文作品的人.就很難理解，我就酌舉一些詩句作為例證加以說明，杜甫《即事》：「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是謂「拙」；陳師道《示三子》：「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曬」，是謂「朴」；薛能《自諷》：「千題萬詠過三旬，忘食貪魔作瘦人」，是謂「粗」，孟郊《秋懷》：「商葉墮干雨，秋衣卧單雲」，是謂「僻」。江西詩派刻意尋求的就是這類詩句，讀者自可玩味得之。
在歷史書中，我很喜歡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范老國學基礎深厚，文筆省凈，而又見解高，看問題一針見血。評論古人，見說好說壞，態度鮮明，不迎合世俗之。我在寫作《小史》時.頗欲效其筆法，只是限於水平，而又受到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有的地方批評古人過嚴，例如對江西詩派與黃庭堅的評價就有片面之處。這次修改，適當地做了些糾偏的工作。
文學批評史是建立在歷史、文學史、文學理論等多種學科之上的一門科學。由於中國古代文人往往兼作家與理論家於一身，專業的文學理論家很少，純理論的著作也不多，因此批評史上的思瀚起伏，流派紛爭，都應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結合文學史而進行闡發，這樣或許更切合中國的實際，寫起來也有血有肉些。當時感到中國的歷史那麼長，要想理清文論的歷史發展線索，如何下手，很費斟酌。記得曾經擬過幾個題目，對每一個時期文壇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剖析，或許能夠執簡御繁，先把古代文論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的輪廓勾勒出來。我為先秦擬的題目為「儒道兩家對文論的影響」，兩漢擬的題目是「王充與兩漢文風」，魏晉南北朝擬的題目是「梁代文論三派述要」，唐代擬的題目是「元和文壇的新風貌」，宋代擬的題目是「北宋文壇上的派系與理論之爭」，明代擬的題目是「王學左派影響下的文壇演變」，清代擬的題目是「新舊交替過程中的王國維」。後因文革陡起，這項計劃無法實現，寫好的一些稿子，只發表了一篇《梁代文論三派述要》，文革之後又發表了《王充與兩漢文風》、《北宋文壇上的派系與理論之爭》二文。《元和文壇的新風貌》一文，還是為了籌備唐代文學國際會議而重新寫作的。
由此可見，我在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時，重點放在考察文學流派的遞嬗興替上。我很注意產生各種理論的時代思潮，分析理論之間的繼承發展關係，把這放在文學史與大文化的背景下考察。論述的內容，不光限於傳統的詩文，明代之後，著重介紹小說、戲曲理論方面的成就，還有一章專門介紹有關民歌的理論。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關批評史的基本知識，似乎無所遺漏。
上面擬的題目，攤子仍然鋪得太大，無法在短期內完成。於是我又把魏晉南北朝和明代的文論列為研究的重點。前者上繼先秦，下開唐宋；後者則對近代文學起到濫觴的作用。若能研究好這兩個時期的文論，那麼對於其他時期的文論也就融會貫通了。這種看法，我至今仍然堅持。
由於其時運動不斷，任務多變，涉獵此途的時間過短，因而好多計劃無法完成，只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論下了一些功夫，線索理的比較清楚，因而還能在《小史》中列出幾張表格加以表示。
我年幼時多病，高中、大學階段長期生肺病，因而體質很差。這時畢竟年輕，讀書還算用功，在這四、五年內乾的事確實不少。當時學生學習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熱情很高，而又苦於難以入門，缺乏合適的輔導讀物。剛巧我在1 9 6 3年時有一個學期輪空無課，我就利用這段時期，每天上午到南京圖書館去看書。這樣堅持了半年，也就編成了一本《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專著篇目索引》。
我對各種著作的版本初步摸了一下，挑選一種常見而又靠的列於首位，讓學生易於借閱。例如歐陽修的《歐陽文忠文集》，有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國學基本叢書，世界書局刊行等諸本，我把四部叢刊本列於首位，從中選出《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卷二)等詩文共十九篇，並在《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梅聖俞詩集序》、《送徐無黨南歸序》、《答吳充秀才書》、《答祖擇之書》等文之前加圈，表示這些文章尤為重要。我還在《水谷夜行寄子美畏俞》下提示程千帆、繆現《宋詩選》(古典文學出版社)有注《悔聖俞詩集序》下提示王水照眾《宋代散文選注》(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文學教研室《歷史文選)(中國青年出版社)有注，《送徐無黨南歸序》下提示黃公諸《歐陽永叔文》(商務印書館學生國學叢書)、高步瀛《唐宋文舉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有注，《答吳充秀才書》下提示王煥鑣《中國文學批評論文集)(正中書局)有注。最後我又加按語曰「歐陽氏詩話後來通稱《六一詩話》，單行者有歷代詩話本、叢書集成本等多種，近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鄭文的校點本，最便閱讀。」其他著作的介紹也大體如此。
這份教學輔導材料.當然談不上有多高的學術水平，但頗適合學生自學需要，因而有其價值。而我通過這番踏實地閱讀原作，也就對批評史的內容了解得具體多了。這對我後來寫作《小史》，無疑有很大的好處。
八十年代以來.我的研究重點轉移，古代文論方面的研究不得不暫時放下，但迫於形勢，有時也不得不重彈舊調。例如1 9 8 4年時復旦大學舉辦《文心雕龍》國際會議，我應邀參加。會議規格很高，與會者很多是中、日兩國與香港地區負有盛名的《文心雕龍》專家，我則過去從未寫過有關《文心雕龍》的文章，這次濫竽充數，可也不能太辜負邀請者的盛情，於是我在舊稿的基礎上，寫了一篇將近兩萬字的論文《劉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說述評》。羅宗強教授於1 9 91年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國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會議上還特別提到此文，作為研究劉勰理論特點分析深入的範文而推舉。我想此文要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也就是從劉勰《文心雕龍》的文本出發，而不去學過去與目下理論界常見的工作方法：介紹一些蘇聯的或西方的文藝理論來指引，然後徵引《文心雕龍》中的文句為例證，從而構成一些與現代理論切近的論文。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概括和提煉，《小史》的寫作似有不同，實則同樣體現出我的個人特點，即以大量的文獻資料為基礎然後進行理論闡發。
周勛初. 《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寫作中的點滴心得[J]. 古典文學知識, 1995(5):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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