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副師長，一個是副班長，後來副師長當了元帥，副班長則當了國家主席！

（陳冠任原創，發表於企鵝號，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洗稿和抓取）

徐向前和李先念同為黨的第一、二代領導人。兩人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志同道合，情意真摯，相交60餘年，堪稱摯友。

兩人相識於1929年。當時徐向前由中央派到鄂東北，擔任紅31師副師長，時年28歲。李先念本是木匠，參加革命，正在紅31師第五大隊任副班長，年僅20歲。兩人由此相識。

之後，李先念奉命回到家鄉，擔任區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主席。1931年10月，他率300餘名青年再次加入紅軍，並任紅11師23團政委。從此，他就與徐向前在紅四方面軍一起戰鬥了。

此時，徐向前已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但他對李先念很器重。每逢緊急關頭，他就重用李先念打先鋒，遇到難事也與他商量。李先念從團政委很快升任師政委、軍政委，成為徐向前麾下的高級將領。他率領的紅30軍，一直是紅四方面軍最善戰的主力。而李先念又尊重、擁護徐向前，把徐向前視為方面軍的旗幟。每逢徐向前與張國燾發生爭論，他總是堅決站在徐向前的一邊。

1933年在川陝反「圍剿」作戰時，徐向前在東線指揮，李先念在西線指揮。萬源保衛戰勝利後，徐向前來到西線，準備吃掉敵主力。可是，他的戰法遭到張國燾的堅決反對。戰機稍縱即逝，徐向前橫下一條心，決定不聽張國燾的瞎指揮，並說：「這回就是犯錯誤也不聽他的，打完仗再說，我負責！」

李先念堅決支持他：「我們聽你的命令。」

徐向前當即下令李先念搶佔戰略要隘。李先念先敵一步，堵住敵人的退路，指揮全軍反覆衝殺，經—晝夜激戰，殲敵一萬餘人。在激戰時，他親自帶頭打衝鋒。

這次徐向前硬頂張國燾，是冒著很大風險的。但是，打了大勝仗，張國燾才無話可說。而徐向前此一戰打大勝仗，與李先念拚死而戰、通力合作分不開。

之後，張國燾搞分裂，李先念又堅決支持徐向前同分裂主義作鬥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

抗戰時期，徐向前前去太行山，擔任129師副師長；李先念受命回中原，組建新四軍第5師。兩人分手後，各自成為了一方軍事統帥。

新中國成立後，徐向前被授予元帥軍銜，在軍隊工作；李先念則在國務院，擔任副總理。1954年春，李先念從地方調北京工作時，第二天就去徐向前家。徐向前聞訊，幾次到門口迎接。見面後，李先念坦誠說：「中央決定我負責財政工作，我怕干不好，影響國家建設。」

徐向前熱情地說：「我了解你，沒做過財政工作，也難不倒你。」

後來，李先念果真幹得很好，擔任主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長達20幾年。

李先念儘管當了副總理，但還是把徐向前視為老上級，常去看望，並且對人說：「我一生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徐帥，教會我打仗，一個是陳雲，教會我管經濟。」

在「文革」中，徐向前被打成「二月逆流」，李先念不顧風險，多次去看望他，並為他說話。1976年10月，李先念參與粉碎「四人幫」決策，徐向前大力支持。

1983年6月，李先念當選國家主席，成為了國家最高領導人。但是，每遇重大問題，他還是不忘去徵求徐向前的意見。一次，李先念有事要徵求徐向前的意見，可是腰痛了，起不了床。徐向前聞訊，立即說： 「我去看他，他躺在床上也沒關係。」徐向前去了，李先念卻堅持起床迎接。一見面，李先念詼諧地說：「你看，你拄了拐棍，我也拄了拐棍。」

兩人肝膽相照，視為知己，無話不談。

1990年6月29日，徐向前病情危重，即將告別人世。李先念急忙趕去醫院探望。徐向前讓他坐到床邊，說了自己三條遺囑：「一不搞遺體告別；二不開追悼會；三把骨灰撒到大別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這個遺囑，事先他連對家人都沒說過。

李先念聽後，心情沉重，隨後對身邊的人說：「我也是這三條。」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去世，果真也是這三條遺囑，一字不多，也一字不少。

這就是一個副師長和一個副班長、一位元帥和一位國家主席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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