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滅佛有著怎樣的歷史背景？
中國歷史上有四次「禁佛」事件，分別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禁佛、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唐武宗李炎以及後周周世宗柴榮禁佛，被後人統稱為「三武一宗」四次「滅佛」。
魏太武帝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在宰相崔浩的勸諫下，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於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後，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衷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鍊，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後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後魏帝王容易接納。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從此篤信道教。
寇謙之的新天師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後，自然影響到佛教的發展，但當時太武帝對佛教並無惡意。後來，太武帝發現僧尼不守清規，幹些傷風敗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來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發現長安佛寺僧人與起兵反魏的胡人蓋吳有關，下令誅殺長安沙門。第二年，下詔各州殺僧人，毀佛像，禁民信佛。一時，北魏佛教受到摧毀性打擊而衰敗。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的「太武滅佛」。
然而，寇謙之對太武帝滅佛活動，不太熱心，甚至反對。他認為道教已處於國教地位，佛教已無力相爭，沒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處，根本沒有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釋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開始分家立派，畢竟還是一家。他更認識到以太子晃為首的鮮卑貴族崇佛抑道；排佛過於激烈，勢必影響政局不穩，不利道教。所以，對於執意滅佛的崔浩，多次爭辯利害得失，崔浩不聽。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來治國，削弱貴族勢力。
魏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魏太武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採納，但也由於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幸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後六年，魏太武帝駕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複發展。
北周武帝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是宇文泰的第四個兒子。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這樣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為什麼滅佛呢？其中的原因是複雜的。首先我們要回顧一下周武帝的出身。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際，曾要求宇文護輔佐少主，宇文護表面許諾。第二年，他立宇文覺為帝，建北周。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將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後，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武帝掌權之前，大權為宇文護掌握。宇文護大力推行佛道，因此當時的武帝也對佛道極力的推崇，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舉。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
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後，針對繼續發展的佛教實體，立即推行滅佛政策，毀寺4萬，強迫300萬僧、尼還俗，相當於當時總人口數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為國家編戶，這對急需兵源和財力的封建朝廷來講，其意義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北周滅齊乃至北周統一北方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佛道二教極度興盛的南北朝時期，周武帝獨樹一幟，毀佛斷道，但並不屠殺僧侶，顯示了其統治的高度靈活性。縱然周武帝個人十分認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當宗教的發展與國家機器的運作發生衝突時，他能清醒認識，挈重量輕，果斷抉擇而不拘泥於傳統，實為難能可貴。對比同一時期，即北齊、江左政權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視宗教特別是佛教過度發展給國家帶來之不利而盲目推動，更可襯托周武帝統治政策之靈活。
唐武宗
唐武宗會昌（841～846）年間之排佛事件。世稱會昌法難。
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敕迎佛骨（即所謂舍利）於鳳翔法門寺。先在宮中供養三天，然後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禮敬，從而再次掀起全國性的宗教狂熱。是時，「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資治通鑒》卷二四○)。
對此，韓愈從儒家立場出發，予以堅決反對。他上表認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國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說，佛教的流行使「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對封建統治有害而無益。他著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義，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於是他斷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諫迎佛骨表》，《韓昌黎全集》卷三九)並表示，「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正與憲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觸，且曆數前代奉佛之君運祚不長，因而招致憲宗的盛怒，欲處韓愈以極刑。後經裴度、崔群等人的說情，最後被貶為潮州刺史。
韓愈反佛是在佛教勢力達於鼎盛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為深刻的影響。史稱韓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他有感於安史之亂後藩鎮力量強大，中央政權削弱，又有感於儒學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寫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中認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傳播，才能有效地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凈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意思是說，佛教背棄綱常名教，有礙國計民生，不合文化傳統，務必予以排斥。
韓愈反佛的出發點和立論根據，是為了強化中央政權的政治經濟利益，確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會和思想問題要深刻得多。為了實現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口號，試圖以行政手段徹底廢除佛教。這一思想為此後唐武宗的滅佛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他所提出的儒學獨尊和儒家「道統」，則對宋代理學的形成有明顯影響。
憲宗在唐中期還算是個有作為的皇帝。此後朝政腐敗，朋黨鬥爭，國勢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數繼續上升，寺院經濟持續發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實力，加重了國家的負擔。唐武宗繼位後，在整頓朝綱、收復失地、穩定邊疆的同時，決定廢除佛教。他認為，廢佛是「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的唯一辦法。這是武宗決心滅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後，武宗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而趙歸真因曾遭京師諸僧的誚謗，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傳》卷十七)，這時便利用武宗對道教的偏信，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佛祖歷代通載》)。他向武宗薦引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以聲氣相求，同謀毀佛，加強了唐武宗滅佛的決心。
會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殺天下摩尼師，剃髮令著袈裟作沙門形而殺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三）。會昌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而「歸真乘寵，每對，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蠹耗生靈，盡宜除去。帝頗信之」（《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
唐武宗滅佛，實始於會昌初年，而至會昌末年達到高潮。早在會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違戒者還俗，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充入兩稅徭役」（《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為徹底滅佛作好準備。同年四月，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全面毀佛運動。僧尼不論有牒或無牒，皆令還俗；一切寺廟全部摧毀；所有廢寺的銅像、鐘磬悉交鹽鐵使銷熔鑄錢，鐵交本州鑄為農具。八月，下詔宣布滅佛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武宗本紀》，《舊唐書》卷十八)同時還「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
從會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違反佛教戒律的僧侶必須還俗，並沒收其財產。此後，武宗陸續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侶人數，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侶蓄養奴婢的數量，很多寺院被拆毀，大量的僧侶被強迫還俗。會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許供養佛牙」，同時規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終南山五台寺、鳳翔府法門寺等有佛指骨之處，嚴禁供養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錢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這些地方受一錢施捨者，背杖二十。到會昌五年（845），又開始了更大規模的滅佛。他下令僧侶40歲以下者全部還俗，不久又規定為50歲以下，很快連50歲以上的如果沒有祠部的度牒也要還俗，就連天竺和日本來的求法僧人也被強迫還俗。日本圓仁和尚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詳細記錄了這次「法難」的情況。 根據武宗的旨意，這年秋七月裁併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廢毀；下州寺院全部拆廢。長安和洛陽開始允許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後來又規定各留兩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師左街留慈恩寺和薦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莊嚴寺。天下各地拆廢寺院和銅像、鐘磬，所得金、銀、銅一律交付鹽鐵使鑄錢，鐵則交付本州鑄為農器，還俗僧侶各自放歸本籍充作國家的納稅戶。如是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武宗這次大規模的滅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廟4600餘所，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僧尼26萬餘人還俗成為國家的兩稅戶，沒收寺院所擁有的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沒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另外還強制大秦穆護、祆3000餘人還俗。武宗滅佛沉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增加了政府的納稅人口，擴大了國家的經濟來源。在「廢佛」的過程中，對其它外來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採取了相應的廢除手段。凡國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併撤毀；斥逐回紇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無從棲身，統統自盡；景僧，祅僧二千餘人，並放還俗。 武宗滅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種。主要原因是當時佛教的勢力非常強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說，佛教寺院的規模比皇宮還要大，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納稅，對國家財務是一個重大損失。同時僧人過多亦會影響生產活動，造成田荒民飢等後果，影響國家穩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擊佛教。由於毀佛成功，從而擴大了唐朝政府的稅源，鞏固了中央集權。
後周世宗
由於佛教寺院僧尼構成了國家財政上的負擔，世宗下詔禁止私自出家；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未受敕額的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處死。總計，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鍾、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世稱一宗法難。
第四次法難發生於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
相傳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鎮州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在這幾次滅佛事件中後周世宗滅佛，是最有影響的一次。其實五代十國時期，北方政權都前後採取過一些禁佛的措施，但其中周世宗滅佛則是比較大的一次。從現有的資料上記載，周世宗此次滅佛，並沒有大量屠殺僧尼、焚毀佛經，而是帶有一種整頓佛教的性質，還保留著很多寺院與僧尼。但由於整個中國佛教的發展，已經走向了勉強維持的階段，經過這一個打擊之後，就更顯得蕭條衰落了。在這一背景之下，三教之爭，就更趨於緩和從，這之後，儒佛道三教之爭，已不像過去那麼尖銳，也不像過去那樣明顯，雖然還是有，但相對而言，規模都比較小。
據以上史書記載「三武一宗」這四次滅佛的主要原因，各帝王動機不一，情況各不相同，但如出一轍。無非是政治原因；思想文化領域的衝突；僧團道風方面的缺陷；僧俗之間的經濟利益的矛盾方面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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