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西南聯大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一流？兩個字：自由

原標題：何兆武：西南聯大為什麼能成為世界一流？兩個字：自由

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

▌ 自由散漫的作風

聯大三個學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屬於國民黨直接控制的地區，本來就有自由散漫的傳統，到了雲南又有地方勢力的保護，保持了原有的作風。沒有任何組織紀律，沒有點名，沒有排隊唱歌，也不用呼口號。早上睡覺沒人催你起來，晚上什麼時候躺下也沒人管，幾天不上課沒人管，甚至人不見了也沒有人過問，個人行為絕對自由。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比如喜歡看的書才看，喜歡聽的課才聽，不喜歡的就不看、不聽。這個非常好，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有個叫鄒承魯的院士，以前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對生物化學非常有貢獻，60年代轟動一時的胰島素就是他們搞成功的。我看過一篇記者的訪談，記者問：「為什麼當時條件非常差，西南聯大也不大，卻培養出了那麼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簡單，就兩個字：自由。我也覺得是這樣。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麼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麼、聽什麼、怎麼想都沒有人干涉，更沒有思想教育。

比如那時候，什麼樣立場的同學都有，不過私人之間是很隨便的，沒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個系、各個級的同學都有，晚上沒事，大家也是海闊天空地胡扯一陣。有罵蔣介石的，也有三青團擁護蔣介石的，而且可以辯論，有時候也挺激烈。可是辯論完了關係依然很好，沒有什麼。記得有一次在宿舍里爭了起來，那時候正在徵調翻譯官，有的同學是自願的，可也有分派。比如哪一年級的哪一班全班都要去，那是強制性的，梅貽琦校長親自開會做動員。回來後有個同學就罵：「梅貽琦官迷心竅，這回可是大撈了一把，可以陞官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說：「打仗需要人，徵調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怎麼能那麼想呢？」於是我們就在宿舍里吵，不過過去就過去了，後來我們的關係依然很好。

學生的素質當然也重要，聯大學生水平的確不錯，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氣氛。「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不會相差太多，問題是給不給他自由發展的條件。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只會念經、背經，開口都說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當然，絕對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那會侵犯到別人。但是在這個範圍之內，個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在西南聯大讀過四個系，不過都沒念好。高中統考填志願的時候，我問一個同學：「你考什麼專業？」他說：「像我們這樣不成材的只好讀文科，你們念得好的都應該上理工科。」因為那時候都覺得，沒出息的才去念文科，這是當時的社會風氣，所以我一年級念的是工科，上了土木系。說來也挺有意思，中學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將來要學什麼專業，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築講話》，從希臘、羅馬的神殿，一直講到中世紀的教堂建築，覺著挺有意思，於是就想學建築。工學院一年級不分專業，學的都是機械系的公共必修課。比如初等微積分、普通物理，這兩門是最重要的，還有投影幾何、製圖課。第一學期我還挺認真地學，可是到了第二學期，興趣全然不在這些，有工夫都用來讀詩、看小說了。於是決定改行，把梁啟超的東西拿來看看，諸如此類，開始有意識地補充一些文科知識。

那時候轉系很方便，只要學分念夠了可以隨便轉，學分不夠也可以補，至多是多讀一年。我想搞文科，不知為什麼就選擇了歷史系。

我現在也八十多歲了，回想這一生最美好的時候，還是聯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

當然，那也是物質生活非常艱苦的一段時期，可是幸福不等於物質生活，尤其不等於錢多，那美好又在哪裡呢？

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有什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我上學的時候，這兩個條件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所以那時候，雖然物質生活非常之困苦，可是又總覺得幸福並不遙遠，是可望而又可即的。

▌ 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我們那時候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姚從吾先生的課我就不愛聽，他教歷史系的專業課，可我一直都沒上。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於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

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144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一定要通過的。比如一年級，文科生要學一門自然科學，學理工的國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個學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語或者第三外語，那就是選修了。

我上歷史系的時候，按規定，中國史必須學兩個斷代。至於哪兩個斷代，比如先秦史、秦漢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隨你挑。因為我那時候對中國古代史沒興趣，選的兩個都是近代的，一個是姚從吾先生的宋史，一個是鄭天挺先生的明史。姚從吾先生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怎麼樣，所以不想上他的課。姚先生還教一門史學方法，也是歷史系的必修課，我就聽過兩堂。總覺得沒什麼內容，簡直浪費時間，還不如我自己借本書呢，一個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學都不上他的課，姚先生也從來不點名。到了學期末，我們把同學的筆記借來看看，應付考試。可是後來姚先生到台灣，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後來的一批中年骨幹歷史學家都是他培養出來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見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鄭天挺先生原來是北大的秘書長，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鄭先生講得非常之系統，一二三四、ABCD，從頭講起。什麼政府組織、經濟來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學的課程提高了一個檔次，只不過講得更細緻。這種講法在聯大里很少見，當然也有優點，對於我們尚未入門的人可以有個系統的認識。可是非常奇怪，因為明史是歷史系的專業課，如果你不是學歷史的，並沒有必要上。理學院的不必說了，像文、法學院其他專業，比如經濟系的，你學明史幹什麼？除非是專門研究明代經濟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課。不然的話，比如你是學國際貿易的，學明史有什麼用？要按專業課的選擇標準，這門課頂多十來個人上，即便歷史系的學生也不見得必修。可是鄭先生的課非常奇怪，經常有上百人來聽，還得準備一間大教室。怎麼會多出這老些人呢？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麼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味。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徵博引，某某書怎麼怎麼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嶽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就這樣，整整講了一節課。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記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學都調去做美軍翻譯官了，所以班上七八個全是女同學。男生一共兩個，還都是去旁聽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振寧。陳先生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清華外語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還好。但他的課只從17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開始講起，按現在的教學方案來說挺沒章法的，不過這在當時沒人管。而且陳先生對戰局非常關注，後來還主持辦翻譯官的訓練班，所以他上課不是先講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小說，而是一上來就把新加坡失守之類的戰局情況分析一遍，內容也挺豐富的。

再比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並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後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在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沒有任何學歷，連中學都沒念過，並且當過兵。後來他到大學裡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值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聞一多的《詩經》、《楚辭》，還有朱自清的課我也去聽，不過朱先生講課不行的，較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屬於晚一輩的教師，作為詩人、作家，當時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學校里還不是正教授，講課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蘇海門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個同班同學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來就說：「卞先生的課呀，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也聽不懂。」這一點我非常理解，因為我趴著窗戶聽過他的課。他那中文實在是難懂，我想他那麼重的口音，英文發音也不會太好。不過，一個人說話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學識沒有關係，這是兩回事。我們一年級學英文都去聽潘家洵的課，潘先生五四時候就翻譯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們的時候總有五十來歲了。因為潘先生的專業課是語音學，所以他的發音非常標準，而且說得又慢又清楚，幾乎每一個字都能聽進去，我們都喜歡跑去聽他的課。

錢鍾書先生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似乎有點喜歡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另外，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沒有資格選這種專業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個。但是陳先生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那兒聽，我也夾在其中。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袱進來，往桌上一放，然後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因為他對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歷歷如數家珍，張口就是引什麼什麼古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麼什麼。如果按照解放後的標準來說，沒有任何教學大綱，完全是信口講，他的那種教課方式是不夠格的，但解放前允許這種講法。陳先生說話有口音，講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勝的那種教師。而且他講的那些東西太專門了，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陳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來是去英國任牛津大學的講座。因為德國剛佔領了法國，馬上就要打過海，英國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滯在香港。

▌ 茶館聽吹牛，里根掛二牌

我們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極差，尤其教師就更艱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馮友蘭，戰前一個月的工資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買一套四合院的房子。可是後來一打仗就不行了，每況愈下。從1937年打仗到38年、39年，物價顯著上漲，結果通貨膨脹，導致整個經濟崩潰，最後連吃飯都很困難了。

西南聯大時候，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間茅草棚，上、下通鋪住四十人，頗有點類似我們70年代五七幹校的宿舍。由於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學，個別有點錢的在外邊自己租間小房子住。還有的根本就在外邊工作，比如在外縣教書，到考試的時候才回來。宿舍里往往住不滿，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擠。我同宿舍里有一位，那是後來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

青年時期的汪曾祺（中）

他和我同級，年紀差不多，當時都十八九歲，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時候他頭髮留得很長，穿一件破舊的藍布長衫，扣子只扣兩個，趿拉著一雙布鞋不提後跟，經常說笑話，還抽煙，很頹廢的那種樣子，完全是中國舊知識分子的派頭。

當年的艱難，恐怕是今天難以想像的。不過好在不要錢，上學、吃住都不要錢。學生每個月靠「貸金」吃飯，而且不用還，這和今天大不一樣了。假如那個時候要收費的話，我相信絕大部分學生都上不了學。不但我們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包括楊振寧。那時候教授錢太少了，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數學系主任，他一大家子人，飯都不夠吃的，還上什麼學？學校不是做生意，不能因小失大。畢竟賺錢不是目的，為國家培養人才才是最大的收穫。

青年時期的楊振寧與鄧稼先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只有具備這兩個條件，人才真正的幸福。那時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生活非常之艱苦，可是士氣卻沒有受影響，並沒有一種失敗主義的情緒流行。大家總是樂觀地、天真地，並且理所當然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而且勝利以後會是一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聯大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背井離鄉，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學校里。而且因為窮困，吃喝玩樂的事情極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習，休息時就在草地上晒晒太陽，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門外有一條鳳翥街，街上幾十個茶館，大家沒事就去喝碗茶。其實喝什麼無所謂，無非就是茶葉兌開水，很便宜，大概相當於現在的一毛錢。有的人是真拿本書在那兒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闊天空說什麼的都有。最清楚記得有一次，我看見物理系比我們高一班的兩位才子，楊振寧和黃昆，正在那兒高談闊論，對著吹。其實我們也沒有來往，不過他們是全校有名的學生，誰都知道的。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到了。黃昆又問以為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一副很不屑的樣子，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這是我親耳聽到的，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

當時我就想：「年紀輕輕，怎麼能這麼狂妄？居然敢罵當代物理學界的大宗師，還罵得個一錢不值？！用這麼大不敬的語氣，也太出格了。」不過後來我想，年輕人大概需要有這種氣魄才可能超越前人。正好像拿世界冠軍一樣，下運動場的時候必然想著：「我一定得超過他，我一定能打贏他！」如果一上來先自己泄了氣，「哎呀，我不行，我不行」，那還怎麼可能打敗別人？科學一代一代發展，總是後勝於前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所依賴的基礎不同了。我們之所以比他們高明，是因為站在了他們的肩膀上，這是牛頓的話。牛頓花了前半生的工夫得出三大定律，可是今天的中學生聽老師講一個鐘頭不就明白了嗎？但我們不能為此就嘲笑牛頓。任何學術都應該，而且必然後勝於前，尤其對於那些有才華的人，他的眼界就應該比前人更高。假如只能亦步亦趨地跟在老師背後，什麼「字字是真理」，那是沒出息的表現。

再比如老友王浩，他是學數學的，後來是世界級的權威了，可是對哲學極有興趣。我跟他聊天的時候，他倒很謙遜，總說不懂不懂。可有時候聊著聊著，無意之中，忽然他就吐露出非常狂妄的話。比如我們談到某某哲學家，我說：「在這個問題上，這位哲學家好像沒有說得太清楚。」他突然來一句，說：「哲學總有講不通的地方，他也就只能這麼講了。」就是說，他沒那個水平，只能講到這兒為止了，結果把一個大哲學家說得好像挺不值錢的。我想，這些地方反而應該是一個年輕人必備的品質。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腳下，那就永遠也超不過他。自慚形穢的人，比如我，大概永遠不會是有為的。

那時候時常看看電影，而且也不貴，一個月總得看上兩三次。我在昆明待了七年，看了大概有兩百多場。當時有一家南屏電影院是新蓋的，設備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記得每次演電影之前先放一段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大家起立，接下來才是看電影。

電影分為幾種，一種是時事性的紀錄片。比如隆美爾和蒙哥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戰，片子很快就出來了。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也是馬上就公映。那次讓我非常驚訝的，就是羅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羅斯福才六十三歲，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應該是正當年的時期。可他衰老得不得了，簡直就是九十三歲，和不久之前判若兩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後沒幾天他腦溢血，突然就死了。另一種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寫二戰的，像《卡薩布蘭卡》（當時叫《北非諜影》）、《魂斷藍橋》。再比如《東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頂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第二年初美國就炸了東京，電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轟炸。還有一部電影講二戰海戰，看了以後我才知道，那些潛水艇里的人要時常照日光燈，補充一些紫外線。另一種是文藝片，比如《簡·愛》、《亂世佳人》，還有音樂片。像講小施特勞斯的《翠堤春曉》，音樂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學看了五六遍，裡邊的好幾個歌我們都會唱。《葡萄春滿》講的是舒伯特的一生，還有《一曲難忘》，寫肖邦的。演肖邦老師的是Paul Muni，演喬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演員。那個片子我也看了好幾遍，就是喜歡聽它的音樂。後來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嘯山莊》，當時譯為《魂歸離恨天》，那個也很好看。還有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的《蝴蝶夢》，都是當時有名的片子。

那時候的新片子非常多，里根的電影我也看了好幾部，在當總統以前，他是個二流演員。當時有個英國的著名演員叫Eroll Flynn，演了許多戰爭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絕望的旅程》，里根就在裡面給Eroll Flynn配戲，用京劇的行話講，是「掛二牌」的。當然還有「掛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據說當時擔任影片中譯名工作的是吳宓老師，大家都言之籍籍，不知確否。不過從某些片名來看，比如《卿何薄命》、《魂歸離恨天》，兩辭皆出自《紅樓夢》，很像是吳先生的風格。附帶說一點，當時的電影沒有配音，有些同學就是去學英語的。我作為歷史系的學生，也從電影里認識了一些具體的古代生活情況。比如Laurence Olivier、費雯麗主演的《漢密爾頓夫人》，描寫了特拉法爾加海戰，那在英國歷史上是非常有名的。還有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譯名為《絕代艷后》，即法國路易十六的王后。這些都豐富了我們的知識，同時也享受了美妙的藝術。再比如狄斯尼畫的Fantasia，用了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樂》等名曲伴奏，最後以舒伯特的《聖母頌》結尾。看過之後，真是令人仨月不知肉味。

轉自歷史學考研與就業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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