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論：庚子「歸政照會」的廬山真面目

關於庚子年五月「歸政照會」（或稱「洋人照會」「假照會」）的面目及其與庚子宣戰的關係，時人在當時及事後均有多種記述，其中尤以袁昶的《亂中日記殘稿》和惲毓鼎的《崇陵傳信錄》為詳。然在清宮檔案中卻少有印證，因而多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幾為學界聚訟的一樁公案，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定論。對於「歸政照會」的真實性，孔祥吉先生認為：「所謂江蘇糧道羅嘉傑傳送的『洋人照會』，各家的記載矛盾百出，紛紜雜陳，而在清宮各類檔冊中得不到任何印證，很可能是一起子虛烏有的事件。」對於「歸政照會」與庚子宣戰的關係，林華國和孔祥吉先生均力證宣戰是根據前線軍事發展形勢而定，惲毓鼎所記西太后被「假照會」激怒而決定宣戰的說法不實。揆諸時人各家記載，的確眾說紛紜不可盡信，然多家之筆亦有共識之處，應對史料進行堪比、分析以探求歷史的真相。「歸政照會」的廬山真面目若何？何時示之於眾？「歸政照會」來自何處？內容為何？「歸政照會」是否庚子宣戰的主因？筆者試圖在前人基礎上再做探析。

「歸政照會」公諸於眾的時間

由於諸家對「歸政照會」事件的記述，分歧迭出，多有抵梧，為防此事件流傳過程中的穿鑿附會、以訛傳訛，造成偽證層累，對於庚子事變之後的記載一般不予採用。本文主要考析庚子五月、六月時人一手的記載，按時間排比，以便堪比考異、追本溯源。

五月二十日（《葉昌熾日記》）：

即與漢於同車襆被至鳳石寓，適鳳石自內廷急召歸，喘息未定，雲皇太后、皇上召見六部九卿，云：「洋人要約二條，一天下兵權盡歸節制，一天下錢糧盡歸徵收，將不國矣，我不畏死，不走，爾諸臣有何良策？」東華門外洋人馬隊馳驟開槍，烽火騷騷將及宮闊，端王、瀾公、瀅貝勒、濂貝子主戰甚力，徐小雲、立豫甫兩公與廷爭，詞臣惲薇孫、朱占惟輩從而助之，皆不能奪。皇太后即命徐用儀等赴使館議款，其勢必將決裂，億萬生靈亡無口矣川。

五月二十一日（《惲毓鼎日記》）：

未刻，復奉旨入見；申刻，召對於儀鶯殿。上先話問尚書徐用儀，聲色甚厲。太后宣諭：頃得洋人照會，凡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盡收天下錢糧；一、盡掌天下兵權；其一未詳。（嗣聞系請太后歸政。後聞此四條照會，軍機、總理、北洋皆未見；詢之洋使，亦堅執並無其事，竟不知從何而來下……先面派徐用儀、立山、聯元往使館，諭以利害，若必欲開釁，可即下旗歸國。

從葉昌熾和惲毓鼎的日記來看，「歸政照會」是皇太后、皇上在御前會議上公佈於群臣的，但葉昌熾所記為庚子五月二十日，惲毓鼎記為二十一日。葉昌熾的消息聞自鳳石，即陸潤庠，時任內閣學士兼工部左侍郎，參加了二十日的御前會議，看起來似乎比較可靠。但對於二十日的御前會議，同為與會者的翰林院侍講學士惲毓鼎和太常寺卿袁昶有不同記錄。

《惲毓鼎日記》云：

拳民縱火焚大柵欄老德記，蔓延四方……未刻忽奉諭旨：著王、公、貝勒、大學士、六部九卿伺候召見。倉猝乘車由宣武門入西長安街，至西苑，皇太后、皇上召見於儀鶯殿。入對者約四十人，分數排跪，先叩頭謝賞墊。太后問：京城擾亂，爾等有何見識，各據所見，從速奏來。群臣紛紛奏對，或言宜剿，或言宜撫，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調兵保護。隨而派侍郎那桐、許景澄出京，勸阻洋兵；一面安撫亂民，設法解散。臣奏：宜調山東巡撫袁世凱速移兵駐紮京城，以備外人；風聞鑾輿有西幸之說，根本重地，萬不可輕動。太后力諭並無此說，因命樞臣暫留，群臣咸退。

《亂中日記殘稿》云：

午正，有旨命王、貝勒、大臣、六部九卿傳牌子（不用膳牌）預備叫起，冒暑（偕篔兄）往西苑。申初，隨班召見，慈聖再三諭爾等各抒所見。臣犯力言莫急於先自治亂民，示各夷使以形勢，稗折服其心，然後可以商阻夷使，添調外兵。辦法須有次第。佛諭：「現在民心已變，（指拳會）總以順民心為最要，汝所奏不合。」臣復奏：「變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殺為首要匪數十人，亂黨烏合之眾，必可望風解散，我自辦亂民，免致夷人調兵代辦，交鬨輦轂之下，則大局糜濫不可收拾。」佛不納。退復言於兩邸、榮相，若招撫拳會與董軍合勢，（旋聞庄邸雲，樞廷已辦交片，密令端邸、董福祥招撫拳匪）即使洗劫東交民巷，戰勝外兵，（聞洋兵千數百人，自楊村修鐵路，趨東安縣。）然開釁十一國，眾怒難犯，恐壞全局。慶神色沮喪，無所言，榮韙之雲，非我所能做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沈禍福，久置度外，亦不過為甲申年三月十八日之張要齋耳。是日派許景澄、那桐前往馬家堡以南，阻止洋兵入城，（並照會俄格使。）如不聽命，則立調董軍攔阻，再不服阻，則決戰。

袁昶和惲毓鼎對二十日御前會議所記甚為詳細，且有相互印證之跡，但在當日均未提及照會事。惲毓鼎作為會議親與者，應該不會把二十日會議內容誤記於二十一的日記裡面，且如若當日會議真提及照會事，充任總理衙門大臣的袁昶也不至於毫無提及。再看《葉昌熾日記》二十日所記，除洋人要約外，還有兩條。即徐用儀（小雲）、立山（豫甫）與載漪（端王）、瀾公等廷爭，惲毓鼎（薇孫）、朱祖謀（古惟）輩助之一條和「皇太后即命徐用儀等赴使館議款」一條。從袁昶二十日日記中「臣昶力言」，「臣復奏」，「端甚怒」等語來看，此日袁昶與載漪等發生激烈衝突。

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對此有詳細記載：

二十日，復縱焚正陽門西，火及城樓，二百年精華，一朝而盡。其時使館街西兵擐甲實槍，嚴守東西街口，如臨大敵。午刻，忽傳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見於儀鶯殿東室……太常寺卿袁昶在檻外，高呼：「臣袁昶有話上奏！」上諭之入，乃詳言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占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毓鼎與光祿卿曾廣漢、大理少卿張亨嘉、侍讀學士朱祖謀，見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議未得要領，亂且未已也。乃行稍後留身復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當剿……祖謀言皇太后信亂民敵西洋，不知欲倚何人辦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謀率然對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變，厲聲曰：「汝何姓名？」對曰：「臣為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來！」祖謀猝不能對。毓鼎應聲曰：「山東巡撫袁世凱，忠勇有膽識，可調入京鎮壓亂民。」

從惲毓鼎所記來看，在二十日的御前會議上的確有惲毓鼎、朱祖謀的助爭，但與載漪等廷爭的主角是袁昶而非徐用儀與立山。至於葉氏所記徐用儀、立山與載漪等人的廷爭，袁昶、惲毓鼎均未詳及，從事後一些記載來看，此爭的確發生過，但時間是在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由是可見，徐用儀、立山與載漪廷爭發生在二十一日，惲毓鼎、朱祖謀等人的助（袁昶）爭發生在二十日，葉昌熾把二十一日御前會議徐、立二人的廷爭，游移到了二十日的御前會議上。至於二十日葉昌熾所記「皇太后即命徐用儀等赴使館議款」一條，惲毓鼎和袁昶均記述明確，是在二十一日，葉昌熾記在二十日，顯然是誤記。由此可見，《葉昌熾日記》是把五月二十一日御前會議的內容，誤記在二十日了。綜合《惲毓鼎日記》二十日、二十一日及袁昶《亂中日記殘稿》二十日所記，基本可以斷定，葉昌熾所謂洋人要約，就是惲毓鼎所記的「洋人照會」，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宣示群臣的，葉昌熾記在二十日屬於誤記。至於葉昌熾為何誤記，從其日記中似乎可以看出蛛絲馬跡。由於二十日大柵欄發生大火，前門大街、西河沿、荷包巷一帶皆遭池魚之殃，造成京城人心惶惶，葉昌熾也頗為擔憂，忙於搬家。二十日「即與漢於同車襆被至鳳石寓」，二十一日再「出德勝門，先至北城兵馬司署吳麟書同年處卸裝，知伯葵寓萬興店，往訪之，並見陳夢陶，共商賃廟居之，議不能決」。可知這幾天葉昌熾是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慌亂之中出現了誤記，抑或日記為日後補記，因而出現了時間上的游移。

由上可知，《葉昌熾日記》所指「洋人照會」是在二十日公示群臣，不足為信，《惲毓鼎日記》記在二十一日，應該更為可靠。但身為太常寺卿兼任總理衙門大臣的袁昶在二十一的日記中並未提及此事，且袁昶的職位高於惲毓鼎，因而有不少學者據袁昶日記而認為惲毓鼎所記不實，成為否認「歸政照會」的力證。既然「歸政照會」在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宣示群臣，那袁昶在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對此毫無著墨，的確令人疑惑。對此，筆者認為袁昶沒有參加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據事變之後補寫的上諭，二十日的御前會議共79位臣工參與，袁昶、陸潤庠、惲毓鼎均在列。而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未有上諭記錄，從《惲毓鼎日記》和《葉昌熾日記》來看，惲毓鼎和陸潤庠應亦參與了，袁昶是否參與，且看袁昶十一日日記：

召對時，諸王貝勒，及崇綺等二十餘人，痛哭合詞面奏，雲非戰不可，皆主張端邸之說。兵枋不在小臣之手，疏不能間親，卑不能拙尊，你道生薑樹上生，都都平丈我，亦止得由你。

特派徐用儀、立山、聯元，前赴各外國使館擋阻洋兵。

江鄂督劉、張二公，合詞電奏，請剿邪匪，勿誤用撫。廷臣多然之，端邸等甚怫然。

旨命榮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保護各使館。

袁昶此日日記共四條，比之前一日日記中何時叫起，何時、何地隨班召見的詳細記載，內容卻十分精簡，對於御前會議內容的表述，更像是會後聽聞所記，而不是親身參與。且袁昶在日記中大發牢騷，「你道生薑樹上生，都都平丈我，亦比得由你」（「你道生薑樹上生」出自宋代程頤的《程伊川語錄》，原句為「你道生薑樹上生，我只得依你說」。「都都平丈我」亦是一典故，出自明代田汝成輯著之《西湖遊覽志余》，昔有宿儒過村社中，聞學童把《論語》中的「鬱郁乎文哉」讀為「都都平丈我」，知其訛也，校正之，學童皆駭散。時人為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鬱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袁昶借用這兩個典故來釋解自己此時的處境，所陳「治亂民、止洋兵」的正確建策不得採納，而主戰勢力大行其道，卻亦無可奈何，只得由他（載漪等主戰勢力）去。袁昶何以無奈至此？緣其此時已經被排除在和戰決策圈之外，不僅二十一日御前會議袁昶未能參與，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的御前會議袁昶也未參與。袁昶日記二十二日載，今晨許景澄、那桐準備復命（二十日被派出城勸阻洋兵，但為拳民所阻而歸），但未叫起。惲毓鼎載，二十二日，「酉刻，接知會，復奉旨入見。城門早閉，不得入，終夜旁皇（仿徨）」。可見，二十二日早上未叫起，但酉刻（17-19點）時，有一次叫起，惲毓鼎因城門早閉不得入而無所記，至於袁昶，從其日記中，也找不出其曾入見的痕迹。對於此次召見情況，從事後的記載來看，除載漪等主戰派外，與會者有聯元、王文韶、許景澄等人，其中聯元、王文韶二人有過諍諫，袁昶不在列。二十三日，袁昶日記載：

到署，始知朝議今晨決戰，命署照會各國公使，因彼水師提督，塞我大沽口門，占我炮台，飭各使限二十四點鐘內，下旗出京回國，已成決裂之局，無可挽回矣。

袁昶「到署，始知朝議今晨決戰」，可知二十三日的御前會議，袁昶也未能參加，決戰、逐使的消息是到署之後聽聞。查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的諸家記載，均未出現有關袁昶的記錄，亦可佐證自五月二十日御前會議之後，袁昶未曾參加事關和戰的幾次御前會議，受到排擠之態，已昭然若揭。袁昶被排擠當是因二十日御前會議上的表態，其力主治亂民以阻洋兵，致使「端（載漪）甚怒」。袁昶亦知言太激，自謂：「仆升沈禍福，久置度外，亦不過為甲申年三月十八日之張簣齋（即張佩綸，1884年中法構釁之際力主戰，甲申易樞後，外放馬尾，因戰失利而遭貶斥）耳。」但袁昶或許未曾料到，二十日的廷爭會招來殺身之禍，庚子六月，袁昶與同樣在御前會議上與載漪等人意見不合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均被問斬，此乃後話。

由是可知，袁昶在二十日的御前會議上由於主張治亂民，且言語急切，與載漪等發生衝突，受到主張借拳剿洋派的排擠，並未參加二十一的御前會議，因而當日對於慈禧太后在御前會議上出示群臣的「歸政照會」並不知曉，所以袁昶二十一的日記未提及「歸政照會」。當然，「歸政照會」既然已經宣示群臣，袁昶事後肯定有所聞，繼二十三日朝議決戰、逐使後，二十四日德使克林德被栽，中外決裂之勢已無可挽回，袁昶遂在二十四日的日記中，有如是評論：

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傑上略園相書，稱夷人要挾有四條，（相出示同列，其一條，稱請歸政，不知確否，各公使無此語，豈出於各水師提督照會北洋耶，北洋不以上聞，而羅輕啟當國者，此人乃禍首也）致觸宮閑之怒，端邸、徐相、剛相、啟秀等，又力主懲治外人，推抨之幾遂決。

孔祥吉先生認為，袁昶的「這段記載漏洞百出，實在經不起推敲」，並非出自袁昶之手。而戴海斌先生認為此「段出於袁昶手筆，括弧內按語系時隔不久後補記」。筆者認為，由於袁昶未在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第一時間聽聞太后宣示「歸政照會」，但在事後得知於二十四日補記，並就羅嘉傑上書與決戰的關係發論一番，亦在常理之中，並不突兀。

「歸政照會」的內容及來源

慈禧太后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把「歸政照會」示之群臣，那照會的內容為何？來源於哪？各家的記載也不一，對此，先看時人第一時間的記載：

五月二十二日（鄒嘉來函）：

洋兵修道來，聞距京漸近。各使以兵馬錢糧統歸管轄為要挾。上意如無挽回，願作背城之舉。宗社民生所系至重；云云。

五月二十七日（李鴻章收盛宣懷電）：

洋人照會，中國信用亂民，地丁、兵權歸洋人主政，兩宮不允，決計開仗。

六月初三（張之洞的坐探委員巢鳳岡電）：

聞各使出四款：一歸政；二糧稅歸彼管；三佛爺無論在宮在海，應用洋兵保護；四各國准參謀政府事。請旨，上主和，佛主戰。

時人當時對「歸政照會」最早的記載，是前面所述五月二十一日《葉昌熾日記》和《惲毓鼎日記》，葉記為「洋人要約二條，一天下兵權盡歸節制，一天下錢糧盡歸徵收」，而惲記為洋人照會，「凡四條：一、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一、盡收天下錢糧；一、盡掌天下兵權；其一未詳」。兩者所記內容相同之處是均涉及兵馬、錢糧兩條，均未提及歸政一條。二十二日，總理衙門章京鄒嘉來致函某氏，「各使以兵馬錢糧統歸管轄為要挾」，提及的也是兵馬、錢糧兩條。盛宣懷致李鴻章電內容也是地丁、兵權兩條（其消息源自「保定有電」，時間在二十日）。可見無論是惲毓鼎、陸潤庠（葉昌熾的消息來源）、鄒嘉來還是「保定有電」，最初聞知「歸政照會」的內容主要是兵馬、錢糧等，並不涉及歸政，其形式惲毓鼎與「保定宥電」稱「洋人照會」，葉昌熾記為「洋人要約」，鄒嘉來謂「各使要挾」。

「歸政照會」中歸政一條，出現於何時呢？如上所列，惲毓鼎二十一日日記中有：「嗣聞系請太后歸政。後聞此四條照會，軍機、總理、北洋皆未見；詢之洋使，亦堅執無其事，竟不知從何而來。」但顯然系事後補記。袁昶二十四日日記中所記：「相出示同列，其一條，稱請歸政，不知確否，各公使無此語，豈出於各水師提督照會北洋耶？北洋不以上聞，而羅輕啟當國者，此人乃禍首也。」也是事後補記。就目前史料來看，有明確時間記載歸政一條的是，六月初三日張之洞的坐探巢鳳岡電報中所提「一歸政」。至於惲毓鼎與袁昶是何時補記？還待考證，但至少在二十四日時，袁昶還不知有歸政一條。比起在天津收集情報的巢鳳岡，袁昶和惲毓鼎在京城應該能更早得知消息，因此袁昶得知的時間大體當在二十四日之後的幾天。那袁昶和惲毓鼎從何處得知歸政一條？袁昶記「相出示同列」，也就是從榮祿處得知。孔祥吉先生對此頗為質疑，認為：「眾所周知，榮祿富於權謀，城府極深，而羅嘉傑所呈書信，事關重大，榮祿怎麼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出示同列』」對此，筆者認為榮祿「出示同列」是有可能的，但不是在二十一的御前會議上，而是在御前會議之後。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里云：「惟既雲照會有四條，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後詢之榮相，其一勒令皇太后歸政，太后諱言之也。」或許正是在退班之後，群臣對照會的內容存疑，因而詢問榮祿，榮祿才「出示同列」。總之，袁昶和惲毓鼎均是事後從榮祿處得知有歸政一條後各自補入日記的。縱觀諸上史料，可知「歸政照會」的內容大體有四條，其中事關兵馬、錢糧和歸政的三條是比較明確的，至於惲毓鼎所記「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當為不實，但似乎並非捕風捉影。巢鳳岡致張之洞的電報中有「佛爺無論在宮在海，應用洋兵保護」一條，結合惲毓鼎所記，筆者猜測既然勒令太后歸政，這一條應是對太后歸政後的一種安排，或許是指明一地，令太后居住，惲毓鼎誤聽為皇帝。當然由於史料限制，此猜測還無法證實，但歸政一條得自榮祿是比較可信的。

那榮祿從何處知曉「歸政照會」的內容？多家史料均指向蘇松常鎮太糧儲道羅嘉傑。二十一日太后出示「歸政照會」，但群臣不知消息來自何處？惲毓鼎雲「群臣既退，集瀛秀門外，以各國照會事質之譯署諸公，皆相顧不知所自來。或疑北洋督臣裕祿實傳之，亦無之。」諸家史料中，最早指向羅嘉傑的記載見於袁昶二十四日日記中所記「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傑上略園相（榮祿）書，稱夷人要挾有四條」。可見至二十四日時，袁昶已經得知消息來源為羅嘉傑的上書。庚子六月，許景澄致函張之洞，云：

溯自拳民蔓布畿甸，自沫水而琢州，四月秒遂毀保定鐵路，五月毀及京津之路，榮相頗主持兵剿，適以足疾在假，雲門力贊之。而其時邸藩及諸大佬積憤洋人教民凌辱太甚，群快為義，日張文告禁止，而日益橫行都市。自五月望後遂有焚殺京城教堂之變；至二十日榮相得江蘇糧道羅家（嘉）傑密稱聞洋人將要求四事，此函遽以進呈，於是撫團攻洋之意遂決。是日派澄偕侍郎那桐迎前商阻續調進京之洋兵，次日行至丰台，為拳眾所攔折回（幾罹兇刀）。

函中亦稱「至二十日榮相得江蘇糧道羅家（嘉）傑密稱聞洋人將要求四事」，許景澄不僅與袁昶關係密切，而且與榮祿的幕僚攀增祥聯繫密切，有頻繁的書信往來，此消息應該從榮祿處得到確認，當為十分可靠。由此，基本可以斷定羅嘉傑上書確有其事，絕非「子虛烏有」。且此事在當時已經開始流傳，《高枏日記》六月二十二日載：

榮相初與某某等爭論不勝，適接江蘇候補道某函，送入，將以恫駭沮其謀，轉而歸剿辦之議也。不料送入，遂大怒決裂。後乃知使館並無照會到來。（尋常照會有格式，是洋字，非漢字，此次乃信函。）且送信之日，徐小雲尚書（徐用儀字筱雲）奉諭往使館，詰以何為續調兵。公使云：「初調四百，恐不足保護；再調三二百，亦只御亂民之來擾。中國與我們未失和，我等萬無它意。」

高枏所記為聽聞，其中所謂「江蘇候補道」當是指羅嘉傑（羅嘉傑實為糧道，記為候補道似為誤聞）。從高枏聽聞來看，至六月二十二日，京城士大夫圈中，對「歸政照會」的來源，已經比較清楚，實乃是羅嘉傑上榮祿信函，榮祿呈遞慈禧。那羅嘉傑上書又是從何而來呢？《榮祿存札》中收錄羅嘉傑致榮祿信札四通。其中第一通云：

嘉傑樗庸，自愧報稱乏長。天津兵釁既開，租界戒嚴，糧船無從出入。五月二十左右，拳民與洋兵接仗，炮火雲騰，槍彈雨下，局門以外，咫尺莫踰。不得已親冒鋒鏑，稟商裕壽帥會同浙省，請奏停運。率屬南旋，由山東旱道而行，於六月念七日到署，遵即趕將存滬余漕改辦河運。

從信函來看，羅嘉傑曾於五月二十日左右在天津親眼目睹，拳民與洋兵接仗的情形，由此推斷羅氏當在二十日之前已經抵達天津，如果羅氏此時密函榮祿，二十日榮祿收到來函是完全有可能的。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云：「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雲有機密事告急。」羅嘉傑是否遣其子送信，由於其他史料無記載，無從考證。但從羅嘉傑致榮祿的信函來看，其稟商裕壽帥（裕祿）請奏停運後，即率屬南旋，親自送信的可能性不大，且羅督糧有責，不會輕易擅離職守，為事出機密，遣其子是有可能的。

既然羅嘉傑致函榮祿，那羅氏從何得知消息呢？從「聞洋人將要求四事」來看，羅嘉傑是從洋人那裡聽聞的情報，羅嘉傑督辦漕糧從上海而來，消息也當來自上海。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如是云：

這個假情報來源實出自英商在上海所辦的英文《北華捷報》一九00年六月十九日（清歷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論。此文復於蒞日重載於該報周刊的《字林西報》。這篇社論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報社中華裔職工所獲悉，輾轉為羅嘉傑糧道所聞。他乃根據情報人員的謊報或誤譯，也或許是他自己為邀功而改頭換面、加油加醋，譯成漢文，便向榮中堂告密了。

羅嘉傑二十日左右抵天津，當時從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出的漕運輪船至天津尚需三四天的日程，換言之，羅氏得知情報當是在十六日之前。如唐德剛所言，這篇社論是洋人就北京拳亂事態發表的評論，雖然刊出是在二十三日，但之前應該已在上海洋人圈裡流傳，其中有「我們希望能使光緒皇帝複位」等表述，或許這正是羅嘉傑上書中，「歸政」條目的原型。總之，羅嘉傑所聽聞的消息絕非機密情報，因為當時在上海情報靈通的盛宣懷尚未獲知洋人有什麼要約，也不見得是來自某一固定消息來源，是時在上海的洋人圈子肯定存在著對北京政局的一些看法和議論，羅氏由於在上海招商局辦理漕運的緣故得以聽聞，加以整理點綴後形成情報以致函榮祿。

「歸政照會」與庚子宣戰的關係辨析

關於「歸政照會」和庚子宣戰的關係，流傳最廣的是惲毓鼎在《崇陵傳信錄》中的說法：

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蘇糧道羅某遣其子扣榮相門，雲有機密事告急。既見，以四條進。榮相繞屋行，旁皇終夜，黎明遽進御。太后悲且憤，遂開戰端。其實某官輕信何人之言？各國無是說也。故二十五日宣戰詔，不及此事。

此說最初被學者廣泛引用，據此認為「歸政照會」是庚子宣戰的主因。其中牟安世先生認為促使慈禧太后對外宣戰的主要原因是列強關於如何瓜分中國的四條意見，尤其是「勒令太后歸政」一條。後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質疑，認為軍事原因是庚子宣戰的主因。其中孔祥吉先生認為激怒慈禧的導火線是二十三日的杜蘭士照會，宣戰是二十五日誤聞了裕祿的大沽捷報。林華國先生認為「最初促使慈禧考慮對外抵抗的是西摩爾的進犯，最後促使慈禧下決心『宣戰』的則是列強強索和進攻大沽」。而對於兩種觀點，朱東安先生採取了兼容的態度，認為各國大量調兵進京是慈禧決定對外宣戰的軍事原因，「勒令太后歸政」是宣戰的根本政治原因。幾位學人各抒己見，加深了對庚子宣戰的認識，然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分析庚子宣戰的主因還需從當時人的認識入手，諸家手筆中，最早論及決戰原因的是袁昶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記：

決戰之機，由羅糧道嘉傑上略園相書，稱夷人要挾有四條，致觸宮閑之怒，端邸、徐相、啟秀等，又力主懲治外人，推抨之幾遂決。

袁昶此記所含信息甚多。首先是「決戰之機」，顯然袁昶認為至二十四日時朝堂已經做出了戰議。二十三日，其日記載，「到署，始知朝議今晨決戰，命署照會各國公使，因彼水師提督，塞我大沽口門，占我炮台，飭各使限二十四點鐘內，下旗出京回國，已成決裂之局，無可挽回矣」。可見，袁昶認為二十三日因得知列強對大沽的無理要求（裕祿奏報中轉呈了法國總領事杜蘭士的照會，各國要求交出大沽炮台，否則「當以武力佔據」），朝議已經做出戰爭決定，照會各國使館「下旗出京」，即所謂的「宣戰照會」，已經宣示了中外的決裂。

其次是朝堂決出戰議的原因，袁昶認為有兩點，其一是羅嘉傑的上書觸「宮鬧之怒」，其二是載漪（端邸）、徐桐、啟秀等主戰派「力主懲治外人」。此中緣由，袁昶、許景澄在致張之洞的信函中亦有詳細論及。六月初二日，袁昶在致張之洞的書信中云：「（五月）十七日以後，拳民在禁城突起滋事，天演貴胃、弘德師保，力主借拳滅洋，鉗榮相、慶邸之口，並造謠云：義和拳入禁城，先殺四人通洋者，榮相、慶邸、崇禮、竹篔，於是眾鉗口結舌，而宣戰之旨決矣。」天演貴胃當指載漪、載瀾等皇族親貴，弘德師保當指徐桐、剛毅等主戰大臣。由於他們力主「借拳滅洋」，鉗榮祿、奕劻之口，致使宣戰，也就是日記中所論及的第二條原因。同月，許景澄致函張之洞云：「至二十日榮相得江蘇糧道羅家（嘉）傑密稱聞洋人將要求四事，此函遽以進呈，於是撫團攻洋之意遂決。」許景澄與袁昶同為張之洞的門生，不僅政治立場相近，且過從甚密，此論當也為袁昶所認同，即日記中論及的第一條原因。除袁昶、許景澄外，從高枏六月二十二日日記中「適接江蘇候補道某函……不料送入，遂大怒決裂。」等語來看，他也認為是羅嘉傑上書致使了中外決裂。由是可見，至庚子六月，時人已經較普遍認為，羅嘉傑上書是庚子年中外決裂的主因。

那時人為什麼認為羅嘉傑上書是庚子宣戰的主因，上書又是如何變成「歸政照會」的呢？正如林華國先生所指出，「榮祿收到的只是羅嘉傑的密享，而不包括什麼「照會」，從高枏在六月二十二日日記中載，「後乃知使館並無照會到來（尋常照會有格式，是洋字，非漢字，此次乃信函）」來看，其在最初聽聞的也是使館有「照會」，後來才得知是上書。那「照會」之說是從何而來呢？就時人最初的記載分析，照會之說應來自五月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如上文所述，五月二十一日，慈禧在御前會議上出示群臣的當是榮祿呈遞的羅嘉傑上書，但無論是與會的惲毓鼎、陸潤庠（葉昌熾的消息來源）還是較早聽聞的鄒嘉來、「保定有電」均未提及上書之事，其形式惲毓鼎與「保定有電」稱「洋人照會」，葉昌熾記為「洋人要約」，鄒嘉來謂「各使要挾」。從四人的記載來看，慈禧在御前會議上宣布的當是有洋人照會或洋人要約，有要挾事等云云。由是可以斷定，慈禧太后在二十一日的御前會議上，把羅嘉傑上書出示群臣，但做了兩點改變，一是隱去了「歸政」一條，二是把「上書」說成是「洋人照會」。因而，庚子五月，羅嘉傑上書確有其事，但洋人並無「歸政照會」，把上書變成「照會」的恰恰是慈禧老佛爺。慈禧此舉所意為何？還需從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和羅嘉傑上書的機緣說起。

庚子年春，義和團自山東蔓延及哉輔，在「己亥建儲」後日漸得勢的載漪、徐桐、剛毅、崇綺等守舊勢力的庇佑下，在京畿迅速發展，至庚子五月已成熙攘之勢以至京城擾亂。在這種驟然緊張的形勢下，羅嘉傑於二十日上書榮祿，密稱洋人要求四事。羅嘉傑為何上書榮祿？《榮祿存札》中收錄羅嘉傑致榮祿的四通信函，其內容所談均為辦理漕糧的公務，可見兩人並無過多的私交，且身為蘇松常鎮太糧儲道的羅嘉傑為謀求補缺曾多方在朝廷活動，其此次密函榮祿的動機或許是為了攀結權貴以求升遷。其實羅嘉傑上書本身是無足輕重的，放眼史冊，像他這樣的投機鑽營、攀交權貴的底層官吏也並非少數，但其上書能影響朝局決策，實乃當時波橘雲詭政局下的種種歷史偶然。

首先是榮祿的抉擇。羅嘉傑作為小小的督糧漕運官，致函榮祿，內容事關歸政、兵馬、錢糧等國之重事，而榮祿宦海沉浮多年，做事老練沉穩，在軍機、總署、北洋均未聞的情況下，其顯然不會相信羅嘉傑的情報。但榮祿還是據以進呈，其中緣由若何？六月二十二日，高枏日記云：「榮相得此函，送入，將以恫駭沮其謀，轉而歸剿辦之議也。不料送入，遂大怒決裂。」顯然高枏認為榮祿送入的目的是恫嚇主戰派以剿辦義和團。其實，榮祿進呈上書，與榮祿對義和團的態度及其此時的處境密切相關。自甲午戰後，榮祿編練武衛軍，襄贊樞密，執掌政柄，深得慈禧信任，然戊戌政變後，榮祿與剛毅之間的政爭日趨激烈，加之建儲之後，端王載漪地位驟升，與剛毅、徐桐等沆瀣一氣，對主張剿團的榮祿大肆攻擊，使榮祿在中樞的處境已十分艱難。五月二十日，拳民縱火焚燒大柵欄，火勢延及正陽門，致使京城騷動，形勢一片混亂。榮祿在內謾罵曰：「這些王八旦，要把義和延入京，謂其能打洋人，鬧得如許爛。」王文韶勸曰：「現在但須先清內匪。」榮曰：「一言難盡。」據袁昶日記載，在下午的御前會議上，其建策受沮後，「退復言於兩邸、榮相，若招撫拳會與董軍合勢，即使洗劫東交民巷，戰勝外兵，（聞洋兵千數百人，自楊村修鐵路，趨東安縣）然開釁十一國，眾怒難犯，恐壞全局。慶神色沮喪，無所言，榮匙之雲，非我所能做主」。可見，此時而對得勢的保守勢力，榮祿已敢怒而不敢言。就在此之際，榮祿收到羅嘉傑事關歸政的上書，雖然情報來源不明，榮祿也並不相信，但情報事關歸政，榮祿正是在一籌莫展之際試圖利用此情報壓制主戰派，以剿辦義和團。當然，對於可能適得其反的結果，榮祿應該也有考慮到，惲毓鼎載「榮相繞屋行，旁皇終夜，黎明遴進御」，惲氏所記或許有誇張之嫌疑，但對於進呈羅嘉傑上書，榮祿內心應該是經歷了一番掙扎和抉擇。

榮祿進呈羅嘉傑上書的時間當是在二十一的早上，慈禧召見軍機時。上書進呈之後並未如榮祿所料「轉而歸剿辦之議」，慈禧的反應是「大怒」。大怒之後，經過一番謀劃，「復傳急詔入見」，召開了御前會議。慈禧把羅嘉傑上書「四事」宣示群臣，一隱去了歸政條目，二把「上書」說成「洋人照會」。慈禧的「移花接木」顯然有著非常的意圖，就是刺激主戰派，壓制主和派，統一群臣意志以開戰。惲毓鼎日記載：「（慈禧）復諭云：『現在是他開釁，若如此將天下拱手讓去，我死無面目見列聖！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他開釁」顯然指的就是「洋人照會」。在二十日的御前會議上，雖然主戰派佔了上風，但從會後清廷採取一面保護使館，一面令各路隊伍進京勤王的決策來看，慈禧是徘徊在戰和之間的。慈禧何以在一夜之間決心開戰，原因就是羅嘉傑上書中「歸政」一條的刺激。其實慈禧也未必相信上書的內容，但事情一旦涉及「歸政」就已經觸動了她內心最敏感的神經，大怒之下，心裡的天平自然就傾向了主戰一方。自戊戌政變後，保皇派及海外華商的「歸政」要求，就成為慈禧揮之不去的夢魘，「歸政」也成了慈禧「萬不能允之事」。種種跡象表明，對於涉及「歸政」的人與事，慈禧均痛下殺手。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十九日，張之洞侄婿朱延煦在寫給張的信中，云：

十月慈聖萬壽，海外華商公電祝嘏，並請歸政，爾時樞臣隱去「歸政」二字，追剛相還京，悉以面奏，於是有購逃一諭。

也就是在己亥十月慈禧萬壽之際，海外華商在保皇派的鼓動下，以祝壽為名要求「歸政」，剛毅回京後奏報，致使慈禧「大怒」，於十月十九日頒布諭旨，懸賞捉拿康、梁。並於同日向各省督撫頒發諭旨，稱：

現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氣壯，敵愾同讎，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預梗一個「和」字於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倘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畔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於口，並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苟能各矢忠君愛國之誠，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衝蹲俎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上諭中所指「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就是指歸政（庚辛議和中，慈禧反覆詢問奕劻、李鴻章外國所索條款中「有無萬不能行之事」，亦指歸政，可相互佐證）。如若強敵憑凌，「亦唯有理直氣壯，敵愾同讎，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可見，在局勢相對穩定時期，面對強敵「歸政」的要求，慈禧就有不惜一戰的決心。榮祿作為慈禧的心腹重臣，深知其中的玄機，其之所以敢於在此關竅點上做文章，當然是因為羅嘉傑上書中「歸政」的要求不屬實。但洋人要求歸政的謠言出現也絕非空穴來風，自然源於此時清廷在處置義和團問題上剿撫不定、措置乖張引起洋人的不滿，而阻止「歸政」從謠言變成事實的辦法就是剿辦義和團，這也是榮祿呈遞上書的初衷，或許在呈遞之際榮祿就有一番說辭。但在庚子五月，政局紛擾風聲鶴唳，主戰勢力空前強大，加之慈禧的歇斯底里心態作祟，一旦出現「歸政」的要求，形勢已非如榮祿所預判那樣剿辦義和團，反而是開釁勢在必行。由是可知，二十一日慈禧收到榮祿呈遞的羅嘉傑上書，其中的「歸政」觸宮鬧之怒，使原本戰和不定的慈禧決心開戰，出於統一群臣意志或均攤戰爭責任的考慮，慈禧在御前會議上把羅嘉傑的上書改頭換面以「洋人照會」的形式出示群臣。且慈禧的謀略收到了理想的效果，「群臣聞之悲憤，大半皆決戰意，端郡王、侍郎溥良言之尤力。太后復高聲諭云：『你們諸大臣均聽見了！我為的是江山社稷，方與洋人開仗。萬一開仗之後，江山社稷仍不保，爾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說是我一人送的天下！』臣等咸叩首言：臣等均同心報國」。至此，戰意已定。至於朝堂為何在二十三日才做出照會各國使館「下旗回國」的決裂之態，一方面是還有少數大臣如王文韶、許景澄對決戰持異議，更重要的是慈禧在上諭中所云「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二十三日慈禧收到裕祿奏報中轉呈的「杜蘭士照會」，要求清方交出大沽炮台，慈禧有了「釁自彼開」的說詞，因而斷然決定驅使、決戰。

至此，孔祥吉先生的質疑：「『洋人照會』不見諸軍機檔冊記載」，「『洋人照會』內容不見諸宣戰詔書」等，均可迎刃而解。庚子五月並沒有真正的「洋人照會」，所謂「照會」是出自慈禧的「別出心裁」，為決戰議而把羅嘉傑的上書改頭換面，以「移花接木」之法變成「洋人照會」。既然真正的照會不存在，當然不會見諸軍機檔冊，宣戰詔書。袁昶五月二十四日日記中所論：「推原禍本，蘇糧道羅嘉傑，秘稟大學士榮祿，所稱夷人要挾四條，多悖逆語云雲，乃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等日，慈聖所由激忿，王貝勒等眾情所由憤怒，兵釁所由驟開。」真可謂是誅心之論，一語中的。只是慈聖激忿的是羅嘉傑上書中的「歸政」條目，王貝勒憤怒的是慈聖移花接木的「洋人照會」。

來源：史學月刊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