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周恩來的幾次理論思考——三大改造時期
建國初期周恩來的幾次理論思考——三大改造時期
學習恩來
「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
對毛澤東關於基本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間估計，即所說「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周恩來做了靈活的解釋。他在1953年9月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這句話很活，十年，就是兩個五年計劃；十五年，就是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長的時間，就是四個五年計劃。為什麼說這樣活呢？因為現在各種條件還不具備。」「就是說，這個時間並不是很長，遙遙無期，但也不是很快。」他還風趣地講道：「在座的多數同志大概都可以看到，像我們這樣的人就很難說了。」他這時對過渡時期的估計，同此前對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的估計是一致的，認為時間要比較長。直到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掀起後的1955年11月中旬，周恩來仍然認為社會主義改造需要「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30
1955年11月底至12月初，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並以此為中心做好八大準備工作的意見。12月 5日，劉少奇在各省市負責人座談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31當時，周恩來也贊同了毛澤東的主張，並主動檢查旦承認政府各項工作都存在著「保守」傾向，說「客觀的可能超過於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32認為目前是「兩翼」推動「主體」，「一五」期間，不僅經過三大改造可以基本上「進入到社會主義的門檻」，而且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可能「提前完成」。33 12月下旬，根據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的形勢，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中進一步提出：要在1956年一年內基本完成農業方面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1959年或1960年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轉變，同時要提早完成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擴大和加快工業化及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同時，毛澤東還號召要「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341956年1月中下旬，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相繼宣布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
面對熱火朝天大辦社會主義的形勢，周恩來又進行了冷靜的思考。現在就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是否恰當？社會主義工業化能否提早實現？思考的結果是做了否定的回答（按：上面提到的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一文，也沒有提「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關於「提早工業化」問題的思考，我們從1956年1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起草工作中，可以看到如下過程：該報告的初稿、修改稿和1月14日的正式報告稿，都有「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提法。1月14日以後至1月30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之前，對報告稿再次進行修改，其中重要的改動之一，就是周恩來把「提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一段，改為「提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超額完成國家工業發展計劃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周恩來1956年1月30日向全國政協委員會二屆二次會議所作的報告，也有同樣的修改過程。改前稿：「有可能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正式報告稿：「有可能超額完成我國過渡時期的工業發展計劃和加速進行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
為什麼做這樣的改動？為什麼不能提「提早完成工業化」？周恩來連續在政協常委會、政協全國委員會、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作出解釋。大要為：工業化比三大改造困難得多，更需要時間與知識。35工業化是指工業產值佔到工農業總產值的70％，而隨著農業生產的提高，產值的擴大，工業化所要求的工業產值也要增多。經過計算，12年後可能還達不到70％。所以周恩來認為，還是「謹慎一點為好」，只能按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所說，擴大規模，加快速度，而「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36
與工業化問題相聯繫，周恩來也不贊成「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了」的提法，他講到「兩個過渡」的問題，一個是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當時進展情況，預計再有三年可以基本完成，「但並不是完全完成了」，「農業、手工業，特別是農業，要在三年內變成全社會主義化是不可能的」，私營工商業合營後要完成各種改造，也須經過一個時期。另一個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周恩來估計，有可能還需要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他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不僅要消滅剝削，還要消滅貧窮、愚昧，而我國剝削還沒有消滅、貧窮還根本沒有消滅，這時宣布進入社會主義，就會給人一種錯覺：「原來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所以，周恩來認為：「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提法，「不怎麼準確」，現在「只是開始進入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還是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長一點沒有壞處」。37
周恩來的這些思考和論述，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反對冒進。用工業化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又用一定的產值比例作為論定工業化的標準，這是當時考慮問題的方法和角度，同後來的認識相比，無疑帶有它的局限性（時過不久，周恩來在黨的八大所作的報告中，即已改變用工農業產值百分比來說明工業化的認識，而把工業化的「主要要求」解釋為「基本上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我們從周恩來當時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的求實精神。他再三強調要「冷靜算一算」，要「慎重考慮」，遠景計劃和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要「防止頭腦發熱」。也正是本著這種精神，周恩來在1956年堅持不懈地反對了經濟建設中的冒進傾向，並在反冒進中提出了既積極又穩妥可靠、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附註：
30《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22頁、第131頁、第226頁。
31 參見《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47頁；《周恩來年譜（1949一1976）》上卷，第524頁。
32 1955年12月5日在中央座談會上講話記錄。
33 1955年12月8日在北京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20周年和「一二·一」運動10周年大會上的講演。
34、 38《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24頁、第119頁。
35 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 543頁。
36 1956年2月8日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討論私營工商業改造問題時的發言；2月 6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17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37 1956年2月6日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第17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39《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6頁、第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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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責編：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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