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信任和託付的需、知、警——在毛澤東誕辰日的思考

2018（41）期

毛澤東對信任和託付的需、知、警——在毛澤東誕辰日的思考

文磬

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日。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其經歷中有很多可以再深探討之處，這裡願略作探究一二。

一、毛澤東早年的正確主張屢遭來自本方內部的挫折，並因此曾導致中國革命遭受巨大損失

這裡不妨回顧一些毛澤東早期革命工作中的若干「曲折」乃至磨難。在《毛澤東年表》等文獻中就有這些記載：

1927年8月7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9月，秋收起義受挫後，率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1月，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1929年6月，出席在龍岩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後，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圖：油畫《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毛澤東被指責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蘇區黨組織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贛南會議）上受到排擠，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

1932年，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毛澤東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進攻路線」，為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實際上，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內，「不但在實踐上發展了黨的第六次大會路線的正確方面，並正確地解決了許多為這次大會所不曾解決或不曾正確地解決的問題，而且在理論上更具體地和更完滿地給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根據。在他的指導和影響之下，紅軍運動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國內政治的重要因素。黨在白色區域的組織和工作，也有了相當的恢復」。（中共《關於若干歷史問題決議》）

在長征途中,博古、李德的指揮給紅軍帶來巨大損失,使紅軍自出發前的八萬六千人銳減至三萬多人。由毛澤東啟動而由王稼祥具體聯絡、發起的遵義會議，讓毛澤東再次回到領導崗位。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採用「兜圈子」的游擊戰術，避實就虛，迂迴穿插，指揮紅軍在運動戰中聲東擊西、以奇制勝。其中先後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最後巧渡金沙江，終於跳出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逐漸為黨內所共識。

圖：油畫《四渡赤水》

此後，毛澤東和中央紅軍還在長征後期，在與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會師後，險些遭遇張國燾這個黨內的「老資格」、擁兵自重者的挾持。

在延安，同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委派和蔣介石的邀請而「從天而降」的王明，又借著他的特殊身份,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其「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主張，直接導致新四軍發展畏首畏尾；而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則暫時處於守勢。直到王明的統戰之策沒有得到蔣介石的認可、受到越來越多的懷疑,而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來的有利於毛澤東而不利於王明的共產國際指示，才讓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批評。

到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風後，五十歲的毛澤東才成為在黨內有主導地位的「主席」。

二、毛澤東曲折的奮鬥經歷啟示人們：領袖確需獲得足夠的信任和託付，乃至高度的信任與託付，才能成就偉業

史實已經表明，是人民創造歷史，社會進步的源動力、偉力，來自人民；但從史實也能看到：有領袖的個人作用也舉足輕重，且確實比一般的個人要大。在一定時期內，沒有有預見和先知的「英睿者」，沒有人們對這些人的足夠信任和託付，人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不是嗎？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之前，特別是共產黨開展武裝鬥爭的早期，雖然毛澤東的主張正確，但由於人們認知不同，沒有認識到他的正確，使他的正確主張不能順利實施，並使紅軍的發展受阻乃至受損。

可以說，毛澤東的經歷及其成果，證明他的睿智、正確、先知。而他也需要獲得足夠的信任和託付，才能引導社會、國家走向成功、繁榮、發展。

圖：油畫《毛澤東在延安作整風報告》

三、毛澤東對信任和託付的需要和對「崇拜」的認知、應用與警覺

要領導眾人、凝聚力量干成大事業，需要獲得信任和託付。應該說，毛澤東從他的個人經歷，深深了解這一點。當然，對領袖過度的、盲目的信任和託付，也就是「崇拜」，也會對事業的發展和成功產生消極影響。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對信任和託付是有認知和需要的，對「崇拜」也是有認知、應用與警覺的。

毛澤東非常討厭「四個偉大」、「三忠於、四無限」等狂熱的個人崇拜，但他也曾經說過，個人崇拜是「為了打鬼，藉助鍾馗」。也就是說，毛澤東雖然有意識在利用「個人崇拜」中的「信任和託付」來達到其「反修防變」的目的，但他也比較清醒的認識到「個人崇拜」並不是好東西，搞「個人崇拜」到狂熱者更是需要警惕的。

可以說，毛澤東利用「崇拜」可能有某種不得已，但他從未放鬆對「崇拜」的警覺，直至生命終結，他仍對「崇拜」者保持著警惕，最終未讓抱有野心的崇拜者們得逞，做到了「大事不糊塗」——雖然，這個過程中有相當的不足之處並造成了不小的不利影響。

這就是中共歷史上第二個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同志「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當然，也如同《決議》所指：毛澤東的錯誤「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這個原因有：「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圖：油畫《奪取全國勝利》

可能應該說，領袖需獲得必要信任和託付，而「個人崇拜」中有「信任和託付」，加之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影響，使得「個人崇拜」有了存在和發展的空間。而對領袖過度的、盲目的信任和託付，(行此者，有真誠為事業的；也有為個人野心而別有用心的)，對領袖個人及其領導集體的健康的政治生活和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會有不良乃至嚴重的影響。

毛澤東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寫道：「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自己更是「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請求「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可見毛澤東的清醒。

應該說，也正因為有這份的清醒，毛澤東才能在有長期封建專制文化歷史影響的中國，在他人的崇拜之下，排除阿諛奉承，「大事不糊塗」，「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些都對後來順利地粉碎「四人幫」、開啟新時代，起了重要作用。

圖：油畫《開國大典》

今天，當歷史再次回眸這位偉人時，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

毛澤東在政權建設上，一個重要的心愿、目標和任務，是真誠的在「防變」（雖然當時的「防變」除了反腐敗，還有更濃重的「反修防變」，有因種種原因而有阻力，乃至還有被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的欠缺）。而這其中，有一根主線、一個實質，與我們今天的不忘初心、反腐敗、理政風這更精準的「防變」，是一致的。

以上文字不代表本公眾號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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