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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里書外的一脈相承

我們一家(攝於西嶽華山)

文 姜 洪

我的閱讀史,自然不能與大地方的人比。但書里書外,凝神靜思,孜孜不倦的父親的音容笑貌不禁浮上心頭。

於己而言,腹中這點不多不少的「存貨」,實乃父親之一脈相承。

父親的書箱,引發了我對閱讀的最初興趣

父親的書箱,最早其實只是一個深色篾簍。

20世紀60年代後期上學,識得幾個字後,我就在裡面翻呀找的。那裡面,公家發的政治性讀物居多。毛澤東著作甲種本或乙種本及單行本,《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關於胡風集團的幾批材料》。《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作者是幾個留蘇日本學生,豎排,繁體字,看不大懂。還有一本《新聞文選》,未署名,後來才知道,那其實全是毛澤東撰寫的各種新聞作品。進入七十年代,則有馬列的六本書,《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這豈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所能懂的。不過,其中關於林彪、「四人幫」集團的幾批罪證材料,卻好看;《五七一工程紀要》,簡直讓人讀得心驚肉跳。

父親後來念叨起年輕時讀過的書,常常提到一本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由此,我記住了白刃這樣一個名字,並知道了他還是電影《兵臨城下》的作者。我想,這也曾經是父親的書箱里有過的一本書。

時間進入本世紀,在舊書店裡,我見到了這本書。便買下,回父親家時帶去。但父親看了後說,這不是原來的版本。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5月新一版。

據該書作者說,新中國成立前,他將自己和周圍一些知識分子抗戰時在山東八路軍敵後根據地的經歷,通過思想改造的主題,寫成這部《戰鬥到明天》。但該書又是建國初期首批被批判的作品之一。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作者用一年時間重寫,放了半年多,又從頭到尾再寫一遍,於1958年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新版,恐怕又有改動。這樣一再的修改,與初版的原貌,想必已經相去甚遠。

父親後來有了書櫃。裡面有巴金、劉白羽的小說……都是父親年輕時讀過的。我私下猜測:只讀過幾年私墅的父親,年輕時,也愛好文學?

值得一提的是,書櫃里還有一本蘇聯作家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一度是蘇聯最暢銷的小說,據稱是繼《日瓦戈醫生》之後最重要的小說。書中,除莫斯科「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外,還出現了斯大林、基洛夫、奧爾忠尼啟則、日丹洛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形象,再現了三十年代蘇聯大清洗時代,首次真實大膽揭示了斯大林的內心世界,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這本書,父親年輕時不可能看到一一它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才出版。它在書櫃中出現,我想,也許是父親那一代人的「蘇聯情結」的迴響。

「蘇聯情結」後來我也有。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運行及其起伏興衰,總是讓人感興趣的。既然缺乏我們自己的敘述,只好求諸「野」——那是好大一個「野」。對閱讀的愛好就更不用說了。只是,今天,我已經不用從父親的書箱或書櫃中翻找書籍了,我自己有了更多的書——包括前蘇聯的書。但是,是父親的書箱,引發了我對閱讀的最初興趣及隨之而來的對文學的愛好,乃至對中國與世界、國家與革命的關心。

父母與家人

父親的借書證,為我開啟的一個新世界

父親給我一張借書證,大約是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

那是他在縣文化館的借書證:家裡的藏書,早已不能饜足我的閱讀慾望。

父親的借書證,不過是一張小小的白色卡片,紙質粗糙,鋼筆寫字,墨水馬上洇開。但就是它,為我提供了連接廣闊的外部世界的一條隱秘通道。

時值「九一三」事件之後,開始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小陽春。我正好趕上了!在文化館,我讀到了重版的賀敬之的《放歌集》,李瑛的幾本詩集,浩然的《艷陽天》,陸揚烈的《海防線上》、《在祖國的山南海北》……帶來一股奇異的滋味。當然,更多是「文革」以來新出版的作品,像《延安的種子》《映山紅》《司令員的發言權》等。還有外面進來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的畫報,翻譯的高爾基的自傳小說三部曲,蘇軍將帥回憶錄。之中,我最愛看朱可夫元帥的《回憶與思考》,什捷緬科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至於《畢生的事業》《戰爭是這樣開始的》《戰爭前夜的蘇聯海軍》等,那要到後來才讀到。館裡還訂了幾十種報刊,包括復刊的《人民文學》《詩刊》《大公電影》《人民戲劇》,還有上海出的《朝霞》《摘譯》《學習與批判》。

順便說一句題外話,奇怪的是,這些書刊,後來都不見了。只剩下一些當下「政治正確」、允許閱讀的書。一次又一次的時代變動,不僅拋棄了一些人,也拋棄了一些書。它們先是打包封存,後來乾脆消失了。歷史在圖書館裡終結了。

今天,如果回溯自己的精神發生史,進行所謂「知識考古」,我完全可以指出來許多知識的最初出處。最早知道嘉陵江、華瑩山、朝天門、白公館、渣滓洞,是在《紅岩》里;知道渭河平原、終南山,是在《創業史》;桂陽、南嶽,出自《歐陽海之歌》;完達山、四明山,出自《完達山中》《月牙彎彎》;青海的鹽湖、新疆的大尾巴羊,出自《在祖國的山南海北》……父親的借書證,引領了我精神的漫遊。

因為頻繁、大量的借閱,我引起了文化館余渭蓮老師的注意。幾年後,有一天,她問我:願不願意擔任館裡的義務管理員?哪有不願意的呢?當然願意!

義務管理員,讓我有更多機會讀書——包括偷閱內庫禁書。記得有一本是前蘇聯反特讀物《樹葉落了》,這個書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還記得1979年的閱讀。6月,我從館裡的《上海文學》上,讀到長詩《結局或開始》,它的尖銳讓人顫慄。之前,還在《詩刊》上,讀到短短的《回答》。一個名叫「北島」的詩人,就此進入我的視野。不記得是不是同一期,還刊登了一個短篇小說《天池淚》。題材是此前從未有過的——林立果選妃,結局是美的毀滅。後來聽說,這是賈平凹和另一位陝西作家化名寫的。8月,我在《詩刊》上讀到兩首政治抒情詩。頭條,是雷抒雁寫張志新的《小草在歌唱》,一個美麗的弱女子的毀滅,讓人唏噓動容;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被放到了本期中間,體現了編者的謹慎,但它還是引起更大的轟動,乃至風波。

就在那時,在圖書館裡我見到了《將軍》詩的作者、蒲圻——後來改名赤壁——籍詩人葉文福。他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回憶,當時他從西南採風回來,路過家鄉蒲圻,小住幾天,得知《將軍,不能這樣做》已在《詩刊》發出,一下子衝到圖書館。可我見到的詩人,並不像他說的那樣衝進來,而是很平靜(也許,在來的路上沖了一下?)。

現在,從我家後窗,每天都可看見當年的文化館的後牆,就每每想起父親的借書證,為我開啟的一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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