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縱火嫌犯終獲死刑，古代都怎麼處罰縱火犯？
2月9日上午，備受矚目的保姆莫某縱火案在杭州公開宣判。法院以放火罪、盜竊罪數罪併罰，判處莫某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罰金一萬元。
杭州縱火案嫌犯莫某
這是公眾期盼的那個結果，是「正義得到伸張」理論的體現。但審判結果不是簡單地附和大眾，所謂順民意而為之，而是嚴格按照法律，在充分聽取了被告人及其辯護律師的辯護後，經過認真審議的結果。法院特別針對「是否故意放火」、「是否及時施救」這兩個核心爭議點，在判決書中做了詳細說明。
首先在放火罪的裁定中，起初被害人訴訟律師提出的以「故意殺人」動機裁定嫌犯故意殺人罪，法院並沒有採納，原因是證人的證詞前後不符，有偽證之嫌疑。最後法院採納了公訴機關提出的「先放火再滅火以博取感激，騙取錢財」的作案動機，根據嫌犯供述以及現場證據來看，確實基本可以支持這一觀點，但杭州中院也特別說明，二審時可能出現任何不同證據，此是法律真相而非絕對的事實。
這裡大家就要問了，莫某不是想先放火再滅火嗎？她本意並沒有致人死亡和毀壞財物的故意，死人最多是無心之過，為何會以放火罪獲死刑呢？因為當前我國《刑法》對放火罪的界定為：明知有危害他人生命和對公私財產有重大破壞的可能，而採取了故意放火的行為，主觀上有放火的故意是裁定放火罪的重要準則和參考。放火罪作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多國法律都要求從重處罰。且莫某故意放火造成的損失超過了兩百萬，已經遠遠超過法律對重大損害的界限，被判極刑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在莫某和辯護律師的辯護中，提到了「莫某發現火勢難以控制，有第一時間報警並試圖營救被困人員。」這個虛偽的狡辯也在法院和消防隊、警察機關提供的證據面前不攻自破——原來莫某宣稱的立即報警，竟然比被困火場的女主人晚了近十分鐘，法官在宣判時也說，被告人以卑劣的理由故意放火，導致了被害人家庭的巨大損失。
可見，在現代社會，故意放火作為一種十分嚴重的刑事犯罪，縱火者無論做何等的狡辯，都必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受到法律的嚴懲。
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有對縱火行為都有嚴格的分類和刑罰界定，有專門的律令來管理「火政」。下面我們來看看中國古代都有哪些關於縱火的律例和刑罰。
據史料記載，早在黃帝時期，黃帝就提出了「節水火材物」的主張，實行了最早的用火管理的禁令。從殷商時期，國家開始用刑法來管理火政。著名的「殷王法」中記載著「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的刑罰，意思是如果有丟棄木灰或草灰在公共區域，引發了火災的，就要砍斷當事人的手。
周朝時，國家頒布了「火禁」，規定：二月勿焚山林。周朝的統治者還時常提醒民眾，放火燒荒有焚及山林的嚴重危害，如有違反者以嚴刑處罰。
秦律中，商鞅變法時期有「棄灰於道者黥」的記載，意思是如果有丟棄灰燼導致火災者，要在臉上刺字示眾，以示懲罰。1975年出土的雲夢竹簡中記載春季二月時禁止到山上砍伐林木，不準堵塞水道，不到夏季，嚴禁焚燒草木作為肥料。這些刑罰對犯罪的情況都分類詳細而清楚，可見秦代對火的管理是相當嚴格的。漢代對火政的管理基本延續了秦代的分類處罰規則，其中有「延燒一家斬五部都督」的規定，對失職的公務人員也做了相應的處罰規定。
到了唐代，律法對放火的刑罰有了進一步更細緻的規定。《唐律》中規定有笞刑、杖邢、徒刑、流放、死刑共二十等。其中有關於失火、放火的刑罰都收入了雜律中，《唐律》中還規定了皇陵附近不準隨便用火，以及對於失火、見火起而不救、能救而不救和故意放火等行為都做了嚴格界定，並制定了具體的刑罰來處罰這些行為，其中諸如「失火燒及田野者笞五十，延燒人家杖八十」等具體的刑罰尺度規定。
宋朝基本沿用了《唐律》中對失火和放火行為的刑罰。並且對涉嫌失職的官員處罰也較為嚴重，有降職甚至罷官等處罰規定。宋朝時還專門制定了軍隊救火方面的規定。元朝時甚至對百姓日常的防火也做了嚴格規定，規定如果有居民不常設救火器具，就會收到嚴厲處罰。
到了明清時期，基本都是在前文律法的基礎上刪繁就簡，對具體的刑罰做了界定和規範，尤其是明朝對司法程序也做了嚴格規定，規定審理放火犯罪時，一定要嚴格查實證據，充分聽取放火犯的自述，防止出現誣告和不實之詞等情況。
傳聞康熙皇帝對防火特別看重的原因，是因為在康熙18年，御膳房的六位宦官因為用火失當，導致皇城大火，把太和宮都燒成了灰燼。康熙皇帝因此大怒，下令處死了這六位宦官，其後又多次下達諭令，要求地方官員嚴查放火行為，一旦查獲，嚴懲不貸。
從古至今，歷朝歷代都對失火和縱火行為嚴刑重法，是因為縱火對公共安全的危害實在太大，如果這次不是鄰居和受害人及時報警，不知道還有多少間房屋被毀壞，多少人處在危險中！
所以說，放火一時爽，早晚進刑場啊。大家一定要引以為戒，萬事莫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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