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伯德小姐》導演格蕾塔·葛韋格：我正處於快樂和震驚的頂峰

這位《伯德小姐》導演是歷史上第五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提名的女導演，也是MeToo運動的支持者。

格蕾塔·葛韋格

不久之前的一個周二清早，奧斯卡在洛杉磯揭曉了今年的提名名單。格蕾塔·葛韋格（Greta Gerwig）帶有鮮明個人色彩、講述成長故事的處女作《伯德小姐》（Lady Bird）獲得多項奧斯卡獎提名。葛韋格居住在紐約，但是公布提名那天她恰好在洛杉磯出差。凌晨三點半就醒了的她說，「我告訴自己還沒到公布提名的時間。於是又強迫自己回去接著睡了一覺。」不到七點，她又一次醒來。這時候，奧斯卡獎提名名單已經成為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葛韋格給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又洗了個澡，隨隨意意點開了手機。此時，她發現自己被提名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導演獎。同時，《伯德小姐》也拿到了最佳影片獎的提名。

直到今天，34歲的葛韋格也一直是以演員的身份為人熟知。大部分情況下，她出演的都是喜劇。她說：「我喜極而泣，高興地尖叫起來。接著我沉浸在喜悅的情緒中。直到現在，我都沒從那份喜悅中走出來。一切都感覺太不真實。我現在仍舊處於快樂和震驚的頂峰。」

對於葛韋格和《伯德小姐》而言，奧斯卡的提名都是莫大的榮耀。當然，片中飾演一對鬥嘴母女的主角西爾莎·羅南（Saoirse Ronan）和配角勞里·梅特卡夫（Laurie Metcalf）也各自斬獲奧斯卡提名。其實，葛韋格和《伯德小姐》的成功對全世界各地的女性電影人而言同樣具有重要意義。說出來你可能不信，但葛韋格的確是奧斯卡獎九十年歷史上，第五位被提名最佳導演獎的女導演。如果能在3月4日順利捧得小金人，那她將成為歷史上第二位拿下最佳導演獎的女性。首位獲此殊榮的女導演是凱瑟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2010年，她憑藉《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贏得最佳導演獎。

上周，身處紐約的葛韋格接受電話採訪時說：「2004年，索菲亞·科波拉（Sofia Coppola）憑藉《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獲得最佳導演獎提名，並最終拿下最佳原創劇本獎。我依舊記得那副畫面，也記得那對我而言意味著什麼。凱瑟琳·畢格羅獲得最佳導演獎時，所有人都覺得女性電影人的事業因此有了新的希望。我真心希望此次我獲得提名能讓所有女性——不管年輕還是從業已久——受到鼓舞，勇於拍出自己的電影。因為導演的多樣性真的非常重要，我也希望看到其他女導演的作品。我想知道她們要通過電影表達什麼思想。這就是我對此次獲得提名的看法，希望自己的進步能對其他女電影人有所幫助。」

對於電影行業的女性而言，過去的幾個月堪稱動蕩不斷。女性紛紛站出來指控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其他人的性侵行為，而性侵案件範圍之大和細節之恐怖也讓所有人都感到震驚。很快，人們開始積極的反抗：MeToo運動、Time"s Up運動和旨在兩年內實現商業領域男女平權的50/50 by 2020運動。好萊塢也在改變的樂觀想法也開始出現。

葛韋格在《伯德小姐》拍攝現場。本片最終贏得五項奧斯卡獎提名。圖片來源：Merie Wallace

葛韋格說：「我覺得事情會迅速發生劇烈變化。電影公司招人時，他們會想『有沒有適合這個職位的女性？』實際上這是正確的做法，也是很重要的變化。如果我是電影公司負責人，我也願意啟用女性導演，因為這對生意有利。女性導演拍攝的女性題材電影受到了觀眾的一致好評，就憑這一點，電影公司也應該多聘用女性導演拍片。」

根據Time"s Up運動組織者的提議，出席金球獎頒獎典禮的嘉賓都身著黑衣，出席格萊美頒獎典禮的嘉賓都佩戴了白玫瑰。葛韋格不確定奧斯卡獎頒獎典禮上會不會有類似著裝方面的抗議活動。「我現在還不清楚，」她說。但如果有的話，她會加入，「我對正在協調組織這件事的人充滿敬畏。」

葛韋格堅持說自己還不敢想像獲得奧斯卡獎之後的感受。《伯德小姐》在金球獎頒獎典禮上斬獲了音樂/喜劇類最佳影片獎，如果以那晚的發言為參考，恐怕又是一次考驗。她笑著說：「金球獎頒獎典禮前，我準備了完整的獲獎演說。但到了台上之後，我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我望著觀眾席，看到了奧普拉（Oprah）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那一刻我達到了幸福的巔峰。我想我僅僅說了『謝謝大家』。所以我應該也會為奧斯卡獎準備獲獎演說，但很可能到時候又說不出話來。當然，前提是我真的獲獎。上台領獎總讓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倫敦電影節的周五晚上，Soho酒店的一幕有些不大真實，甚至讓人覺得有些滑稽：現場電影明星的數量比觀眾和記者的數量還多。比爾·奈伊（Bill Nighy）走進廁所，導演亞歷山大·佩恩（Alexander Payne）在大廳穿梭，葛韋格在樓上的套房內接受採訪，克里斯托弗·瓦爾茲（Christoph Waltz）也出現在現場。那一天，我第一次與葛韋格進行了交流。

葛韋格與瓦爾茲都是柏林電影節的評審委員會成員。結識之後，他們經常在紐約共進晚餐。倫敦電影節當天，葛韋格驚訝地尖叫道：「克里斯托弗·瓦爾茲也來了？我可喜歡他了，他老是開我玩笑。柏林電影節期間，我們有機會和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會面。所以我專門挑選了一套適合與國家元首共進午餐的禮服。看到我的衣服後，瓦爾茲問我，」說到這兒，葛韋格換上了中歐口音，「你是不是來申請給默克爾總理當實習生的？」話音剛落，葛韋格不禁大笑起來，「他還問我帶沒帶簡歷。我當時看起來太像書獃子。」

雖然與亞歷山大·佩恩不太相熟，但葛韋格也是佩恩的忠實粉絲。去年九月的特柳賴德電影節上，主辦方邀請到場的電影人合影留念。葛韋格想要跨過長凳告訴佩恩自己特別喜歡他的新片《縮小人生》，半路上還不慎磕到了腿，留下了大面積的淤青。她說：「我必須告訴他這部電影堪稱大師之作，所以我選擇跳過長凳。然後我的小腿磕到凳子上，疼得我手舞足蹈。大家都看向了我，然後我看向他說，『電影太贊了！』他聽了之後對我說，『其實你走過來告訴我就行。』」

葛韋格與本·斯蒂勒共同出演了諾亞·鮑姆巴赫執導的電影《格林伯格》。圖片來源：Rex Features

如今，世界上有很多人願意跨過各種障礙向葛韋格表達自己對她電影的敬意。《伯德小姐》是一部優美、深情而且充滿反思的作品，表現了一對母女之間的關係發展。它就是今年的《月光男孩》（Moonlight）：雖然不夠熱門，但卻充滿魅力且讓人驚喜，光輝足以讓其他作品都顯得黯淡失色。

葛韋格是一個喜歡過分謙虛的人，因此我們暫時不清楚她是如何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拍攝電影，她將優雅與古怪巧妙地結合起來。一米七五的她有著純真的海綠色眼睛，粉色帶褶的酒會禮服和黑白相間的高跟鞋更將她襯托得典雅迷人。不過她的坐姿很隨意，喜歡毫無預兆地大笑，還有些古怪但討人喜歡的小癖好。

她一邊撫平衣服上的褶皺一邊說：「我今天早上六點就下了飛機，所以這一切優雅都是假裝出來的。我其實不喜歡這種感覺，但是工作人員把我打扮成了這樣。我知道，所有人都希望我看上去優雅得體。」

在《伯德小姐》和此前的電影中，葛韋格一直都被追夢人所深深吸引：雖然觀眾質疑片中年輕女性的能力，但她們堅信自己註定要成就偉大的事業。《伯德小姐》講述了由羅南飾演的17歲少女克里斯汀·麥克弗森（Christine McPherson）的故事。當然，她更喜歡大家叫她伯德小姐。有人問她伯德是不是她的姓氏，她澄清道：「不，這是我給自己起的名字。」影片的故事發生在2002年的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加州一座中型城市）。伯德小姐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地點都很失望。她說：「2002唯一讓人覺得興奮的地方就在於它正反讀著都一樣。」影片中，在全是女孩的天主教高中上學的伯德小姐馬上就要畢業。畢業之後，她想要去東海岸繼續學業。在她看來，東海岸的「作家都居住在樹林之中」。她與母親瑪麗恩（Marion）有很多意見分歧，而想要去東海岸發展的問題或許是她們之間最難調和的矛盾。

《伯德小姐》

人們普遍推測說伯德小姐其實就是葛韋格青少年時代的化身。葛韋格在薩克拉門托長大，在當地讀的也是天主教高中。畢業之後，想要成為編劇的她選擇去紐約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讀了英語專業。葛韋格沒有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對待大家的猜測。她說自己和伯德小姐之間存在很多區別，比如她沒把頭髮染成粉紅色，也沒給自己起奇怪的名字，更沒有與母親劍拔弩張地激烈爭吵。

葛韋格說：「儘管這部電影不是我的自傳，但它的核心情感卻與我的經歷非常一致。當然，伯德小姐的經歷與我的經歷不完全相同，但兩者之間有相似之處。我不覺得有什麼可煩的，因為大家不過是在推測。實際上，也許他們是因為覺得電影非常真實才做出這樣的推測。這就好比大家覺得某個角色就是你本人。你可能會覺得有些不快，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證明它夠真實，真實到大家都信了。」

「但我也說不清楚，」她接著說。「干這行，你就得忍受你一言我一語，對的也好，錯的也罷，完成你的工作就是了。因為到頭來你會發現，最後我要是成了老太太，大家又會說我是那個老太太，說不定又說中了呢！」

葛韋格是家中的長女。父親戈登是信用合作社的信貸員，母親克里斯汀則是退休護士。孩童時期的葛韋格很勤奮，也很喜歡逼自己：她最初熱愛舞蹈，後來擊劍也比得不錯。

葛韋格說：「我喜歡芭蕾。我一直知道自己不是最有跳芭蕾天賦的人。我天分不足，腳型也不太合適。但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地練習。這種精神我一直保持至今。沒有什麼能取代辛苦的努力。」

葛韋格在高中期間很少參加演出，但是到了大學階段她開始認真對待演出事業。她覺得自己屬於戲劇這片天地。但是被編劇的研究生項目拒之門外後，她開始與朋友合作編寫電影。他們的無預算電影在附庸風雅的文藝圈內外成了談資，被戲稱為「呢喃核」（mumblecore）流派電影，但卻也做到了無人不曉。這些電影有大綱，但沒有詳盡的劇本，電影製作的每一個環節製片人都得參與。

提到與喬·斯萬博格（Joe Swanberg）合作的《開懷大笑》（LOL，2006）、《愛的階梯》（Hannah Takes the Stairs，2007）以及《夜晚與周末》（Nights and Weekends，2008），葛韋格說：「這些電影算是勉強教會我拍電影的電影學院。開始《伯德小姐》的前期製作時，我已經在電影行業的不同部門工作了十年。早期的小電影給我的幫助尤其大，因為缺乏人手的我們經常需要全員出動才能完成拍攝。只要沒有你的戲份，你就得當攝影師。」

《愛的階梯》

早期電影也間接地幫助葛韋格實現了演藝事業的突破。斯萬博格認識導演諾亞·鮑姆巴赫（Noah Baumbach）。正是在鮑姆巴赫2010年的電影《格林伯格》（Greenberg）中，葛韋格與本·斯蒂勒（Ben Stiller）完成了合作。這部電影毀譽參半，但葛韋格的表現卻受到了人們的讚揚。《紐約時報》影評人斯科特（AO Scott）說她採用了沒有表演方法的表演方法。他寫道：「葛韋格沒有刻意去演繹角色。我真誠卻又有些矛盾地認為，她可能是同代女星中最出色的一位。」

《格林伯格》也改變了葛韋格的個人生活：影片推出後，葛韋格開始與鮑姆巴赫低調約會。如今葛韋格願意以更加坦率的方式談論他們二人的關係，但是她在採訪時依舊稱男朋友為「諾亞·鮑姆巴赫」或者「鮑姆巴赫」。她想藉此表示兩人在工作與生活中之間保持著很好的界限。2012年，兩人一同參與電影《弗朗西絲·哈》（Frances Ha）的編劇工作。在這部暖心的黑白喜劇里，葛韋格飾演了與現實世界格格不入的舞者弗朗西斯。2015年，兩人又合作了《美國情人》（Mistress America）。在該片中，葛韋格飾演布魯克，她創意無限，但卻又很少實現過。

葛韋格最初與鮑姆巴赫一同撰寫劇本，但如今她已經開始獨立創作。她的劇本自然不做作：沒有笑話但卻詼諧幽默，不會矯情但卻令人悲傷，極其具體卻又非常普遍。她對角色之間的對話非常挑剔，因此《伯德小姐》中沒有一句台詞是演員的即興創作，一個多餘的語氣詞都沒有。在她看來，角色之間的對話是一種言辭「音樂」。

葛韋格告訴我：「我喜歡平凡卻又詩意的語言，也就是那些人物角色自己都沒有發現其中美感的詞句。與諾亞·鮑姆巴赫合作時，我努力想要寫出這樣的台詞，現在也是。我喜歡美得很自然的語言，不刻意也不做作。」

葛韋格成為導演的時機很合適，她的首部作品問世的時機也恰到好處。雖然《伯德小姐》在一月份的金球獎頒獎典禮上收穫頗豐，但葛韋格卻未獲得最佳導演獎提名。負責頒獎的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直白地表示：「所有被提名者都是男性。」同樣，獲得英國電影獎最佳導演提名的也都是男性。

當然，這只是電影行業的冰山一角。與葛韋格見面那周正好趕上人們首次站出來指控哈維·韋恩斯坦性侵犯罪行。葛韋格表示，這件事讓她非常難過，無比震驚。

她說：「我為所有被侵犯的女性感到難過。我理解她們的處境，尤其是年輕女性的處境。她們當時還在學校讀書，對電影行業充滿熱愛。他們不知道應該如何拒絕韋恩斯坦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也不知道如何離開。面對強權，她們不得不屈服，事後也因為太害怕而不敢發聲。」

葛韋格的眼圈開始泛紅，聲音也有些哽咽：「很久以來，我都覺得應該讓更多女性掌權才對。我不是說女性有不可思議的能力或是能將事情做到完美，但她們應該擁有權力。只有如此，像性侵這樣的事情才能減少。」

當葛韋格意識到自己想要創作母女關係題材劇本時，她開始思考反映類似題材的電影。我們見過成百上千部表現父子關係的電影，鮑姆巴赫也拍過很多精彩的作品，但世界少有從女性角度講述母女關係的電影。她絞盡腦汁，能想到也只有詹姆斯·布魯克斯（James Brooks）的《母女情深》（Terms of Endearmen，1983）、邁克·李（Mike Leigh）的《秘密與謊言》（Secrets and Lies，1996）以及其他幾部作品。葛韋格說：「從女性視角出發講述親子關係的電影出人意料的少。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女性電影人的數量出人意料的少。」

《秘密與謊言》

為了籌備《伯德小姐》，葛韋格為主要角色寫下了厚厚的背景故事。提莫西·查拉梅（Timothée Chalamet）飾演了讓伯德小姐一見鍾情的凱爾，他今年也因為另一部成長故事《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獲得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提莫西·查拉梅對凱爾的演繹便借鑒了埃里克·侯麥的電影，還有理論文集《互聯網並不存在》（The Internet Does Not Exist）。自命不凡的凱爾很愛說教：他告訴伯德小姐政府會用手機追蹤人們的形跡，也告訴伯德小姐丁香煙中含有玻璃纖維。在一幕場景中，他放下手中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的《美國人民的歷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說：「我想要僅靠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活下去。」

凱爾假裝博學多識，但葛韋格卻對他有別樣的好感。她說：「我不喜歡手機。我和提莫西聊了很久凱爾的信仰，然後他說，『所有人都覺得你是伯德小姐，但其實你是凱爾，這真是有意思。』我笑著說其實自己心裡藏著一個凱爾，和凱爾一樣對很多事情存在偏執的想法。」

嚴格意義上而言，葛韋格是千禧一代。但她並不認同自己的這個身份。她在互聯網時代之前長大，從來不用社交媒體。她說：「當然我在網上潛水。但我從來不參與其中。我是個喜歡偷窺的人。」她將《伯德小姐》故事設定在2002年的一個原因就是不用在影片中表現太多電子設備。她一直喜歡智能手機出現之前的時代。那時候你很難立即找到某人，唯一的辦法就是開車找遍所有可能的地方。葛韋格認為我們很少讓自己處於舒適的無聊狀態，因為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總是給我們帶來大量信息。

電影中，伯德小姐房間的牆上掛著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名言：「無聊：尋求慾望的慾望。」葛韋格告訴我：「在我看來，無聊是很有用的東西。你要無聊到一定程度才會有所成就。童年的我們經常倍感無聊，和媽媽去雜貨店買東西時會覺得特別折磨人。可是無聊到一定程度後，你就會自己找事情做，會在腦海中開展無窮的想像。我擔心如今我們已經失去這種能力，而且創造力也因此受到影響。」

她承認說：「和大家一樣，我的創造力也受到侵蝕。互聯網能以最快的速度給你反饋，大腦一有什麼想法，隨時便得到滿足。牛油果種在哪裡？我們利用搜索引擎很快找到答案。一顆牛油果樹每年需要澆多少水？我們又求助於互聯網。其他農作物的種植要求是什麼？它們一年需要多少水分？然後又是一頓查。就這樣，我們自己開始不厭其煩地提出問題，搜索答案。」

這是一個葛韋格式的難題：因為擔心自己在無聊的問題上浪費太多精力，她開始限制自己上網的時間。她這樣做不是為了給自己加分，她是真的心存憂慮。《伯德小姐》拍攝現場有一條嚴格的禁令——任何人都不準使用手機。她說：「不只是演員不能玩手機，所有劇組成員都不能玩。想像一下，一位演員正在拍攝一個情緒飽滿的鏡頭，看到旁邊劇組成員正在刷Instagram是一件很掃興的事情。這很不好。不過大家都遵守得很好。劇組裡有很多年輕人，他們從不把手機帶到片場。西爾莎樹立了榜樣：我從沒看到過她看手機，一次也沒有。」

羅南和梅特卡夫。兩人都憑藉《伯德小姐》獲得奧斯卡提名。圖片版權：Allstar/Iac Films

葛韋格非常喜歡羅南和梅特卡夫。她說，影片中的一切變成了圍繞瑪麗恩和克里斯汀，即母女關係開展的「愛的故事」。葛韋格接受採訪時表示：「母女關係一直都讓人充滿憂慮。梅特卡夫和羅南一樣高，我很滿意，我也讓她們留了一樣的髮型。觀眾會覺得她們雖然意見不合，但看上去卻一模一樣。兩個人一樣強硬，爭吵才會如此激烈。」

葛韋格補充道：「所以我也清楚，我需要氣場相當的女演員。她們的演技無以倫比，獲獎也是實至名歸。這樣的演出配得上獎項的認可。」

不管能否拿到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葛韋格說自己都不會有太多改變。如果電影和導演合適，她會繼續出演。她也希望再次與鮑姆巴赫合作：「我希望與諾亞再合寫一部劇本。因為過程實在有趣。」她還想在未來成立自己的製片公司。她說：「擁有自己的平台是很重要的。學會與他人合作也很重要。」

葛韋格絲毫不掩飾自己對奧斯卡獎提名的興奮：「從小到大，我看了每一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我會穿上禮裙，與朋友一起看頒獎。我很興奮，贏得奧斯卡獎也是我拍電影時的夢想之一。」

對於作為導演的她來說，即將到來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是一個決定性時刻。對於以她為代表的少數女性電影人而言，即將到來的奧斯卡獎頒獎典禮同樣意義重大。她說：「不管最終能不能拿獎，我都會繼續拍電影。不管發生什麼，都動搖不了我繼續拍電影的決心。」

（作者：Tim Lewis，《觀察家報》撰稿人翻譯：Nashville Pred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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