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條長河
《史記》是一條長河
黎 峰
將書與作者結合起來，有時是詫異的背離，很難想像，「歲月靜好」居然出自汪偽漢奸政府的胡蘭成；有時候是由衷的敬佩，像《史記》與司馬遷。早在學著文學愛著文學的那些年，看到魯迅先生「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及「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推崇，買來《史記》，粗略地讀過一些篇章。後來也跟風去讀了些虛無縹緲架空歷史的「穿越」小說。這些小說雖然熱鬧，但讀完也就讀完了，腦子裡難以留下半點痕迹。垃圾就是垃圾，稻草就是稻草。重讀《史記》，發現不光史實紮實，就是故事的精彩、語言的絕倫、人物的形象，也是那些瞎穿亂穿、水煮火燒的小說而不能媲美的。
身在陝西，讀著《史記》，更像是跟家中的長者閑談，不經意的行停處，往往就是某個大事件的發生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讀著《史記》到了韓城，我最感驚奇的是，「鯉魚跳龍門」的龍門位於北邊的低洼處，而司馬祠卻在南面的高山上。韓城這兩個影響最為廣泛的景點，地理位置上的一高一低、一北一南，是冥冥中的天意安排，還是我「想多了」的有意附會？
「鯉魚跳龍門」和「司馬遷遭受宮刑」的故事同存一城，在追求小我幸福的旁邊，就有追求偉大的傳奇；在吉言祝福的旁邊，就有狷介耿直的傳奇，在追波逐浪的旁邊，就有高山仰止的傳奇。這是何等的反差和對比。
《史記》是一條長河，流淌著華夏民族萬古不滅的精神血液，流淌著中華文脈的源遠流長，也流淌著司馬遷悲傷與歡欣的淚水。
司馬遷的故事，用三言兩句或可說清，他身上表現出的精神，煌煌大著也難以道盡。他出生於官宦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著豐厚的人脈。本前程似錦，卻只因為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公道話，惹來按律當斬的「誣罔之罪」，只好以腐刑贖身死。
在皇權就是天的封建時代，司馬遷應該知道違背上意，就難以擺脫人生的不公不幸。何況李陵事件本身也並不那麼單純。那些以前為李陵唱讚歌，現在也心知肚明李陵投降情非得已的朝中大臣們，也都順著漢武帝的口吻，附和著說李陵的不是。低眉順從就可以讓皇上解氣，隨聲附和就可以討皇上的歡心。皇上要的就是在臣工們的見風使舵、眾聲附和下，麻醉自己，隱去自己的過失呀。
在司馬遷的時代，太史令最為重要的職責是推算天文曆法，而非編寫史書。司馬遷在朝廷首先也是作為一個天文學工作者而存在。他也曾「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總結出的「五星逆行」說，以及「天運三十年一小變，一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至今在天文星學史上都佔有最高地位。就是說，作為一個史官，司馬遷完全可以選擇在李陵事件上不發聲。不發表意見，往往就是一種官場智慧。官場上，最大的本事就是裝傻呀。
可不知是一種什麼的神秘力量，讓司馬遷在廟堂之中，在眾人都高聲譴責李陵、形成一致道德的情況下，他能拋卻從眾的道德，發出自己不合時宜的聲音？他究竟為什麼承受著同僚們對他的攻擊非議而不肯隨大流去附和？難道是因為他並不看中「鯉魚跳龍門」那種世俗意義上的出人頭地，而是要保持本心，做一個清醒的、不違背良心說話的「人」嗎？
於是，司馬遷受到了宮刑的懲處。但司馬遷卻並沒有汲取「教訓」。《史記》的秉筆直書，和他面對李陵事件的仗義執言不但一脈相承，而且有過之而不無不及。史學家楊雄、班固等人都評價《史記》「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然而，不虛美、不隱惡何其難也！朝廷史官記史，相當於編撰帝王的大事記，按理是要記載帝王功德業績、重要言論。司馬遷卻在實錄其事、頌漢盡忠的同時，用一句「太史公曰」指出為政為帝之不足。諸如寫出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這些政論時評，需要眼光學識，更需要天大的膽量。就連司馬遷自己，寫完《史記》後，也只給幾個好友看看，並不敢拿出來發行。事隔多年，司馬遷去世很久以後，他的外孫楊惲看到政治清明，才敢上書漢宣帝，獻出《史記》，這才讓這「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得以流傳。
「功業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不幸，因《史記》而不朽。是不是因為漢武帝閹割了司馬遷，而讓司馬遷徹底地清醒，他的人格獨立，他的反叛精神是不是因此而來？「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每每讀到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這段自白，讓人不由涕淚沾襟！做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人，難道都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嗎？
司馬遷永遠離開了，《史記》仍萬古流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品讀《史記》，就是走進司馬遷的精神。記住名人，更應該記住他身上承載的精神。司馬遷讓我們看到了人格獨立、敢說實話的人有如天上的月亮星辰，即便暫時有烏雲黑暗的遮蔽，他們終會發出耀眼的清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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