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人們內心平靜的破壞者」

原標題：阿倫特|「人們內心平靜的破壞者」

本文摘自托尼·朱特所著《事實改變之後》

我16歲那年第一次讀漢娜·阿倫特便是讀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書現在在我看來依然是阿倫特的代表作品。它不是阿倫特最具哲學思辨的作品，書裡面的觀點也不盡然都正確，最後，它肯定不是阿倫特最受歡迎的作品。我第一次讀它的時候並不喜歡，我當時是個熱血的社會主義者加猶太復國主義者，阿倫特在書中的結論讓我非常不安。但是從那以後到現在的這麼多年中，我認識到阿倫特最優秀的品質都在此書中得到展現：直面讓人痛苦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不附和官方觀點；不但在她的批評者中間也在她的朋友間激起論爭；最重要的是，她會挑戰被人廣泛接受的觀念，讓人們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觀點。阿倫特在她的政治寫作中在這個主題上花費的心血比其他主題都要多，我想談談我的想法，來紀念阿倫特這樣一位「人們內心平靜的破壞者」。

在1945年歐洲戰事結束後，阿倫特在她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里談到，「邪惡的問題將會是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就如同『一戰』後死亡是根本問題一樣」。在某種意義上，她當然是絕對正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死亡的記憶令歐洲人的精神飽受創傷：主要是在戰場上死亡的人數多到令人難以想像。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暴力和死亡充斥在詩歌、小說、電影和藝術中，多數情況下是對暴力和死亡的批判，但是時常也會帶有懷舊的情緒，比如見榮格（Ernst Jünger）或者皮埃爾·德里厄·拉羅歇爾（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寫作。「一戰」的武裝暴力當然也滲進了兩次大戰之間歐洲的平民生活之中，形式很多樣：准軍事小隊、政治謀殺、政變、內戰，還有革命。

然而，「二戰」之後，對暴力的崇拜在歐洲人的生活中基本消失了。在「二戰」中，不僅僅是士兵受到暴力傷害，平民更是備受暴力蹂躪（「二戰」中發生在佔領區的種族清洗及種族滅絕的死亡人數，要多於在戰場上的死亡人數）。歐洲各國無論戰勝戰敗都已被戰爭消耗殆盡，沒有人會對戰鬥之光榮或死亡之榮譽再心存幻想。對於這場戰爭中發生的規模空前的殘暴和罪行，歐洲各地的民眾當然都不陌生。人類何以如此相互殘害？最重要的是一個歐洲民族（德國人）何以會試圖滅絕另一個歐洲民族（猶太人），他們為何會這樣做？在阿倫特這樣敏銳的觀察者看來，這些問題將不言而喻地成為歐洲擺脫不掉的問題。她所說的「邪惡的問題」就是這樣的意思。

從某種意義上說，阿倫特當時是正確的。但是她的觀點經常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被人理解。希特勒被打敗以後，在紐倫堡審判中，律師、立法者的確在有關「反人類罪」以及對「種族滅絕」這個新罪行的定義等問題上花了很大精力-在那之前，「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詞甚至都不存在。但是當法庭正對這些在戰爭期間於歐洲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定義時，歐洲人卻在儘力忘掉這些罪行。從這個意義上說，阿倫特說錯了，至少在一段時間裡錯了。

在戰後的許多年裡，絕大多數歐洲人沒有去反思有關邪惡的問題，而是決絕地置之不理。今天我們會覺得這很難理解，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在許多年中，針對德國人計劃將歐洲的猶太人集體滅絕這一罪行的思考並不是戰後歐洲（或者美國）精神生活中的根本問題。事實上，大多數人--包括知識分子及其他人在內，都盡其所能地忽略對這個問題的思考。這是為什麼呢？

在東歐，人們不去思考這個問題有四個原因。首先，「二戰」中對猶太人犯下罪行的主要地方在東歐，儘管這些罪行是由德國發起，在被德國佔領的國家中主動幫助德國人施暴的民族也不少，比如波蘭人、烏克蘭人、拉脫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以及其他民族都曾經參與過。於是在東歐的許多地方，人們急切地需要忘掉曾經發生的事情，對這些無比可怕的往事避而不談。第二個原因是，許多非猶太民族的東歐人本身也是暴行（德國人、蘇聯人以及其他民族所實施的暴行）的受害者，所以當他們回憶起戰爭，他們自然想到的是自己本民族所受到的苦難以及所遭受的損失，而不會想到與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猶太人的痛苦。

第三，到1948年，中歐和東歐的大部分區域已經處於蘇聯的控制之下。蘇聯官方將「二戰」描述為一場反法西斯戰爭-在蘇聯境內稱其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對於蘇聯政府而言，希特勒主要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至於他的種族主義則不是那麼重要了。蘇聯境內死去的數百萬猶太人當然被算入蘇聯死亡的人數，但是在歷史書和公開紀念活動中，他們作為猶太人的身份則被淡化甚至是被忽略。最後，在被共產黨統治幾年之後，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壓迫替換了它們被德國佔領的記憶，有關猶太人被滅絕的事情也就被看得更不重要了。

儘管西歐的情況完全不同，但是遺忘也在那裡同步發生。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以及1943年以後的義大利在「二戰」中被佔領的經歷對這些國家來說是羞辱，戰後這些國家的政府傾向於忘記戰爭中自己的通敵行為及其他屈辱，只強調英勇的反抗運動、民族起義、解放和烈士。1945年之後的很多年裡，即使一些對戰爭期間發生的事情很了解的人（比如戴高樂）也故意去宣傳本民族英勇受難的民族神話以及大量民眾英勇抵抗外敵的事迹。戰後的聯邦德國，人們起初的情緒也是為德國受到的苦難而自我憐憫。「冷戰」開始以後，新的敵對關係隨之而來，再去強調「冷戰」中已經是盟友的國家以前發生的罪行就變得不合時宜了。所以沒有哪個國家（無論是德國、奧地利還是法國、荷蘭、比利時、義大利）希望回憶猶太人的受難史或者導致猶太人受難的世所僅有的「邪惡」。

這也是為何當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在1946年將他寫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經歷的回憶錄《這是不是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拿給義大利大出版商伊諾第（Einaudi），結果卻被當場拒絕。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了。在當時以及之後的一些年裡，納粹主義恐怖行徑的標誌是伯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和達豪集中營（Dachau）而非奧斯維辛集中營；強調一些人因為政治原因而被驅逐更符合戰後各國對戰時本民族抵抗行動的敘述-這種敘述很寬慰人心，而因種族原因被驅逐則與這種敘述不是太吻合。後來萊維的書最終出版了，但是出版這本書的是一個地方小出版社，只印了2500本。幾乎沒有人買，很多冊書就存放在佛羅倫薩的倉庫中，1966年被一場大洪水毀掉。

我的經歷可以證實，在那些年裡人們對「納粹大屠殺」（Shoah）沒有太大興趣。我在英國長大，英國是戰勝國，英國本土也從未被佔領過，於是英國對戰時發生的罪行並無過多憂慮。但是即使在英國，有關「納粹大屠殺」的話題也沒有怎麼被討論過，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媒體上。直到1966年，我開始在劍橋學習現代史，老師教我們法國史（包括維希法國的歷史）時幾乎沒有涉及有關猶太人或者反猶主義的內容。沒有人寫這方面的文章。沒錯，我們研究了納粹對法國的佔領，研究了維希政府中與納粹合作的官員以及法國的法西斯主義，但是我們讀到的材料（無論英文或法文）都沒有談到法國在「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儘管我自己就是猶太人，而且我家庭中就有成員在死亡集中營中遇難，我當時也並不覺得不談這個問題有什麼奇怪。沉默似乎很正常。回過頭來看，我們應該怎麼去解釋人們會自願接受那些本無法接受的事情呢？為何不正常的事情看起來卻是正常的，以至於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呢？原因可能很簡單，也很令人沮喪，正如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寫的那樣：「對一個人來說，沒有什麼境況不能適應，特別是當這個人看到他身邊所有的人都已適應的時候。」

60年代之後，一切都開始改變。改變的原因有很多：時間的流逝，新一代人的好奇心，也可能是國際緊張局勢開始緩和。對於希特勒所發動戰爭的恐怖，聯邦德國要負主要責任，經過一代人的時間，對納粹德國曾經犯下的嚴重罪行及其應當承擔什麼樣的責任，聯邦德國的民眾有著一種不尋常的自覺。到80年代，有關歐洲的猶太人被屠殺的事通過書、電影和電視越來越為人們所熟知。自90年代以來，歐洲不再分成兩大陣營，官方道歉，國家紀念遺址，紀念館以及博物館都變得很普遍；即使是在劇變後的東歐國家，猶太人受到的苦難也開始存在於官方的歷史記憶中。

到了今天，全世界人都將「納粹大屠殺」視為以古鑒今的歷史事件。有關「最終解決方案」，或納粹主義，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在全世界的高中教科書里都是必修內容。在美國的一些學校，學生在學習有關現代歐洲的歷史時只會學習這些內容；甚至在英國的一些學校里也是如此。如今，有關戰時歐洲猶太人被滅絕的歷史有著數不清的記錄、重新講述和研究，關於這個主題有各種專題文章、哲學文章、社會學和心理學方面的調查，還有自傳、小說、電影、訪談等許多其他體裁的內容。阿倫特的預言似乎成真了：有關邪惡問題的歷史成了戰後歐洲精神生活的根本問題。

我們所有人在談及「邪惡問題」時都應該更謹慎，因為平庸並非只有一種。阿倫特說的人類身上那種令人不安但又看似正常、友好、日常的這種「平庸之惡」已是臭名昭著，但是還有另一種平庸，即因濫用造成的平庸：對同一件事看得太多或者說得、想得太多而讓此事失去稜角，人們因而對它失去敏感；這種濫用讓受眾變得麻木並且不再關心我們所描述的邪惡。我們今天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種平庸（或者叫平庸化）。

1945年之後，我們父母那一代人將「邪惡問題」擱置一旁，因為它的含義過於豐富。我們這代人的下一代又再次面臨擱置「邪惡問題」的危險，而他們這麼做的原因是「邪惡問題」於他們已經沒有多少含義。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這種情況？換句話說，我們應當怎樣保證「邪惡問題」依然是我們（不僅在歐洲）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很肯定應該去問這個問題。漢娜·阿倫特60年前就問過這個問題，我相信如果她還在世肯定還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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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版權歸作者所有

編輯丨劉欣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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