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會德：美國社會分化和撕裂的深層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70多年，無論從哪方面來衡量，美國都稱得上是世界支配性大國。正因為如此，20世紀相應地帶有「美國世紀」的特徵。然而在過去的10多年裡，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正走向低潮，其社會的分裂與動蕩程度也在不斷加劇，裂痕愈來愈難以彌合，成為很多美國人心中一道揮之不去的陰影。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美國社會的分化和撕裂呢？
1.政黨政治異化。西方民主理論認為，只有經過激烈的競爭性選舉，通過政黨間的政策辯論與民意選擇，才能選出比較好的執政黨和領導人。但在實際運轉中，政黨被選票和金錢綁架，政黨政治發生異化，其結構性弊端越來越明顯。美國的政治問題就是西方民主理論的產物，也是導致國內其他問題長期存在的深層根源。
美國黨派很多，但真正能通過競選成為總統的只有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它們輪流執政，矯正著美國的內外政策，維護著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就整體而言的。具體來說，情況就不完全是這樣了。由於利益集團眾多，訴求多樣，在不少時候一些提案並不明顯代表某個黨派的根本主張，而只反映了某些集團的訴求，但如果該議案被捲入黨派之爭，那法案的通過就會變得困難重重。此外，近20年由於「兩黨分治」現象愈來愈頻繁出現，比如民主黨的總統不得不與共和黨的國會相處，後者常常利用撥款問題，使政府工作處於癱瘓狀態。美國兩黨關係日益糟糕，似乎兩黨的目的只是擊敗對手，而不是領導整個國家。主流政黨極端化，極端政黨主流化，使美國社會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1972年以前，超過七成美國人要麼認同民主黨，要麼認同共和黨。此後，對兩黨都不認同的「獨立人士」越來越多。2009年，這一比重已佔美國民眾的45%左右。但現實是，「獨立人士」無法形成一個政黨。在美國「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下，第三黨候選人或獨立候選人當選的機會微乎其微。所以，無論獨立選民怎麼做都意味著美國近一半的民眾無法用選票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如今，美國兩黨的政治綱領與大眾關切越來越脫節，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日俱增，其參與政治運作的方式也從溫和變得激烈，「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2.種族矛盾加劇。從近年發生的弗格森事件、巴爾的摩騷亂、明尼蘇達槍擊案，以及由此引發的全國抗議浪潮和騷亂來看，種族矛盾仍在深深困擾著美國社會。
美國社會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歧視根深蒂固。儘管美國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宣布廢除黑人奴隸制，然而，直到今天，美國黑人在人權的許多方面仍然受到嚴重侵害。在政治上，2000多萬黑人始終是美國的二等公民，在最能體現參政權利的選舉權享有方面，黑人仍受到種種限制；在經濟上，黑人不能享受與白人同等的勞動權利，受雇率不及白人的1/3。此外，黑人在人身權利上也缺乏保障，遭白人或白人警察毆打甚至槍殺的事件時有發生。其實，種族歧視不僅反映在白人和黑人之間，它還擴大到其他有色人種中間。在2010年，亞裔美國人佔了美國總人口的4.7%，但是亞裔要得到社會認可非常困難，在社交上依然常常與別的美國人相隔離或被排斥。隨著少數族裔在人口中的比重不斷增長，近年來，美國宣揚種族主義的組織數量激增。根據南方貧困與法律中心的統計，在美國，包括白人至上主義群體組織在內的不同仇恨組織有900多個，其中就有130多個三K黨組織，200多個新納粹和白人種族主義者組織，還有近200個黑人分離主義組織。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和偏見由此可見一斑。
刑事司法體制對黑人和少數族裔的歧視難以克服。蒙住眼睛手持天平的正義女神形象代表著美國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但在事實上，美國的法律體系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是由人來執行的，而他們的偏見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偏見。扮演這一制度看門人的警察，決定被告命運的陪審團和判罪量刑的法官都試圖做到盡量客觀，但如許多研究所示，主觀因素影響著他們的行動。和其他社會機構一樣，法律體系反映了占統治地位的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它極為典型地（並錯誤地）認為低收入少數民族群體的一個「特性」就是無視法律。黑人則成為當今美國社會的最大受害者。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出生的美國黑人中間，有1/4進過監獄；而上述人群中沒有完成高中教育者，進過監獄的比率更是高達7/10。美國刑事司法體制中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往往是通過眾多參與者和眾多事件的「合力」而起作用的，也許在任何一個單獨的參與者那裡都觀察不到明顯的主觀意圖，但是整個系統的潛規則卻極其強大。
3.貧富差距拉大。美國貧富差距在大蕭條之後的幾十年持續縮減，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最富有的美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卻在逐漸擴大。貧富差距拉大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階層分化與對立，正進一步撕裂著美國社會。
參照美國官方對貧困的界定標準，2014年美國貧困人口達到了4670萬，佔總人口的15%，也就是說，每七人當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3/10是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人。對比其他國家，美國的貧困就顯得更加明顯和驚人。目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9個富有的工業國家中，美國的總貧困率是最高的；甚至在經合組織二十五國集團里，也只有墨西哥的貧困人口比例高於美國。美國貧困人口的比例大約是經合組織平均數的兩倍。貧困的影響範圍在美國比在其他國家更深、更持久。在過去三年持續貧困的經合組織國家中，美國貧困人口的比重越來越大。同時，美國也是經合組織國家中「長期貧困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達14.5%。所以，不管美國個人成功的不朽神話如何，美國消除貧窮的可能性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富有的發達國家都更有限，而這正在引起越來越大的社會問題。
此外，進入本世紀以來，尤其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中產階級人口持續萎縮。2000年至2014年，美國229個大都市區中有203個出現了中產階級佔總人口比例下降的情況。不僅如此，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也在不斷下降，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大不如從前。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份報告指出，美國中產階級擁有的財富比例大幅縮水，年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比例由1970年的62%下降至2014年的43%。在這種背景下，中產階級慢慢失去「中產」的地位，墮入到「草根」的狀態，不少人只能靠做一些體力工作養家糊口。中產階級空心化，使得美國「橄欖形」的社會結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4.價值觀分歧嚴重。「自由」「平等」「民主」是美國價值觀的標籤，因此也是凝聚美國人的精神旗幟。但是，當我們走進美國時，則會發現美國價值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神話，其內部分歧正在擴大，社會的離心傾向越來越明顯。
這種價值觀的分裂體現在對社會問題的認識上。現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革命從諸多方面對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也引發了人們對安全和自由問題的爭論。例如，2013年6月，「稜鏡門」事件曝光後，人們圍繞斯諾登行為的「正義與否」展開了激烈爭論。調查顯示，63%的美國人認為國家安全局的監聽項目侵犯了個人隱私權，也有高達54%的民眾認為應當對斯諾登提出犯罪起訴。這兩種不同意見的背後恰恰反映了美國民眾在價值觀上的自相矛盾，是長期堅守的公民自由重要還是日趨嚴重的國家安全重要，許多人感到很迷茫。在美國，圍繞價值觀展開的核心討論還有那些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譬如婦女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等，但同時也關心人際關係的結構和性質。與文化衝突相伴隨的是各種社會運動此起彼伏，這些運動反映出美國社會世風日下，而且破壞了傳統的家庭價值，因為他們提倡每個人應該通過「我行我素」的行為哲學去尋找個人的生活滿足。從上述爭論可以看出，當代美國的社會面貌和政治文化之間似乎開始被劃分開來。人們對一些問題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雖然這些爭論未必能夠影響政治決策，卻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社會的離心傾向在加劇。
（作者：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
責任編輯：狄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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