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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啟功書法:嚴格的講啟功是新時期的帖學大家,無人能及

如何評價啟功?以什麼標準評價啟功?啟功到底是一個落伍者,還是一個引領者?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因為這涉及到書法的生存和發展以及書法的教育、傳播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想先從啟功產生的時代價值談起。

啟功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呢?隨之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大字報」書法的基礎上,書法如何發展?在人們的頭腦中確實是一片空白。從「文化大革命」結束至「第一屆書展」到20世紀末「明清現象」的出現,我們花了20多年的時間來探索書法的發展方向,在對傳統的繼承和創新上終於有了些眉目,明白了「酒香也要巷子美」的道理。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一個百廢待興的時期,「摸著石頭過河」是必然的。

但是在我們繞彎走路的時候,有的人卻超前了,這個人就是啟功。

王靖憲在《堅凈居叢帖?鑒賞輯》的「前言」中有這樣一段敘述:「記得上一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每當我到小乘巷他寓所的時候,總能看到他伏案臨寫各種碑帖。除了經常臨寫的隋智永《千字文》和唐人寫經外,還從頭至尾臨寫過肅府本《淳化閣帖》。薄薄的皮紙,淡淡的墨色,字跡很有精神。臨寫閣帖,除字畫結構、用筆使轉外,特別注意草書的法則,遇到有疑惑處,必尋找原因,在臨本中批註,指出勾摹鐫刻的謬誤和正確的寫法。」「啟功先生臨摹碑帖,有很明確的目的,先生八十餘歲時,為了增強書法的骨力,仍不斷臨寫柳公權的《玄秘塔碑》和宋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廣泛吸取營養,充實自己。

八大山人的書法與董其昌有淵源關係,先生臨八大《荷上花歌帖》,就是為了探求其中的奧秘。」在《堅凈居叢帖?臨寫輯》中我們看到了他臨寫的第五本《玄秘塔碑》、兩個臨本《宋拓爭坐帖》、八大山人《荷上花歌帖》、懷素草書《自敘帖》、黃庭堅草書《廉頗藺相如列傳》、米芾《笤溪詩帖》、蘇軾手札墨跡、蘇軾詩文帖、《黃庭內景經》、金任詢行書韓愈《秋懷詩》等10本。

啟功在書法創作上更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即便是轉轉相托的贈品,也是從不馬虎。但是他對自己書法作品的保存又是極不在乎,因為他從不把書法創作當作謀取利益的手段,甚至嬉說寫字就是「玩」。當有人告之他的作品在某處已標價×萬元時,他也只是哈哈一笑。讓他認真考慮自己作品的價值,那是他得知北師大很多貧困生生活困難後,十分焦慮,便於1990年在香港舉辦書畫義賣,籌集資金160餘萬元,但是他仍然堅持不以自己的名義而以先師陳垣先生「勵耘書屋」中的「勵耘」二字命名,設立了「勵耘獎學助學基金」。

因此先生的作品「 看似平淡,韻味無窮,如飲清茶,如浴甘露。這是人品淡定必然外化為書品淡然的結果,這是何等美妙的人生境界!」書法界評論他的書法作品為:「不僅是書家之書,更是學者之書,詩人之書,它淵雅而具古韻,饒有書卷氣息;它雋永而兼洒脫,使觀賞者覺得餘味無窮,因為這是從學問中來,從詩境中來的結果」。人們常說「書如其人」,啟先生的書法,正如他人品學問一樣,秀麗、博雅、才氣橫溢、風流洒脫。自80年代起,已有多種版本的啟功書法集陸續出版。

啟功先生對書法理論也有精闢而獨到的研究,他對大量著名的碑帖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考辨,寫下了大量的專業論文,對書法史和碑帖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貢獻。而他所著的《論書絕句一百首》,以一百篇一詩一文的形式,系統總結了自己幾十年來研究書法的心得體會,在書法界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他認為:書法是我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之一,既有文化交流的實用價值;又是一門獨放異彩、具有欣賞價值的民族藝術和文字藝術。

啟功先生對書法藝術本身也有很多創見。如趙孟頫說:「書法以運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他通過幾十年的實踐則認為:「從書法藝術上講,用筆與結字是辨證的關係。但從學習書法的深淺階段講,則應以結字為上。」與趙氏所說,恰恰相反。又如他認為臨碑與臨帖亦是辯證的關係,而帖能更真實地保有原作點畫使轉的面貌,故應更多加臨習;而臨碑則應「透過刀鋒看筆鋒」,才能得其真髓,並自稱「半生師筆不師刀」。他又經過多年的探索,發現字的重心聚集處並不是在傳統的米字格的中心點,而是在距離中心不遠的四角處。並推算出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正符合所謂的「黃金分割率」。這些具體的理論都對學習書法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啟功從書法實踐上回答了當代書法的走向。從某個角度來看,啟功視乎是在「復古」,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復古」就是一種繼承和創新。啟功的書法與趙孟頫的書法有明顯的淵源關係,這是一種偶然嗎?從啟功的才智來看,這是一種自覺的選擇。我們只要認真比較一下,當時中國書法的處境與趙孟頫時期的書法狀況何其相似,都是處於一種百廢待新的階段。書法發展經歷了晉、唐、北宋三個高峰期之後,到了南宋,無論在形式技巧上,還是在氣質上,都已經是非常荒率與單調,一派江河日下的景象。

此種萎靡不振的狀況一直延續到元初,異族的入侵,使書法更是處於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元初「古法掃蕩」的情況下,趙孟頫從精神層面(書法的文化價值)和物質層面(書法的技法與形式)全面恢復書法的面貌和地位,回歸晉韻和唐法。對這一歷史功績,元、明、清有識之士好評如潮,元虞集《道園學古錄》云:「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文徵明之子文嘉稱趙孟頫的書法為「上下一千年,縱橫二萬里……無有與並者」。清代乾隆御刻的《三希堂法帖》中趙書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至於以趙出仕元朝,有失節之處,來評定其書法「妍媚纖弱」、「缺乏骨氣」、「書奴」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而以明清以降,在帝王的提倡下,文人競相效仿,導致明代桎梏的「館閣體」的出現,便詆毀趙書,這就更不公允了。

啟功也正是處在「文革」之後,對傳統文化不知所措,對西方文化熱切崇拜的情況下,他選擇了雖有風險,更有膽識的書法「復興」之路,他所承擔的壓力至今也沒有完全消失。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從1980年第一屆「『文革』前的延續」書展到20世紀末書展中「明清現象」的出現,期間用了20年的探索時間,如果其間啟功的書法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弘揚,「明清現象」的出現還需要20年嗎?

因為啟功的書法既彌補了「文革」前帖學書法的柔弱,又延續著白蕉將晉韻、唐法、宋意統一起來的書法發展道路。從時間段上來看,似乎也是一脈相承,從1969年之後(白蕉此年去世),而啟功的書法正發展到巔峰時期。因此我們說白蕉是現代,也是當代帖學大家,而啟功則是新時期的帖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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