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作為一種可能
碎語
平等作為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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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很多人微博紛紛轉發一個視頻，叫「白左女權主持人與硬核理性Jordan JP巔峰對決！」。或許是受西方身份政治影響，男女問題莫名其妙在網上十分火爆（與之相對的是，在現實討論中幾乎悄無聲息）。視頻中雙方的觀點，幾乎是每一次爭論的重現，當然，一般另一方的水平並不如這個主持人這般糟糕。
類似的爭論，在不久前也出現過。起因是浙大教授馮鋼，對女學生的一些「歧視性」言論，導致大家義憤填膺。當時看到一篇非常好的評論，如右：https://www.douban.com/note/643625329/ 。文中將結構性不平等與具體的個人區分，是我非常認同的。對這二者的混同，是很多所謂「女權主義者」典型的錯誤。
結構性不平等
什麼是結構性不平等？舉個例子就是，社會並不是平的，他是有層次的。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金字塔理論。社會就是如此，就彷彿一個階梯，總有一個在上一個在下。就好比一個五個人的小組，總有一個組長。這就是結構性差異。而對這種差異賦予不平等性，就是結構性不平等。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本來誰當組長是無所謂的，你當不當組長，大家都是人，有什麼區別？但是，當這個組長可以命令你，讓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時候。矛盾就出現了。
這就是結構性不平等。之所以叫結構性不平等，是因為這種不平等是內在於結構的，鑲嵌於社會的。只要組長擁有命令你做你不喜歡事情的權力，你就永遠和他有矛盾，想打倒他。而這和誰當組長無關。一個性格再好的人，去了也一樣，他或許能通過個人的能力，緩和你的情緒，讓你不那麼討厭他，但是他不可能取消他命令你的權力，這是他無法控制的。因為他只是結構的鏡像而已。
然而，很多人往往將這種結構的鏡像等同於結構本身。將對結構的反抗，轉化為對具體個人的敵對。結果就是，只能消滅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而永遠無法消除不平等的結構。這讓人聯想到中國當代史。建國後，掀起一次又一次運動的邏輯，就是毛認為總有資本家、總有右派。在早期，這種說法是人民內部矛盾。為什麼叫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我們已經社會主義了，原則上沒有階級壓迫了，那矛盾當然是人民內部的了。可是到後來，毛越來越覺得敵人在內部，甚至都不太說「內部矛盾」了。為什麼反了這麼多次，還是有敵人呢？當然，這裡面有權力鬥爭的成分，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地方就是，他們打倒的永遠是具體的個人，是被按上右派帽子的個人，只要結構在那裡，就永遠有新的右派產生，這是不由人決定的。
那麼，是什麼結構導致了這種問題呢？這裡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
一、建國後的工資分級，工資級別不同，工資數目不同，消滅了一個高工資的，還有一個補上，消滅他們有用嗎？
二、軍銜分級，這點在當時鬧得很厲害，因為很多人對自己的軍銜不滿，憑什麼他戰功不怎麼樣，當了中將，而我只是下將？這點在電視劇《亮劍》里也有體現。
三、建國後，消息的傳播往往是一級一級的，比如林彪去世，是最上層的先知道，然後保密，逐步向下傳遞，到最底層人知道，可能已經是他去世很久以後了。
四、工作職能的劃分，往往宣傳口更左，具體負責行政事務的就很右。為什麼？因為作為一種理念，宣傳當然很容易，但是你具體工作不能這麼干。所以在七十年代，面臨蘇聯威脅，中國不得不和美國接觸。結果社會主義陣營大震動。斯大林去世，蘇聯變修，中國就是社會主義陣營里的紅太陽，結果突然間紅太陽隕落了，對那些國家的衝擊是可以想像的。但是毛也沒辦法，惱羞成怒，甚至說出了「我就是右傾機會主義，你能把我怎麼樣？」這種話。事實上，他心裡也很憋屈，但是沒有辦法，面對現實壓力只能妥協。
這些問題部分是可以改變的，部分是很難改變的。職能劃分自不必說，像消息的保密性，在最自由的國家，也有一些隱秘的信息，是不能立刻公之於眾的。
回到最初的話題，很多人不能理解這種結構性的不平等，於是，只要我揭露這種結構性不平等的現實，她們就會認為你是在歧視。但問題是，這種不平等是客觀存在的，不是一種基於價值觀的判斷。也有一種情形，就是認識到這種情況，然後都歸結為具體的一方。就像那個主持人一樣，百分之九的收入差距，就是因為男性領導人壓迫，就是因為男性領導人需要男子氣概的人。這就將一種結構性問題，歸於具體個人的動機身上。然而，像男子氣概這樣的東西，到底是因為這是男性領導人本身更喜歡？還是由於一種工作需求，因過去工作職位多在男性手裡，而後天賦予男性，再將之成為「男子氣概」的？如果是後者，那就意味著，是工作職位本身需要「男子氣概」，這是無法改變的。那麼，平等的路徑就變成了，讓更多女性擁有男子氣概，而讓更多男性擁有女子氣質。
自由的困境
在視頻中有一段關於言論自由的爭論，女主持人被說得啞口無言，看似是JP勝利了。實際上，這個事情要複雜得多。（PS:有人指出，這條法律並不是針對言論的限制，這是JP對法律的誤解，這篇分析可以參考：https://www.douban.com/note/656825123/。但是，JP是否對法律誤解，與他本身所說的內容無關，因為他所反對的是明確的：一種言論控制。）
言論自由在過去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它在現實中可能被壓制，但作為一種價值，它不會被質疑。按照穆勒的經典理論，它的正當性也很容易被理解。簡而言之，就是說一個人的言論如果是正確的，那他沒有被壓制的必要。如果是錯誤的，那麼我們足以用正確的言論將其駁倒，更不需要壓制。同時，這種錯誤的的言論，可以在對比下，更加凸顯正確言論的正確。反過來說，一個正確的言論，是可以被質疑的，如果無法面對應有的質疑，他怎麼能叫正確言論呢？而更進一步，由於我們個人的局限性，我們實際上無法判定一個言論是否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對錯誤言論的每次打壓，都可能成為對正確言論的迫害。蘇格拉底之死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這種經典理論下，言論本身是不會對人造成直接傷害的，所以只存在正確或者錯誤的區分。由此產生的一個基本底線，就是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底線的。於是，當那個女主持人說「你在冒犯他」的時候，會被反問，你也在冒犯我，難道就不讓你說話了嗎？在這裡，很明顯，他們認為這種冒犯是不會造成直接傷害的，只會造成自身的不舒服，而這種不舒服或許是「良藥苦口」，是面對真相所必要的。但是，這點前提在近幾十年被質疑了。
上世紀的哲學，發生了一種語言轉向。對英美哲學來說，就是轉向關注語言的邏輯、功能等東西。而對歐陸哲學來講，則是關注語言的不透明性、話語的力量。前者的影響更多還是在哲學領域，後者的影響則擴散到文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學科，對整個人文社科領域產生巨大的衝擊。後者認為，語言本身並不是透明的，不完全是一種想法的傳遞，它也是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影響我們的生活。
由此，布迪厄提出一個詞，叫符號暴力。什麼叫符號暴力？就是指，我給你打一個標籤，給一個符號來形容你，於是你就會受到符號背後的一整套體系的控制。舉個例子就是，在幾十年前，當一個人被打上右派的符號，就會整天處於一種擔驚受怕的環境中，哪怕他不被批鬥，不遭受任何肉體暴力。但是，他的精神會承受極大的壓力，會被整個社會孤立，這就是符號暴力。
同時，這種符號會加深你本身被賦予的那種特性。例如，當我們用胖子這個外號來稱呼一個人的時候，會發現，他好像從小到大一直就胖。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外號使得大家加深他胖子的印象，甚至讓他自己也如此認為。於是，他會有意無意地放開自己的飯量。在別人看來他應該吃的比自己多，甚至在他看來，自己也應該吃得多，甚至會用這種食量進行攀比。這種力量就使得他會越來越胖，持續下來。再如，生活中常常會聽到，「你一個女孩子，不能..應該..」。這也使得這個人女性的特徵逐漸加深，也被這種語言力量規訓。
很明顯，通過這種分析，我們會發現，言論本身並不是無害的。當「你冒犯他」成為一種直接傷害的時候，似乎就要權力介入，去禁止一種言論了。可現實最有趣的是，恰恰是持有這種理論的人，使得符號性質日益加深，使得身份撕裂更加嚴重。例如，女權主義者本身是反對「女性」這個符號對人施加的暴力的，但是「女權」本身，就是強調女的特質，女的身份，反而使得「女性」這個符號被突出了。一個直接結果是，本身作為中立的性別研究，幾乎成了女性研究的代名詞。
回到視頻中的例子。本來我稱呼變性人是一件日常中的事情，當達成妥協的時候，他的身份本身就不被強調了，他和我們一樣。但恰恰是這條律法，這條為變性人量身定製的法律，使得變性人本身作為一個群體被強調了。而更進一步的是，這些口口聲聲反對符號暴力，為少數謀福利的人，逐漸賦予少數以一種特定的價值觀。於是就會產生有趣的現象，一群異性戀，將一個支持川普的gay，開除gay籍。一群男性女權主義者，教訓馮鋼的女學生，不配為女。真實的性別、性取向，反而被左派製造的虛假符號所取代。當左派利用符號暴力支持少數的時候，不僅沒有消弭符號本身的暴力，反而給符號賦予了新的含義：支持左派的少數才是真少數。這使得，這種符號暴力更加嚴重了。
現實的弔詭就是多元與平等作為左派的口號，反而帶來現實的不多元與不平等。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假定多元與平等是一種唯一的狀態，在視頻中的表現，就是平等等於「男女收入一樣」。而多元也無疑被賦予這樣一種大家都一樣的概念。那麼，稍微認為不一樣的，都是被他們攻擊、鬥爭的對象，因為不支持多元與平等。於是，真正的多元與平等不存在了，一種狹隘的價值觀取代了一切。
之所以會如此，在於他們默認多元與平等是一種和諧的、幸福的狀態。而沒有意識到，和諧本身只能是一元的。換句話說，如果給平等與多元一個定義，那就類似打遊戲，大家選擇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玩法，共同的前提是不能開掛。可是，遊戲中的競爭確實絕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換句話說，在一個真正多元與平等的世界裡，「你冒犯我」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我看你不爽消滅你，這才是不平等。
語言或許有那樣的力量，但是就如康德的比喻一樣，走向「成年」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我們始終面臨獨立行走的危險，但是這種危險或許就是摔幾跤學會走路的危險，我們不能因為害怕任何危險，而不去追求「成年」。語言帶來的「冒犯」或許確實有傷害，但真正讓你成為胖子的，不是胖子的稱呼，而是自己的選擇，我們總會或多或少的受到那樣的冒犯，但當這種冒犯本身不是一種基於不平等的權力的冒犯時，我們應當擁有獨自面對它的勇氣，而不是訴諸一種本身就不平等的權力，將之禁止。
建構等於虛無嗎？
大多數人都有這樣一個階段，本來對真理的存在堅信不疑，但隨著對世界了解越來越多，就會陷入一種虛無主義當中，痛詆世界的不真實性。這個時候，建構這個詞便會進入他們的腦海。這個詞指向一種後天的社會結構的建立以及其變遷。由於不是他們追求的先驗的、唯一的、超越一起的真理，他們便認為這種後天建立的社會結構，就像人手裡的泥巴，可以隨意揉捏。馬克思是最早發現社會結構的人之一，也恰恰是他提出，我們要改造世界。對世界進行改造，使之趨近我們的理想，是左派的共同特徵。
這種建構思想，就是他們的依據之一。放到男女問題上，就是認為，男女除了天然差異以外，其他差異幾乎沒有，智商、情商、審美、勤奮幾乎沒有。而我們所看到的差異，都是社會後天賦予的，都是男權社會規訓的結果。既然先天的差異不大，為什麼後天會產生男女收入差距百分之九呢？這當然是社會壓迫的結果。他們痛訴這種現實的不合理性，力圖通過鬥爭，扭轉這種不合理。
然而問題恰恰在，建構就等於虛無嗎？難道先天的才是合理的嗎？眾所周知，我們的語言、禮儀、習俗甚至包括這種平等的價值本身都是後天習得的，人之所以為人，恰恰在於，他可以自我創造，使得自己每一天都和昨天不一樣，我們將之稱為進步。恰恰因為，我們不是生下來就註定了的，才使得我們有了追求平等的權利。然而，就如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社會當然是建構的，人當然也是後天塑成的，但是這種塑成，並不是說我想怎樣塑成，就怎樣塑成，它有某種很難改變的特性。
舉個例子就是，當一些男性在網上提到「女生買口紅」之類的話題時，總有人反對，說這是用消費主義給女性貼標籤，是物化女性。然而問題在於，這僅僅是個標籤嗎？在這點上，賣斷號的口紅以及化妝品商的利潤統計更有說服力。如果一些實際的差異並不存在，商業活動中就不會有針對特定用戶市場這個環節了，畢竟大家都一樣。但事實並不如此。當然，有人會反駁，我就不是這樣，每個人都不是不同的。這個話當然也有道理，可是不能否認一種可概括的總體特徵的存在，畢竟哪個色號更容易售罄，是不爭的事實。
而這種對於化妝品的熱衷，起碼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已經蔚然成風了（見https://www.douban.com/note/650672533/）。可我們對「男女平等」的追求，也不過是僅幾百年的事情。討論這種對化妝品的熱衷是好是壞，是沒意義的。因為，起碼在相當程度上，它已經成為了一種女性特質，存在於我們的社會當中。當然，這種特質並不是不可以改變，但起碼沒那麼容易。同時，是否有必要為了一種平等的觀念，而讓女性放棄對其的追求，或者說讓男性也去追逐最新色號的口紅呢？
觀念中的未來
德國的概念史家科澤勒克提出了一套理論，他對概念進行時間分層。指出概念中的未來特質。這種特質伴隨著近代的進步思想。他作為一個保守主義史家，對這種進步思想進行批判。對於男女平等的問題，也是同樣適用的。
什麼叫觀念中的未來？我們常見的就是社會五段論。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常常說「封建糟粕」，說誰誰誰的思想很「封建」。在這裡，封建是什麼意思？其實等同於落後。為什麼他是落後的？因為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階段。
同樣，為什麼近代中國人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因為在這套邏輯里，共產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先進、更好，我們選擇共產主義，當然是選擇更好的，是為了「趕英超美」。我們可以看到，在這裡，未來是確定的。未來本來應當作為一種未知的、不知向何方的狀態，在這裡，它被確定了。被賦予了唯一的含義。
人們往往用道德，來證明自己的未來觀的合法性。就像那位女主持人一樣，你如果不認為我們的發展方向是「同工同酬」，那麼你就是不道德的。而她也同樣，利用人們的道德感，給人們指定了未來的道路。未來的無限可能性被抹除了，只剩下唯一的可能性。緊接著，他就可以用未來來指責當下，用結果來批判過程。
下面舉的例子近似於電車難題
「平等」就這麼被塗上了一層未來的玫瑰色。他勾勒一幅美好的藍圖，讓我們對現實義憤填膺。這裡當然不是要為現實辯護，而是要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拋開這種道德上的吸引力，它如何自證合法性？例如，我們未來的期待是人人都有糧食吃，不會有人餓死。但是，現在面臨一個選擇：這裡有一些糧食，有十個人。如果給三個人吃，他們吃的很好；給五個人吃，他們吃的很飽；給八個人吃，他們都餓不死；給十個人吃，所有人都餓死。基於一種道德的觀念，一種未來的觀念，當然是要讓人人都吃，不符合這個的，都應該批判。但恰恰是這點，使得所有人的餓死。
毫無疑問，在這個例子中，會看到一種最糟糕的情況。自由意味著人的無限可能性，當未來被定義的時候，所有可能性都被扼殺了，只剩下一種可能性。而更糟糕的是，這一種可能性，恰恰是不可能性。那麼這個時候，「未來」實際上扼殺了通往未來的一切道路。而這恰是極權主義的特質。
一種批判的觀念，應當是基於現實的，而不是基於一種藍圖。也就是說，對於一些情況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可以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更多是不讓三個人獨享食物，不讓五個人獨享食物，但是，最終還是不得不犧牲一些人。
一種逾越可能性的實踐批判
這個題目是福柯在《什麼是啟蒙》一文中所提到的路徑。具體內容可見我之前寫的文章：啟蒙是一種氣質
什麼是平等？在我看來，就是每個人可以自由的發展，不受權力的壓制。就是每個人都有通往未來的無限可能性而不需要面臨被扼殺的危險。這意味著兩點：第一，我們要維護這種可能性，使其有不被扼殺的權利；第二，我們要努力去創造這種可能性。
關於第一點，這種對不平等的鬥爭，並不是基於一種未來的觀念，而是基於現實。當一些女性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著裝，另一些卻在一種壓力下，被迫穿同樣的制服的時候；當一些女性可以充分的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另一些卻沒有上學的權利的時候；當一些女性可以自由戀愛，另一些卻仍然受家庭支配的時候。我們應當與這種不平等戰鬥到底。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平等，還因為這種平等在現實是可行的。
同時，這種平等維護的是可能性，而非要達到一種確定的情況。換句話說，我們能做到的是，努力使其不被迫如何，而不是使其變得如何。後者是不可能的。
例如，在日常的男女關係中。通常是男方主動表白，女方最多暗示。有時候女方會不立即答應，以試探男方的誠心。再比如一些情侶，會有SM行為。如果以一種絕對的平等來看待，男方表白難道不是一種大男子氣概的體現嗎？SM更是直接的不平等了。但是，如果嚴格按照這種觀念，無疑是消弭了雙方互動的一切可能。互動不再成為一種靈巧的、有趣的、試探下進行的活動，而成為一種例行公事了。
那麼是否我們就只能 面對現實無能為力了，只能選現實提供的選項？並不是如此。這也就是福柯所說的含義。就是所謂的一種逾越可能性的實踐批判。
如果停留在現有的可能性中，哪怕我們充分自由，也依然只能保持現狀，不會得到改善。然而，恰如此前所說，人之所以為人，在於其可以不斷創造，不斷塑造自身。回到二百多年前，康德還在說「絕大部分的人（其中包括全部的女性）都把步入成熟狀態認為除了是非常之艱辛而外並且還是非常之危險的」。回到一百多年前，美國黑奴剛剛獲得解放，不久又簽署了排華法案。回到幾十年前，同性戀或許仍然是一種犯罪，避孕藥的研製更是被抵制乃至犯法的。
這一切在過去看來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在今天已經習以為常了。這當然不是因為我們總在向一個確定的方向走，而是因為我們的先輩，在不斷創造新的可能性，突破現實的選擇，以一種新的實踐形式取得大家的認同。對現實的批判是應該且必要的，但是，這種批判不應該基於某種不可能的超越性；也不應該僅僅是走向一種相對立的形式，這種形式本身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比如對抗家庭的方式是不結婚，對抗男女不平等的方式是仇視所有男性。
如果我們還相信平等作為一種價值，那麼就應當以一種現有的更好的方式，取代糟糕的現狀。同時，去努力嘗試、實踐、創造一種新的形式，去挑戰結構性的不平等，最終改變結構。再回到JP的話，或許在很久遠的以前，人是從龍蝦進化而來的，或許人的神經同龍蝦仍然有很大相似，但人不是龍蝦。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我們會超越龍蝦，這可以是不能忽略現實的理由，但絕不是為現實辯護的借口。
現代性並不是要「在人本身的存在之中解放他自己，而是迫使其面對塑造他自己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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