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 | 春江水暖鴨先知，似曾相識燕歸來 ——兩岸民國史研究追憶（上）

原標題：史話 | 春江水暖鴨先知，似曾相識燕歸來 ——兩岸民國史研究追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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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桂子先導

（ID：guizixiandao）

我與台灣民國史研究者接觸較早，交流甚多，或可算是兩岸學術交流的先驅之一。特別是1986年以後，我與華中師大及其歷史研究所同仁更成為兩岸交流的積極推動者。回顧往昔，展望未來，思緒萬千，欲理反亂。衰暮之年，筆拙思滯，只能就記憶所及，簡述30年來的親身經歷，或可供今後研究此段史事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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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階段（1979年前）

我與台灣民國史研究者的神交，源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從事辛亥革命研究，因為必須借重鄒魯、黃季陸、郭廷以諸前輩的大量論著。當時兩岸處於隔絕狀態，私人無法購置台灣相關書籍。幸好1961年前後，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了《民國文獻》大型文獻資料專輯，華中師院圖書館為支持我們研究，通過國際渠道購置一整套。這可能是大陸高校罕有的慷慨壯舉，一是因為太貴，且缺外匯；二是因為政治上冒風險。我非常珍惜這套書，系統閱讀並做筆記，獲益匪淺，可說是神交的發端，但對台灣民國史研究的現狀仍然毫無所知。

「文革」期間，辛亥革命研究成為禁區，我又成為重點批鬥對象。但《民國文獻》這套寶貴書籍，由於圖書館提前巧妙藏匿，得以完好保存，否則不僅會遭焚書之劫，而且還會更加重我的「反動罪狀」。「文革」結束，我與林增平等編纂《辛亥革命史》學術專著，為借鑒海外有關辛亥革命新的論著，在北京圖書館借閱了若干台灣有關辛亥革命的新書。當時全國只有北京圖書館始終未停採購海外學術書籍，所以我如饑似渴猛讀。在此期間，偶然發現台灣幾部重要新著，其中張朋園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竟然公開引用我的《論張謇的矛盾性格》，而且完全突破既往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的陳舊格局，使我耳目為之一新。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與《清季的革命團體》，也運用了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開闢了新的研究路徑。我當時的感覺是，他們應是台灣這個研究領域的新潮引領者。

當然，我的認識非常浮光掠影，對台灣民國史研究群體的直接交流與深入了解有待於1979年冬的訪美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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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交階段（1979-1993）

1978年，根據中美學術交流協定，美國辛亥革命研究學者高慕軻(Michael Gasster)作為高級訪問學者來華中師院與我合作研究，為期一年。稍後還有弗里曼(Edward Friedman)與柯白(Robert Kapp)先後來漢訪問。正是在他們這一代學者的推動下，我與武漢大學蕭致治先生於1979年秋應邀赴美學術交流，前後歷時一個多月。美國同行為我們安排的路線是從西往東，依次訪問華盛頓大學(西雅圖)、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威斯康星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馬里蘭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每到一校，作為主要接待者的中國或亞洲研究中心，都會安排若干來自台灣的學者與學生參與交流，而他們更多是利用晚間自動結伴前來我們處所海闊天空敘談。

訪問第一站就是風景如畫的濱海城市西雅圖，而第一位正式接待我的就是來自台灣的吳燕美，時任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副館長(館長正在大陸訪問)。她出生於燕大校園，一口純正北京話，同胞之情溢於言表。她首先安排與我個別交流的是同樣來自台灣的博士候選人黃俊傑，他著重介紹自己的《孟子》研究，涉及鄉愁視角，並大體描述了台灣史學界世代更替的趨勢。言簡意賅，才思敏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10月4日，我在美國首次演講，題目是《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研究的現狀與趨勢》，承蒙嚴復之孫女綺雲教授親自為我翻譯。更難得的是已經退休多年的前輩學者蕭公權教授，也趕來參與交流。綺雲大姐待我如同家人，第二天正是中秋佳節，她與其他華人同事為我婉辭了中國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共進晚餐併到海邊賞月。正是「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此情此景，銘心難忘。

此後與來自台灣的同行學者接觸愈來愈多，也愈來愈敞開心扉。伯克利由杜維明負責接待(代表魏斐德)，除共同主持一場課堂討論，還專門為我詳盡介紹美國與台灣學界的相關情狀，特別是好心傳授了許多與美國學術交流的渠道與方法。在威斯康星結識了周策縱、林毓生等，策縱湘音猶存，贈書題詩，毓生自家留宿，坦誠建言，都使我們淡化了身在異國的陌生感。在馬里蘭大學，薛君度主持的「新英格蘭地區政治學者關心中國研究會」的專場報告會上，許多外地華人學者紛紛趕來，特別是國會圖書館的居蜜女士，主動為我翻譯。她是居正孫女，祖籍湖北廣濟，因此鄉情特別濃郁。第二年春節，她偕夫婿回梅川鎮尋根，從此成為交流最密切的海外好友，連同她的母親與弟妹，都成為我與華師同仁的常客。而《居正全集》的合作整理編輯，以及邀請我到台灣講學，她都是重要的促成者之一。

首次訪美，收穫最大的是在耶魯與哈佛。耶魯之行不僅為耶魯大學與華中大學恢復了中斷已久的歷史聯繫，而且還在新的基礎上正式簽訂相對穩定的長期合作協定。與此同時，則是結識仰慕已久的費景漢與余英時兩位學術泰斗，儘管是萍水相逢，但卻一見如故，盡情傾吐衷曲。他們不僅關注中美及兩岸學術交流健康發展，而且更為盼望大陸開放改革的步伐堅定不移。在我演講時，英時唯恐我早已忘記繁體字，親自代寫必要的板書。此後我每到耶魯必與他倆聚晤，成為終生知己。在哈佛還有幸遇見王家儉，這是我結識的第一位南港學者。他已參加張朋園和李國祁主持的「中國區域近代化研究」，正在哈佛查閱資料，撰寫中國海軍近代化專著(北洋海軍)。可能是為避免媒體關注，他與我在圖書館書架巷道里站著暢談，南港的學人與學術生態開始對我產生極大吸引力。哈佛燕京圖書館吳文津館長為我詳盡介紹豐富珍藏，並且說明前任老館長裘開明畢業於武昌文華圖專，可以說是海外傑出校友，在北美圖書館學界影響甚大。他與清史專家吳秀良對我的研究頗為關切，此後數十年間經常互通音訊或提供資料。

此次訪美行程，策劃者原本沒有通知芝加哥大學，所以在芝大任教而又聲望甚隆的鄒讜與何炳棣兩位前輩學者，緊急催促校方向我發出單獨邀請，並由校長親自為我解決簽證延期問題。這是此行的壓軸戲，由於鄒、何二老與謝文孫、錢新祖等學術骨幹的精心安排，其熱烈程度甚至超過此前的10所院校。

11月3日晚，芝大華人歷史學者聚集何宅，何師母親自下廚，以江浙菜肴款待。何老縱情暢述，從20世紀30年代北大、清華之爭，一直說到哈佛與芝大之爭，提供許多史學掌故。賓客亦興緻甚高，不覺已是凌晨4點，何師母仍按原定計劃製作上海小餛飩，遂以「宵夜」充「早點」。回到賓館，倦極沉睡，醒來已是11月4日中午。這才想起原來約定與專程來訪的吳相湘前輩共進午餐，幸好謝文孫已提前來賓館探視，見我酣卧未忍喊醒，遂代為婉言取消此次餐敘，為此我長期深感內疚，直到90年代來美長住，才有機會向吳老當面解釋並謝罪，此後他還為我們設立孫中山研究獎學金。

此次訪美還有兩批為數較多的台灣年輕學者私下熱情訪談。一是10月8日在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密集訪問並晚宴後，回到宿舍已近子夜，但大批台灣留美學生仍然苦等，甚至還有夫婦攜嬰兒坐在客廳地毯上。大家一見如故，暢述兩岸狀況以及未來關係，凌晨才依依惜別。二是10月23日參觀聯合國，在秘書廳中文處與已在該處任職多年的台灣學者邵子平、吳章銓、禢福輝、龔鵬程等親切敘談，以後成為共同推動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併對日索賠的忠誠夥伴。

但是，真正稱得上正式而公開的交往的，卻是1982年4月的芝加哥會議。那幾天，美國東北部暴風雪肆虐，甚至連芝加哥都受嚴重影響，但兩岸關係卻似乎有「破冰」的徵兆，正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

關於這次會議，當時與事後海內外都有許多報道與記述，我自己也曾寫過《芝加哥會議：兩岸中國學者第一次正式會晤》。所以不必贅述，只就大陸方面的運作略予說明。

首先，此次重要會晤，大陸方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手操辦，代表團也主要由該院成員組成，只有我與胡繩是院外人士。胡繩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為避免政治色彩過濃，臨時採用「北京大學教授」名義。外地學者只我一人，但事前對此一無所知，臨行非常倉促。

其次，整個代表團似乎也是匆忙上路。我趕往北京的第二天就隨團乘機赴美，行前沒有開過任何預備會議，也沒有誰向我傳達過任何上級精神或具體方案。我能夠作為依據的就是作為主辦方的亞洲學會年會的會議通知及活動日程。直到我們抵達芝加哥的第二天，早餐後胡繩才通知由我擔任大陸方面的答辯人，並且把台灣學者提交的4篇論文(英語稿)交我認真閱讀。當天，會外邀請應酬甚多，他們5人匆匆離去，只有我獨自關門讀稿，但也不知如何準備，更不知道會上該作如何應對。胡繩一行直到傍晚才回來，隨即同往「第一樓」與台灣代表共進晚餐，仍然沒有向我「面授機宜」。

正因如此，我的正式答辯沒有事先準備的發言稿，完全是即興發言，隨機應變，幸好趙復三英語表達堪稱上乘，而且譯意信達，詞語典雅，有些中文媒體盛讚珠聯璧合，但事先確實沒有任何溝通與預演。「二李」(澤厚、宗一)似乎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與作用，始終作壁上觀，坐視台灣學者輪流上陣，而我則成為孤軍作戰。有的評論說我佔盡風光，那是天大冤枉，如果李澤厚事先有準備，以他的思維敏捷與辯才無礙，何至於讓我隻身苦撐。

但在眾多中外聽眾熱情關注與全力支持下，會議終於圓滿結束，美方主持人與海峽兩岸參與人士皆大歡喜。會議結束當晚，唐德剛等旅美華人學者約二三十人一擁而上把我拉去舉辦慶祝酒會，歡樂如嘉年華，子夜始散，而前輩學人鄧嗣禹又從新加坡匆匆趕來，兩人又復把酒暢談，直到凌晨2時，我才回到自己卧室。芝加哥的盛會，對兩岸民國史交流具有里程碑意義，多年以後許多台灣同行見到我仍然回憶起在那金碧輝煌的棕欖賓館首次見面的情形。我深感榮幸，因為曾經參與那最先感受到春江暖意的鴨群。

1984年因華師眾多同事推舉，謬膺華中師院院長。我雖不擅行政管理，但卻樂意運用學校豐厚資源，推動兩岸學術交流。

1985年春夏之交，我首次以校長名義出訪，推動中美校際學術交流，回國途中適逢華中大學香港校友會正式成立，遂專程前往祝賀。台灣前輩學者潘重規的女婿、香港環宇公司董事長楊克平聞訊來訪，希望我出面在香港籌辦「章太炎黃侃學術研討會」，費用全部由他資助。此舉顯然出自潘老倡議，我當然樂於承諾，隨即與香港大學王賡武校長商量合辦。賡武與我曾同時在南京讀大學，早先已經結識，所以滿口答應，並指派趙令楊教授專門負責聯絡台灣學界，大陸方面則由我自行負責溝通聯繫。經過多方面共同努力，此會於1987年春圓滿舉辦，頗得海內外學界的好評。閉幕式上潘重規、高明兩位前輩對我溫語嘉勉，並單獨合影留念。此後楊克平在大陸繼續與華師、武大、南大密切合作，共同推進兩岸同行學者的合作研究，對章、黃之學的弘揚有所貢獻。

1986年是孫中山誕辰120周年，以此為契機，兩岸學術交流機會更為增多，甚至在1991年辛亥革命80周年形成一個小小高潮。

1986年11月中旬，我應邀參加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辦的國際亞洲歷史學者協會(IAHA)，其中有一分組會即以紀念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為題，我提交論文《孫中山與宮崎兄弟》。大陸學者只我一人參加，台灣學者較多，但多數是素不相識的中青年。他們更為關切的是台灣史學界內部的世代更新，對個別老學者的正統觀念頗為反感，所以與我相處較為融洽。會議結束後，新加坡外交部部長舉行國宴餞行，且以交響樂隊演奏助興。我作為大陸代表被安排在貴賓席，鄰座則是台灣學界元老杭立武。這讓我想起芝加哥會議的「第一樓」歡宴，但情況卻有很大的差異。杭立武與我稍作寒暄，開門見山就問：「你知道我是原金陵大學董事長嗎？」見我點頭稱是，他接著又笑問：「你知道我是你們陳校長的妹夫嗎？」這一點我確實不知道，但金陵情結頓時縮短兩人距離，使我淡化了與高級官員接觸的矜持。席間由於沉迷於共話金陵往事，幾乎忘記與其他客人交流。稍後，杭立武突然被喚出接國際長途電話，回來匆匆對我耳語，「很抱歉，我要提前離席，因為夫人(宋美齡)要我到美國參加一次聚會」。我認為可能是為宋美齡祝壽，但也不便詢問，遂即握手惜別。我與杭立武只此一面之緣，但卻留下比較溫馨的回憶，儘管他也是我學生時代反抗的對象。

1988年對我似乎是更有意義的一年，因為我終於見到心儀已久的朋園。

這年6月，在唐德剛、李又寧諸友人的促成下，美國「廿世紀中國歷史學會」舉辦年會並邀請我與朋園參加。年會主題是「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可能由於政治敏感性，大陸只我一人參加，台灣學者倒是去了很多。午餐演講安排兩次，分別由胡佛與我代表兩岸學者發言。胡佛本來就是政治學教授，台灣民主運動已蔚成風氣，所以能暢所欲言，受到全場熱烈歡迎。我則因為自行參加，未經任何方面授權，很難代表誰人，所以發言拘謹，會後袁家騮先生坦率指出我的不足。為了彌補這個缺陷，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系統發表個人意見，以後在其《亞洲論壇》全部播發，也算聊以補過。又寧接待周到，讓朋園與我有充裕相互溝通時間，自此結成兄弟般誠摯友誼。

此次會議不僅僅限於民國史研究的交流，我還正式參與唐德剛、邵子平等好友「對日索賠會」的倡議與籌建。會後我到耶魯神學院檢閱教會大學檔案文獻，在業師貝德士博士個人檔案全宗發現「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大量原始文獻，這就促使我晚年持續研究「南京大屠殺」。與此同時，會議的資助者浦家麟先生(遠東圖書公司老闆)對我非常關切，曾邀我與其子女共度「父親節」，以後又共同推動兩岸出版事業的合作。

正如朋園回憶：「1990年代，兩岸學術交流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與華中師大的往來也較以往多了許多。先是我們交換出版品，後來我們在台北及武漢的學術討論會都有雙方的學者參加。雖然各有不同的見解，但熱烈討論。有時為專業性的需要，邀請對方學者參與教學，或審閱論文，開了學術往來的新的一頁」。我則稱之為「深交階段的開始」。朋園於1989年夏天來訪武漢、貴州，成為南港學者的第一人。而1990年玉法偕眾多台灣學者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抗日戰爭研討會，並且為我主持的「日軍侵略暴行」分會場熱情協助。

1991年8月，為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杜維明主持的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舉辦盛大的國際研討會，兩岸學者都有許多人參加。會上由張朋園、周錫瑞、閔斗基與我做大會發言。由於大陸學者是組團，因此集體安排食宿，而我是由日本孫中山研究會資助從耶魯大學單獨前來，所以食宿都與「台灣」、日本、韓國等「散客」自行組合，與大陸學者反而無法普遍接觸。會議期間，除朋園外，與蔣永敬學長敘談甚多，因為我們有青年軍的共同經歷。他偕夫人同行，伉儷情篤，風雨同舟，亦使我有親近感，從此也成為莫逆之交。陳鵬仁是「台灣」有名的日本通，由於我們有許多共同日本友人，也是在此結識並長期交往。1993年春，耶魯中國留學生成立「兩岸學會」，推動青年學者之間的交流，費景漢、余英時、沈君山與我皆欣然受聘為顧問，或多或少也起了一些諮詢作用。

1993年暑假，離開中國已有三年，閑雲野鶴，倦遊思歸。由於居蜜、朋園、玉法等友人的居間聯絡，中研院近史所陳三井所長與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張哲郎所長共同邀請我順道來台灣作半年以上的訪學。從我個人而言，這是與為數眾多的台灣同行學者進入深交階段的開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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